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近代科學教育思潮的影响，服务于抗战建国、开发西北的目标，甘肃科学教育馆于1939年创建于兰州。自建成之日起，甘肃科学教育馆通过培训教师、开办中心实验室、巡回教学、图书公开阅览、举办学术演讲、鼓励学术研究等多种方式来增进西北边疆学校之科学教育、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加强科学学术研究，虽环境艰难，物力堪忧、经费短缺，但得各界襄助，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西北边疆地区科学教育落后的现状。 [关键词]甘肃科学教育馆；科学教育；社会教育；西北边疆
[中图分类号] G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9）03-0129-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03.025
科学教育馆简称为科教馆，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出现的公众文化教育设施，主要承担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辅助各级学校科学教育的任务，并通过结合本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开展科学调查和研究的方式来推进科学教育。在指导学校教育方面，科学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所在地的中等学校提供科学教育的实验基地，在民国时期学校科学教育特别是中学理科实验教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科学馆在近代较早普及公众科学知识的国家乃是一种平常的公共文化设施，“但在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多变、科学发展曲折艰难的背景下，科学馆被赋予了较其他国度更多的功能和使命”[2]。在这一社会背景下，1939年元旦于兰州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有着属于自己的角色和功用，在增进西北边疆之学校科学教育、普及社会民众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甘肃科学教育馆创建的时代背景
（一）科学教育思潮的影响
科学教育思潮出现在近代中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完成了两次产业革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同一时期曾经在古代创造辉煌文明的中国却处于科学落后、国家多难、民族危急之境。面对国势衰微的状况，爱国人士关注国家命运，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科学教育只是被局限在学习、模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范围内，对当时的社会和教育影响甚微[3]，直到维新运动时期才真正明确提倡科学教育，其中以严复呼声最高，把科学教育提高到了救亡图存的重要地位。
真正科学教育思潮的形成始于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学生，于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立的中国科学社，翌年1月刊行《科学》杂志，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科学教育思潮进入起潮时期，形成一股颇有时势的时代潮流[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下形成了以批判精神、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主要标志的“五四”精神，促成科学教育思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对推进我国的科学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教育思潮正是在这样大的社会氛围中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些留学欧美的学生如陶行知、胡适等人提出科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1923年，中国科学社在杭州召开会议，任鸿隽提出该社新目标为：发行杂志，编译书籍，编订科学名词，设立科学研究所，设立各种博物馆，举办科学讲演，举办团体旅行，接受各机关之科学研究委托[5]。一批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为中国科学教育思想注入了一股新流，促进了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939年成立的甘肃省科学教育馆成立，是科学教育思潮的产物，见证了我国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简单模仿到科学教育落实到实际的教学领域之中的变化。其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就在于改进西北地区科学知识匮乏、科学教育落后的现状。主要通过设立博物展览、邀请中外专家举办科学讲演、发行学报、编译国外科学书籍等方式在西北边疆地区推行科学教育，基本与中国科学社规定的目标一致。
（二）建设西北边疆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之后，应国防之需，国民政府决定开发西北，其中，发展西北文教成为基础性工作[6]，为在西北边疆地区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后，举国施行“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1938年3月31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中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纲要中提出了“九大方针”和“十七项要点”，纲要中的九大方针指出：“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需要；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适合一切国情；对于各级学校之教育，力求目标之明显，并谋求各地平均之发展……”[7]。十七项要点亦规定了在抗战时期办理社会教育的注意事项：“……确定社会教育制度，并迅速完成其机构，充分利用一切现有之组织与工具，务其于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并普及适应于建国需要之基础训练[8]”。“实施方案”对边疆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工作亦着墨甚深，成为抗战期间教育循序发展的重要原则。虽在战时，但我国的科学教育、社会教育及边疆教育的发展有了政策上的保障，在西北地区发展科学教育也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为甘肃科学教育馆的成立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在兵荒马乱之际，后方边远省份成为重要的根据地，抗战时期“年来外患日亟，边警频传，注意边疆，研究边疆，经营边疆之呼声，乃随边患之增高而增高”[9]。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西北地区就抗战而言，可以充实后方，就建国而言，可以奠定国之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开发西北亦提上日程，“国难发生以来，国人鉴于国土日削，遂将其向对沿海沿江诸省注视之目光，转而向素不经意之西北；故开发西北之声浪，高唱入云”[10]。然而这些边远地区大多贫瘠，经济建设落后，学术研究历史之浅，参考书籍缺乏，科学教育薄弱。研究人员初来开发调查西北时，“西北为一十足之畜牧及农业社会，一切均停滞于中世纪之状态下，举凡工商业农业概未加以改进，即日常生活，亦充分流露原始状态”[11]，为提升其文化与生活水平，增强其国家意识，确保各民族文化之交融，开发边疆以巩固国防，边疆教育、社会教育和科学教育事业得以大力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