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交代得清晰明了，这样的构图形式，加深了画面的纵深感，对场景的叙述有条不紊。整个图案的布局直奔主题，用一种开门见山的手法抓住代表性人物及事件的主要特征，通过简约的手法勾画了“七子八婿”浩浩荡荡地给郭子仪拜寿的重大事件，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艺术感受。整个画面的装饰效果虚实结合，上半部深实下半部浅虚，侧面呈外弧内斜状与外部浮雕契合，上下深浅对应形成一种特别强烈的光影效果。观者的视线一下子就能被上半部的深雕中的主题人物吸引，而下半部的浅雕中人物的衣袍底则在较弱明暗对比中显得轻盈流动。
（二）广东省博物馆馆藏“郭子仪上寿”
木雕花板在广东一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民间手工技艺，由于大多施以金漆，所以也称“金漆木雕”。
这幅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清代潮汕木雕“郭子仪上寿”花板刀法细腻，采用了多层镂空的雕刻技术，在一块木板上刻画了前、中、后景，显出了多层次的效果。其构图安排巧妙，穿插合理，缜密不乱。作品依据楼阁分为三层，借用中国画构图中特有的散点透视原理进行了巧妙的布局——第一层为主题部分，着力表现了主人公郭子仪夫妇安坐府中受拜的欢乐场面；第二层刻画了往来王府庆贺的众人，骑马的、鸣锣的、开道的，最边角还有放炮嬉戏的孩童等等，热闹非凡；第三层为马上传捷报的府衙及悠然劳作的樵夫，人物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全幅画面穿插草木枝丫等配衬景物，使得三组画面连续流畅、排径生动，使原本没有太多关系的不同人事融进一幅作品而不显得突兀。
（三）永春李家大院的雕刻《郭子仪拜寿》
李家大院的这两幅雕刻作品，其中一幅是位于李家大院入口正门门额上方门楣处的石雕。由于石材加工雕刻的难度所限，这幅构图简洁明了，仿佛只摄取了一个中景镜头——人物虽少，但神态动作等无不栩栩如生。另一幅是位于李家大院正厅左柱梁枋处的木雕，其场面宏大，如同一幅全景画——人物繁多且构图顺序等稀疏有致。二者分别体现了福建惠安石雕工艺大气干练和永春木雕工艺的精益求精。
门额石雕一改传统端庄气度，夸张地将场景门楼化为大幅度的圆弧状，形成一种鱼眼镜头的吸纳效果，在这方寸间巧妙交代了汾阳府的规模，这样的手法在以往的“郭子仪上寿”题材中还是前所未见的。画面中，郭子仪也非端坐正中，而是豪迈地侧向捋须，动作神态无不体现着为李唐王朝马上立功的大将风范。全幅画面人物分布及配景、背景左右对称，一共雕刻人物十三人，他们动态自然、衣袂飘然，虽和同题材作品比较人数较少，但其刻画细致入微，连侍女手中羽扇的塑造都纤毫毕现，人物的衣着头冠等更为精细。
枋上圆光木雕以长卷式平列铺陈，三段式刻画故事场景，居中为故事情节中心，郭子仪夫妇坐于汾阳府中接受众人拜贺，左右两端场面人物和楼宇比例较之中段渐变，视觉上形成“疏——紧——疏”的关系。整幅作品人物众多、仪仗繁复、道具杂陈，与潮州工艺相似处在于都用花木穿插其间连续画面。其工匠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的手法综合到一起使用，在画面上营造多个纵深层次，形成深浅明暗不一的光影视觉效果。在这幅作品中不同层次活动的人物情节、人物的服饰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都很容易让人想象到汾阳府中冠盖云集、气氛热闹的场面。该作品纷繁复杂，勾勒纤细，层次丰富，形象逼真，充分体现永春木雕工艺精雕细作的传统与华丽辉煌的艺术特色，是一幅难得的民国工艺精品。
这几幅“郭子仪上寿”题材的建筑装饰雕刻作品，不论是石刻、木雕，还是绘画以及其他形式的表现手法，都以写实为主，并做到主题明确、造型生动、精致入微、精彩绝伦，具有极高的建筑审美价值。虽然南北风格不同、表现手法有异，但它们都与当地建筑风格极为协调，并成为建筑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典型。
结 语
以上三组“郭子仪上寿”题材的建筑装饰雕刻作品，其产生年代相差不过百年，以安徽承志堂建筑年代1855年为最早，永春李家大院1942年为最晚。可见“郭子仪上寿”这一题材还是得到了蓬勃发展的，并且从北到南其表现形式及构图组合都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烙印。而李家大院的工匠们，在民国末年战乱的岁月里，继承传统雕刻风格并结合自身深厚的传统技艺，在福建的深山之中使其迸发出新的光辉。传统的装饰题材活跃在闽南建筑的各个部分，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表现手法对当今的环境艺术设计等依然具有很高的启发和参考价值。“郭子仪上寿”的题材在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中产生了很大的衍生和变化，其漫长的历史让人很难再去深究源头，但其对世代平安、积善行德、吉人天佑、多子多福、夫妻和睦、子孙品端的祈求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其古老的意义内涵和各种完美的构图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甚至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汉宝德.国建筑文化讲座[M].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