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浪费风暴”

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对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进行严厉的纪律制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人民委员会常务会议，重申中央政府对一切贪污浪费等腐化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后来又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等通令，要求“各级必须坚决执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

在此期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也在《红色中华》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贪腐浪费等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所有后方的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要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谁要不努力去做这一工作，就是怠工。”“这个时候，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号召工农群众起来帮助政府，来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对于一切浪费行径，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予严厉的惩办！”

为此，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显眼处挂设了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检举。在反浪费斗争中，这些控告箱起了重大作用，一些贪污浪费分子都是通过控告箱检举线索查出来的。

从1933年秋冬开始，在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贪污、反浪费斗争进入高潮，并及时公布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贪污浪费案件。对这些案件中涉及的浪费款项等犯罪事项均予以披露，《红色中华》报也作了公开报道，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撼。

自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以来，一个个蜕化变质分子被检举揭发出来。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律，造成临时最高法庭在审理案件时，有时出现量刑不准的情况。

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必须尽快制定颁布一个惩治贪污浪费的法律文件。他找到项英，以及时任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兼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中央司法部代部长的梁柏台等人，征求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从法制上反对和严惩贪污浪费行为的重大课题，开始摆上了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决策者面前。

经过反复讨论和多方征求意见，一份专门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法令诞生了。

1933年12月15日，由毛泽东主席、项英副主席签署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用石印印成大字布告，在中央苏区广为张贴散发。

“二苏大会”前夕，为了扩大影响，项英又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草拟了一份专门配合这场斗争开展的指示信，报经毛泽东审定后，与上述《训令》同时在1934年1月4日的《红色中华》报公布发表。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法律文献，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轨道。

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举行。24日，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大声呼吁：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地用力。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这代表着中央苏区广大军民与贪腐浪费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决心和心声！

广泛开展节俭运动，中央机关领导同志率先垂范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得到中央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

1934年1月16日，《红色中华》报率先发出倡议，号召全苏区人民实施节省“六项规约”：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建立节约箱；每个伙食单位建立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这一倡议，反响极大。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工矿企业、各类学校医院等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军民积极响应，迅速行动起来，从每天节省一张纸、一餐菜金、一个铜板开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厉行节约，力戒浪费。

面对苏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自觉行动，苏维埃中央政府因势利导。3月1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红色中华》报，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并提出了开展节省运动的具体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委员会提出的节省办法，是在中央苏区党政机关办公费用和工作人员生活待遇本来就已很低的情况下提出的。这就意味着苏区干部及工作人员要过更加节俭清苦的生活。

意想不到的是，号召刚一发出，就得到中央党政机关的率先响应，而中央领导人更是时时处处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

身为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无论在平时，还是在节省运动中，始终严于律己，从来不搞特殊，生活非常俭朴。他每天的生活标准也只有三钱盐、二钱油，“每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他有夜晚工作的习惯，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的菜油灯，可他始终只点一根灯芯，且每晚都工作至深夜甚至次日凌晨。他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些补丁。他有吸烟、吃辣椒的嗜好，却从不因这些嗜好搞特殊化。他是执行苏维埃政府各项规定和群众纪律的楷模。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在节省运动中，他与苏维埃机关广大干部一样，除每天坚持节省二两大米外，还严格执行红军部队后方机关的节俭规定，过着“有盐共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

此外，还有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刘少奇、项英、彭德怀等中央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在反浪费和节省运动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愧是中央苏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表率。

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教育和带动了各级党政干部节省运动的开展。中央苏区各省、县、区、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红军部队广大指战员，各工矿企业和商店的工人、店员、职员等，以火热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反浪费斗争和节省运动中，涌现了许多节约奉公的感人事迹和动人歌谣，至今仍在赣南老区人民中广为传唱。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点灯笼访贫农。”这首在赣南闽西广为流传的客家山歌，就是当年中央苏区广大干部节约奉公、执政为民的真实写照。

公正有力的审计监督，确保了中央苏区节省运动与反浪费斗争的健康持续推进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节省运动与反浪费斗争，一直持续至红军长征前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为检查节省运动的成效，有效地发现、制止和防范贪污浪费行为，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各省分会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的规定，对节省运动依法开展了即时审计。

中央审计委员会设立于1933年9月，当时隶属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二苏大会”提升为与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平行的国家政权机关之一，统一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具体担负中央苏区经济审查等重要工作。

在“一切为了前线”和“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的口号下，中央审计委员会在中央苏区大力开展了审计工作，并将审计查核结果在《红色中华》报上及时予以公开，发挥了重要的经济监督作用。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中央审计委员会还对中央各部的节省运动进行了专项审计，把反浪费斗争纳入经常化的轨道。

在对节省运动审计中，中央审计委员会善于抓住重点，决定行政机关抓节支问题、企业单位抓增收环节，并决定从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机关开始审查，通过财务审计，帮助行政企业单位建章立制。这一决定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中央审计委员会首先对中央各部3月份的节省情况进行了审计。经审查：与上月相比，中央各部行政经费支出节省了40%；伙食方面与规定的数额相比，节省米282斤、谷210斤、菜钱306元。同时，为指导其他苏维埃机关更深入地开展节省运动，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报告中，及时总结了中央机关做好节省工作的五点经验：要深入动员群众，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节省既要注意大处，也要注意从小处入手，积少成多；劳动纪律的提高，可以促进节省；节省运动要与反贪污浪费斗争相结合；上交节省款项时要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以免挪用和遗失。

9月初，中央审计委员会又对中央各部门4至7月份节省行政经费、粮食和夏衣以及退回公债等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经核查认定，在扩大红军和保卫队员6万多人需增加开支的情况下，4个月还比2月份减少开支625876元、节省款项87896元，若剔除增加人员等因素，节省的数目还要增多。为此，中央审计委员会在检查总结报告中认定，中央各部门不仅完成了4个月节省80万元的目标，而且还比计划数将近超过一倍即130万元以上。

与此同时，中央审计委员会还对中央各部门、企业和团体的预决算、会计、财经收支情况进行审计，从制度上遏制浪费行为发生。通过对中央各部预决算审计，发现各部2月份的经费预算决算与实际需要出入很大，审计报告对这些部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针对存在的问题，审计人员帮助各部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实行编制预算。因此，各部3月份的预算，其工作人员由2月份的849人核减到680人，经费由2月份3678元核减到2831元，大大地节省了开支。中央审计委员会把这次审计活动写成审计报告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警醒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建立预算决算制度，节省苏维埃政府开支。

中央审计委员会在《检查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财政收支的总结》中，要求他们“建立各级会计制度，收款支款和经手的救济款项，都要详细地计算和检查，发动会员群众来监督款项的保管和检查用途”。对总卫生部系统5、6月份节省工作进行审计时，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充分肯定其“惊人成绩”的同时，对其在节省运动中采取命令摊派等过左和“锦标主义”的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

在检举贪污浪费行为中，中央审计委员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部分国家企业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时，发现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中央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做假账问题后，审计人员排除种种障碍，从检查会计账簿入手，查清了他们利用假账进行贪污的事实。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根据审计报告的线索，核实了他们的贪污行为，三人先后被苏维埃法庭公开判决，相关责任人也分别受到处理。

在节省运动专项审计中，中央审计委员会十分注重反对官僚主义，从源头上遏制浪费行为发生。在审核粤赣省预算总结后，发现他们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节省的指示，阮啸仙亲自写信给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批评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2月份只有工作人员665人，而3月份却增加到998人，净增了333人。同时也批评了于都县的巨额开支，2月份支出才2151元，而3月份却增加到7536元，增加2倍以上。阮啸仙看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关于三月以前行政开支理由的报告》后，马上又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把“节省每一个钱，为着战争，争取前线胜利”提到福建省苏面前》的文章，公开严厉批评该省和所属各县严重透支情况，不仅不执行中央关于节省30%的指示，反而超过70%，希望他们迅速改正浪费行为。

中央审计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审计工作，从而使中央和各级政府在执行财经制度以及政府机关作风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在节省运动和反浪费斗争中，浪费可耻、节俭光荣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蔚然成风。

严厉查办大案要案，一个个渎职浪费分子受到惩处

节省运动的蓬勃开展，推动了反浪费斗争的持续深入。

在苏维埃政府机关，与群众节俭热情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个别情况甚至还比较严重。

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给苏维埃干部敲响警钟，毛泽东、项英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在中央苏区发动了把贪腐浪费分子驱逐出苏维埃的斗争。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对自身内部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就从来没有姑息迁就过。毛泽东在“一苏大会”上曾谆谆告诫过苏维埃干部们：“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但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节节胜利，苏区经济条件的日趋好转，少数干部放松自律、忘乎所以，贪腐浪费现象开始滋生蔓延。

“苏维埃政府绝不容许贪污浪费分子存在！”早在“二苏大会”前夕毛泽东在主持审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时，就指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对苏维埃机关的蠹虫，要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

在这场斗争中，中央工农检察部（工农检察委员会）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直接领导苏区的反贪污浪费斗争，查处了一批贪污公款及奢侈浪费分子。据《红色中华》报报道，仅1934年1月至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与中央审计委员会、最高法院等部门积极配合，将贪污浪费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建议行政机关撤职改调工作的7人，给予严重警告的2人，警告的4人”。特别是查处了左祥云等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的大案要案，更是在中央苏区引起了强烈震动。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迎接“二苏大会”召开，决定在瑞金沙洲坝村兴建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村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以及为纪念英勇牺牲的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而兴建的博生堡、公略亭，时称红都“六大建筑”。“二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由钱壮飞任建筑设计师，由梁柏台任工程总指挥，具体的建筑施工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

中央总务厅接到任务后，专门成立了“二苏大会”基建工程所，并委任左祥云为该所主任，具体负责六大工程基建施工。从1933年10月开始，“六大建筑”工程陆续奠基开工。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六大工程顺利竣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六大建筑”顺利竣工了，负责建筑工程的干部却一个个倒下去。原来，负责六大工程的中央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官僚主义作风十足，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六大工程在建筑施工中严重浪费。令人气愤的是，竟发生了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巨款之事。劣迹败露后，左祥云竟然畏罪潜逃。

毛泽东获悉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发出通缉令。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迅速组织力量，查清了左祥云的犯罪经过，以及徐毅所犯错误事实。毛泽东、项英、张闻天等亲自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查处情况汇报，并召开人民委员会议，审查了对左祥云贪污浪费案的查处结果，对徐毅等渎职官僚分子作出了处分决定，并及时在《红色中华》报上进行了公布。

苏维埃最高法院根据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提请，对左祥云一案进行了补充侦查核实，又发现了他们新的违纪犯罪事实。

为扩大社会宣传和影响，警示教育苏区广大干部，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决定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审判大会，对左祥云等进行公开审判。

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成了最高审判法庭。主审法官由董必武亲自担任。观众席上，人头攒动，参加旁听的人员达数百人。旁听群众义愤填膺，请求法庭给予严厉裁判。

经过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审理，最高法院根据毛泽东、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对各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判决如下：“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六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六年……”

这就是在苏维埃法律面前，因官僚习气和贪腐浪费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徐毅、左祥云，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本是他们书写光荣历史的地方，今天他们却在这里接受人民审判；本是苏维埃建设的有功之臣，转眼间竟成为戴罪之人。这教训是何等的惨痛啊！

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坚决查办大案要案，而且对其他官僚分子和渎职浪费行为也予以严惩。仅就《红色中华》报揭露并受到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就达数百起之多。由于法纪如山，利剑高悬，一个个大案要案得到及时查处，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维埃干部队伍，充分彰显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保廉、严明法纪的决心。

“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使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尤其在争取国内战争‘无论如何要胜利’的上面，存在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这段充满自豪的话语，引自中央审计委员会总结节省运动成就和经验时的审计报告。这个历史结论，就是对中央苏区这场节俭风暴的最高评价！○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