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前身是1959年9月成立的宁夏地质博物馆筹备处，197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正式成立，馆址位于银川市承天寺院内。2004年新馆建设被列为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的献礼工程。2005年11月27日，新馆建设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馆址位于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路东侧。2008年8月28日，新馆正式开馆使用。
新馆总建筑面积30258平方米，高21.2米，共四层。主体建筑平面呈“回”字型布局，出入口立面借鉴了回族的传统民居木雕图案，与三层外墙局部装修所采用的玻璃幕墙，形成了传统艺术与现代美感的强烈对比；上部透空隔架与下部石材结合，充分表现整个建筑优雅，简洁、均衡、沉稳的个性。外墙装饰所运用的迦陵频迦，力士志文支座等建筑构件形象，以及墙面使用的装饰图案，是宁夏历史文化遗存的代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宁夏博物馆现馆藏文物四万多件，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四千余件，经鉴定确认的国家一级文物159件，胡旋舞石刻墓门，鎏金铜牛，力士志文支座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西夏文物，回族文物是馆藏重点。贺兰山岩画，红军西征和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革命文物也很具有代表性。新馆陈列分通史篇、专题篇和临时篇三大版块八个展览。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了宁夏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朔色长天——宁夏通史陈列》通过“文明曙光，农牧家园，丝路重镇，大夏寻踪、塞北江南”五个章节，把宁夏自远古至今三万年间形成的水洞沟文化、畜牧文化、农耕文化、丝路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全面，真实、鲜活地展示在3000平米的空间内。“石刻史书、红旗漫卷，回乡漫步。辉煌塞上”四个专题陈列，分别展现了宁夏岩画的艺术特色：自辛亥革命至解放时期宁夏的革命历史；宁夏回族的生活、文化，宗教习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1958年成立以来。五十年的长足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五彩华章，笔墨春秋、方圆史话”三个临时陈列。再现了各个窑口基本形成序列的馆藏瓷器精品、馆藏书画，馆藏及个人收藏钱币精品，富有西北地域特色。
陶托绿松石颈饰
1975年固原店河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陶托，径2.8厘米、高1.3厘米；骨珠，径0.2厘米～0.37厘米、孔径0.1厘米～0.15厘米。陶托外形为一束腰、两面内凹的圆形陶器，在其一面周围粘有数十枚规则不一的薄平绿松石，骨质串珠颈饰由大小不一的骨珠组成。
错金银铜羊
西汉，1977年固原古城乡出土。铜铸，长8厘米，高5.5厘米。作蹲卧式，盘角，回首，鼻梁至尾端镶嵌一条金线，金线两侧用粗细不一的金、银线镶错成卷曲的毛状图案。造型神态生动、活泼，工艺极为精湛。
胡旋舞石刻墓门
唐代，1985年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了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每扇门均呈长方形，长88厘米、宽42.5厘米、厚5.4厘米，上下有圆柱状榫，两门闭合处各有一孔，出土时有铁锁锁扣。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胡旋舞”男伎。所刻男伎为典型的胡人形象，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着出自康国、在唐代非常盛行的胡旋舞。四周剔地浅浮雕卷云纹，舞伎似腾跃于云气之中，造成流动飞舞的艺术效果。整个画面，构思精妙，主题突出，人物面部表情生动自然，体态轻盈健美，舞姿迅疾奔放，充满欢乐的生活气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产物。
虎噬驴透雕铜牌
春秋战国，1973年固原杨郎匈奴墓葬出土。同墓共出土两件。长13.7厘米、宽8.2厘米，每件的整体造型呈“B”形。猛虎作行进状，张口咬噬驴的颈部，驴身翻转搭靠在虎背上，作挣扎状。虎身饰斑纹，驴蹄以凹叶状纹表示。两件器物构图相同，左右对称，分别有孔、扣，应相配使用。
错银云纹铜镦
战国，1968年固原头营出土。高6.9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2.6厘米，细腰圆筒形，上端有銎，可装入戈、戟的木秘，在其外表及底部，用细小的银片和银丝镶嵌，构成布局完整的卷云纹及曲线图案，然后挫平，工艺精湛。
皈依罐
宋代，1972年固原县北门外机砖厂宋墓出土。通高68厘米，器物共分5层，由下至上依次为底座、花边口沿钵、舍利罐、覆莲盖、葫芦形塞。底座下大上小，分上下两部分：下部四周兽头头顶圆环，颈部拉长做支柱，环边饰莲花宝珠；上部塑四力士，手托圆环，圆环周围饰莲花宝珠。高圈足花边口沿钵置于圆环正中，钵中腹贴塑一周乳突纹。钵上置一敛口鼓腹台利罐，腹中贴塑一周乳突、卷草纹。覆莲盖扣于合利罐上。盖上为葫芦形塞。器物的五个部分装置紧凑，似为一体，纹饰手法富于变化，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装饰华丽，整体给人以端庄凝重的感觉。
耀州窑刻花卉纹盖缸
宋代，周原县文物站出土。高12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6.8厘米，整个器型分为两部分：上部为器盖，盖顶有钮；下部为缸，直口，圈足。通体施以淡豆绿色釉，釉面光滑，装饰有大团刻划花叶纹饰，圈足脱釉。造型端庄大方，刻划线条圆顺明快，釉色青中闪黄，胎质坚密，耀州窑瓷的特色，由此可窥见一斑。
鎏金铜牛
西夏，1977年银川西夏陵区177号墓出土。长120厘米、宽38厘米、高45厘米、重188千克，青铜铸造，中空，外表通体鎏金。牛屈肢而卧，双眸远眺，四肢有力，体态健壮，比例匀称，线条流畅，造型形象逼真，形体健硕。该铜牛制作时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鎏金等工艺集于一体，真实地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的珍品。另一方面，说明了牛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研究西夏社会的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实物佐证。敦煌榆林窟壁画中的西夏农耕图，描绘出西夏同中原地区一样的“二牛抬杠”犁地场景。牛耕对发展西夏农业经济无疑起了很大作用。
菱花形人物楼阁纹铜镜
宋代，隆德县观庄宋墓出土。直径18.5厘米，菱花形，圆钮。主题纹饰为山水人物画，以群山为背景，左边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桂树，右边是单檐庑殿顶的房屋，门旁有玉兔在捣药，下边是弧形梁式桥，桥下河水汹涌。门半闭半启，一人侧身远眺，门前椅上坐一长者，着袍束带，身旁两侧分别侍立着手执宝扇的金童玉女，皆耳视桥头。桥头一人，头戴高冠，侧身弯腰拱手。菱花形缘，通体鎏金。整个镜面构图丰富，造型盈巧，是宋代典型的人物故事镜。
石马
西夏，1977年银川西夏陵区177号墓出土。长130厘米、宽38厘米、高70厘米、重355千克，西夏石雕大体上有陵墓石雕、碑刻、石刻塔和摩崖造像等，其艺术特征浑厚朴实、饱满丰
腴、雄健奔放、坚实粗犷。该石马砂岩圆雕，四肢屈膝跪卧，马头稍垂，颈部呈弯曲状，瞪目立耳，马鬃整齐流畅地披散在脖子上，身体肥壮浑圆，比例匀称，线条简洁凝练，姿态雄健，继承了汉唐的雕刻风格，生动地再现了西夏马的形象，不失为西夏石雕艺术的精品。
从西夏陵区发掘情况可以推测，铜牛和石马可能是西夏贵族、重臣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之一，它们不仅反映了西夏党项族对马等家畜的珍爱，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经济的发展。
红陶五角花冠迦陵频迦
西夏，2001年银川西夏陵区3号陵出土。红陶质，高38.8厘米、宽30.5厘米、长27.5厘米。人首鸟身，戴五角花冠，头顶束三分式发誓，宝缯垂于肩前；长方脸，脸颊肥腴，隆眉上有阴刻弧线，细长眼，额心有白毫，上眼睑下垂呈俯视状，鼻准高，方嘴厚唇，大耳下垂；戴双环镶花项圈，平胸，双手合十于胸前，手镯无花饰；双翅展开，长尾高翘，双腿连爪跪骑于贴塑双线卷云纹的长方形座上。在宋人所著的《营造法式》中，有关于作为建筑脊式的迦陵频迦的记载，不过，其称谓是“嫔迦”，但目前尚未有实物发现，只说明宋代存在有这一建筑式样。2001年在西夏陵区所发现的迦陵频迦，是以建筑构件的形式存在的，具有装饰效用，这一发现尚属首次。同时，也说明了迦陵频迦的流行，不仅主要集中在唐、辽两朝，还包括西夏。这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艺术的内容，为研究佛教在西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西夏，1974年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圆雕，白砂石质，长68厘米、宽65厘米、高62厘米，近似正方体。圆雕男性人像，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且外突，鼻梁短粗，獠牙外露，下颚置于胸前；裸体，腹有肚兜，肩于头齐，肘部后屈，双手托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座顶左上角阴刻西夏文3行，计15个字。第一行4字，汉译为“小虫旷负”；第2行4字，汉译为“志文支座”；第3行7字，汉译为“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阴刻汉文一行6字“砌垒匠高世昌”，为西夏石雕工匠的姓名，弥足珍贵。雕像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反映出西夏时期石雕艺术的独特风格。迄今在西夏陵区多座帝陵的碑亭遗址中，已出土这类支座11件，但刻有西夏文字的仅此一件。至于支座的用途，有人根据其放置在碑亭中心、周围发现大量石碑残片、西夏陵一号陵所发现的支座顶面有方形榫眼等发掘资料，认为它是碑座，有人根据西夏陵碑亭遗址上发现的碎砖瓦及8号陵所出土的支座顶面无榫眼等发掘资料，断定支座是立木石础。西夏时期支座究竟做何用途，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西夏文寿陵残碑
西夏，1975年银川西夏陵区7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西夏陵区9座帝陵共有碑亭遗址16座，曾屡遭洗劫，所得残碑极破碎，多为三五字，一二十字者更为少见。此块残碑白砂石质，由五块残碑粘接而成，宽49厘米、长28.5厘米，为拼合后留存西夏文字最多的一块，共11行44字，实为珍品。墓碑正文为阴刻楷书的西夏文字，结构饱满匀称，字体刚劲、挺拔、美观，凿刻刀法娴熟。每字边长约3厘米，字体鎏金，有的笔画内金箔犹存。译文为：受后魏典／也义残／文武皆备／世各显也不妙也乎／深院悼懿略具足／内家未与悟故／行者钟鼎家／而岳／方立起／上藏／负。它充分反映了西夏文字的结构特征。
荔枝纹金牌饰
西夏，1975年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该饰件长5厘米、宽2.1厘米、厚0.4厘米，重11.7克，通体呈长方形，用纯金捶碟而成，四周压出凸棱边框。正面凸出三组荔枝果及枝叶纹，底为圆点纹，背面左右两端各有一横穿。它不仅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纯金工艺品，而且是西夏时期高超的金属加工工有力的实物佐证。西夏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文思院”，其职能是“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普通百姓禁止使用金器，违者处以重罚。正是由于皇室贵族的垄断和占有，西夏的金属制品工艺十分精良，器物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
竹雕
西夏，1975年银川西夏陵区6号陵出土。长7.5厘米、宽2.7厘米、厚0.3厘米，通体呈长方形。细浅阴刻，左边上端有一圆孔，右端已残。器表精雕细刻出当时中原人的生活场景：以庭院、松树、假山、窗户、花卉为背景，烘托出两位头扎发髻、身着宽袖长衫、腰间系带，形神各异的男子。一人正轻手轻脚，企图捕捉飞落在草丛中的虫鸟；另一人静立在屋檐下袖手旁观。所雕人物形象逼真，构图布局适宜，造型美观。此物应为西夏与宋朝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彩绘泥塑佛头像
西夏，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出土。高36厘米、正面宽24.2厘米、侧面宽24厘米，佛头像中空。头顶为螺髻，中间有一白色肉瘤。面部方颐，双眉隆起。眉间有白毫。眼珠乌亮，为黑色釉料特制。下眼睑上有黑色泪痕，系高温下眼珠釉料熔化流出所致。佛鼻梁高直，双唇闭合，厚唇上墨线绘出八字胡须，下颌用墨线绘出日、月、云状纹饰。塑像月牙形眉毛，深目，与额头连成直线的高鼻，使佛像面部表情显得平淡、冷静；半闭双限，流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态，丰腮、下巴圆润，眉如弯月、嘴唇短厚、圆而近方的脸型特征，富有唐代造像遗风。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夏，1991年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纵30.7厘米、横38厘米，刻本，白麻纸精印，蝴蝶装。完本者有封皮、扉页，封皮左上侧贴有刻印的长条书签，书名外环以边框。封皮纸略厚，呈土黄色，里侧另背一纸，有的纸为佛经废页，背时字面向内。全页四界有子母栏，栏距上下23.5厘米，无界格，半面左右15.2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为书名简称，下半为页码，页码有汉文、西夏文、汉夏合文三种形式。每半面10行，每行22字，每字大小1厘米左右。通篇字体繁复、周正、秀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具有明显的活字版印本特征，如版框栏线交角处缺口很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相接；墨色浓淡不匀，印背透墨深浅不同；同一面同一字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有的错排、漏排；数字倒置等等，这些都是在雕版印本上不可能出现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印制精良，具有木活字版印本特点，而与泥活字版有明显区别。另外，有些字行间长短不一的线条，是木活字特有的隔行加条痕迹。这说明元代王祯《活字印书法》中“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技术，早在西夏时期就已经出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迄今石阶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提早了一个朝代，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
鎏金文殊菩萨铜造像
1986年银川市新华街出土。通高58.5厘米、正面宽46.5厘米，侧面宽25.5厘米、净重28.8千克，青铜质，通体鎏金。上部文殊菩萨头戴高冠，面部圆润，大耳垂肩，双目微合。身着宽袖紧身天衣，胸佩璎珞，飘带绕体，手持如意，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下垫一火云纹蟠龙戏珠图案的披毡。下部坐骑为一头狮子，两眼圆睁，尾巴卷曲。菩萨神态安详，狮子侧首伏卧，呈现出既驯服顺从又不失威猛雄健的神态。同时出土的青铜文物共10件，其中有7尊佛教人物鎏金造像。这几尊造像，出土时金光灿灿，造型生动、形象逼真、比例匀称、工艺精湛，具有极高的工艺和学术研究价值。关于这批青铜器的断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学者从出土现场的地层关系及制作工艺推断，认为应属于西夏后期；而亦有学者从器物的造型及制作风格上分析，认为其更接近于明代。
彩绘泥塑罗汉像
西夏，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出土。高63.5厘米、正面宽42.4厘米、侧面宽31厘米，罗汉圆顶光头，粗眉细眼，眼珠乌亮，眼角稍翘，鼻梁高直。结跏跌坐，双手已残。身着交领袈裟，腰部束带，外穿右袒大衣。袈裟用黑色衬底，上绘白色团花。大衣用黑色绘出格子图案，领边和方格图案内刻画繁密的花卉纹，纹饰上贴有金箔，但多已脱落。此像体态丰满，神态怡然，形神兼备。纹饰线条流畅，技法运用纯熟。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度。在敦煌莫高窟、武威和张掖、黑水城遗址、西夏陵区、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皆有西夏佛教泥塑的发现。宏佛塔出土的佛教泥塑作品，既继承了唐宋彩塑的传统手法，又具有西夏造型特征，每一尊塑像都是一件独立完美的艺术品。
西夏文大号字木雕印刷
西夏，1990年贺兰县宏佛塔出土。长13.7厘米、宽23.3厘米、厚2厘米。该雕版为大号字版，版上每字1厘米～1.2厘米见方，字体方正，表面整齐平滑，刻工娴熟有力。版面中间有宽1厘米的中缝，中缝两侧各竖刻6行西夏文字，其中最长一行残存10个西夏文字，行距0.6厘米～0.8厘米，字距0.1厘米，中缝上亦刻有3个西夏文字，较版面上字略小，雕版背面平整无字。这类雕版发现较少，共7块，版厚字大，且只一面雕字，所印书籍当是疏朗清晰，质量上乘，应是皇室或财力充裕的官府、寺庙所刻。此块残版是宏佛塔槽室内所发现的两千多块残版中最大的，也是唯一没有全部炭化变黑的一块。
《上乐金刚》唐卡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通长85.5厘米、轴宽53.2厘米。画面分上、中、下三部分，中间部分绘上乐金刚双身像，金刚全身裸露，头戴骷髅冠，面部和身躯呈蓝色，双目圆睁，直鼻大耳，左手握金刚铃，右手握金刚杵，双腿弓立，双脚各踩一仰伏状魔。金刚身挂50个骷髅，胯下围虎皮，佩戴项圈、臂钏、手镯、脚镯等饰件，有头光，身后有红色马蹄形身光，内圈绘金色火焰纹，外圈以浅蓝色衬底，绘有佛本生故事人物及鹿、玉兔和花草图案。画面中的明妃亦头戴骷髅冠，颈部佩戴骷髅串珠，饰璎珞、臂钏和腕镯，全身裸露，面部和身躯呈红色，面向金刚，左臂搂抱金刚脖颈，右手上举执双叉勾刀。仰伏两魔下面为仰覆莲花台。主尊上方横置五个小框，每框内均绘有一尊上乐金刚双身像，是主尊的五种化身。主尊下方亦有五个小框，中间三个框内各绘一尊护法金刚，左右两侧小框内各绘一尊祖师像。该唐卡构图对称紧凑，线描细致有力，敷色浓艳，对比强烈，体现了藏密绘画艺术鲜明的风格特征。这种构图、运色、造型等皆见于12世纪前后的西藏唐卡中。
黑釉剔刻花四系扁壶
西夏，长35.4厘米、直径31.6厘米、厚17.3厘米。此扁壶直口台唇，长颈，壶体扁圆，肩部和下腹各有一对带状耳，腹部两面正中各有一圈足，便于卧放。正面圈足周围以剔釉露胎的技法，剔刻出连枝牡丹花纹图案，背面施釉不到底。扁壶是西夏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器物，也是最具民族特色的器物，制作精良，产量较大。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它可能由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演变而来。党项民族长期生活于马背之上，能耐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扁壶体态轻盈，形状非常适合在马背或驼背上吊挂携带，为西夏人所喜欢的用具。
印要戏花纹绢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两块绢尺寸分别为长30厘米、宽84厘米和长29.7厘米、宽87厘米。图案完全相同，为童子戏花图。图中的花纹采用连续纹样，其基本构图是一排横置数个圆形花环，环内绘有四朵小白花，环外绘一周连珠纹；另一排横置数个菱形花框，框内也绘有四朵小白花。花框与花环错位排列。花框四边各有一戏花童子。童子的造型和大小完全一样，皆为裸体，而相丰腴，肌体白胖，挺胸鼓腹，右手上举抓一枝条，左手自然下垂也抓一枝条，双腿腾空跃起，肚皮上围一块黄色肚兜，身上饰桃形项圈和环状手镯。党项族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畜牧业发达，所以，毛纺织业具有悠久的历史。丝织业作为中原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宋代已有很高的水平。西夏一方面通过宋朝每年的“岁赐”以及贸易进口获得大量丝织品，另一方面也逐步发展自己的丝织手工业。西夏建国后，政府机构中设置了“丝绢院”和“绣院”等，专门管理棉、丝和麻纺织业的生产，所出的丝织品有绢、纱、罗绮、绫、锦等。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一些关于丝织生产工序的词语，如“缫丝、染丝线、绣线、纺线工”等，这说明西夏丝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彩绘木桌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佛教在西夏备受尊崇，艺术为佛教所用，或染上佛教的色彩是十分自然的。迄今发现的不少西夏艺术珍品，都为佛事活动的用品。该物就是放置祭祀供品的供桌，长58.5厘米、宽40.5厘米、高32.5厘米，用传统木工卯榫工艺制成。供桌的前后有两个看面，均用双枨、镂空雕花挡板和花牙板装饰。前看面上镂空雕花挡板用双枨隔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又用蜀柱分为三个正方形小框，每框内透雕折枝牡丹花纹；中层分成两个长方形小框，框内亦雕折枝牡丹花纹；下层雕刻四组云头纹饰。后看面上挡板与前看面挡板雕饰基本相同。花牙板位于桌腿外侧，透雕出如意云头纹与卷草纹。桌子通体彩绘，红漆衬底。金色线条勾勒出桌面边沿、桌腿、双枨、蜀柱，挡板和花牙板的轮廓，间施黑色和绿色。整体造型美观大方，镂空雕刻工艺精湛，彩绘华丽而又凝重，虽历经千百年，其色泽、木质保存依旧完好，是一件难得的西夏佛教寺庙用品。
彩绘木雕花瓶
西夏，1986年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出土。花瓶一对，尺寸分别为通高49厘米、瓶高19.3厘米、腹径7.5厘米、底径8厘米；通高51厘米、瓶高19.3厘米、腹径8.3厘米、底径8.3厘米。该器物
由花瓶和花束两部分组成。花瓶为造型、装饰、大小基本相同的一对，瓶、座连体，上部为瓶，下部为座。花瓶口呈喇叭形，颈部细长，腹部鼓圆。底上部为一圆盘，下部为覆钵形，圈足。通体以红色衬底，颈部贴金箔，腹部施金色牡丹花纹。底部以金线勾勒出莲瓣轮廓，腹与底座间的相轮边沿贴金后再用红、绿色彩绘。同时出土两束花，分别插于瓶中。它们各由一根用包裹麻纸的铁丝作主干和若干分支，以及用绢纱制作的花朵和绿叶组成。其中一束花朵用红、白两色，红花又用白色龙骨镶边。另一束的花朵采用紫花瓣、蓝花蕊，色泽艳丽，花姿优美，与花瓶构成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整个花瓶形体匀称。线条流畅。装饰华丽，堪称西夏佛教艺术中的珍品。
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
长31.7厘米、宽12厘米，厚1.9厘米，通体呈长方形，封面为黄色，上下边缘有修复的痕迹。西夏文楷书，文字工整秀丽，油墨均匀干净。经拆装，上下单栏框，木活字印刷。1917年，在离西夏首都中兴府不远的宁夏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辗转传藏，现分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宁夏以及日本京都大学等处。它们属于什么时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著名学者王国维断定为元刊本，而这类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无论是属于西夏时期，还是属于元代，其所具备的特点，都证实它们为早期的活字版本。它们不仅成为研究活字印刷技术，而且是研究西夏文字、西夏佛教的重要实物资料。
鎏金铜座像
元代，1987年青铜峡造纸厂征集。铜质，空心，鎏金，高91.5厘米、宽64厘米。面庞微长，鼻梁俊挺。低眉，垂目，神态安详。身着饰有花边的袈裟，线条流畅。左手置于裸足上，右手置于膝。底座为流动的云台纹，整个佛身趺坐于上。
阿拉伯文宣德铜香炉
明代，洪维宗先生捐赠。铜制，高25.5厘米，口径31.4厘米，腹径35.8厘米，侈口，矮颈，扁鼓腹，口沿附双把环手，底部以矮小的三足支撑整个炉身。外腹壁两大两小四组开光内阳刻有阿拉伯文字，图中这组阿拉伯文译为：“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见《古兰经》第122章)”。底款汉文四字篆书“宣德年制”。阿拉伯文构成此炉的主体图案，雕刻手法精细、娴熟，线条婉转流畅，自然雅致，具有韵律之美感。这件铜香炉，铜质精良，造型优美，工艺考究，是一件将冶铸技术与阿拉伯书法绝妙融合为一体的艺术精品，堪称宁夏回族文物中的珍宝。
银熏炉
清代，高67厘米、腹径34厘米、宽50厘米，整体造型非常独特。上部形似葫芦帆，瓶顶有一头站立的大象，象背驮一小瓶；下部呈圆鼎状，整个器身由三个兽形足支撑。熏炉两侧附有对称的螭龙状的耳饰。其工艺亦十分高超、精细，融铸造、焊接、抛光、镂空、错银等多种工艺于一体。此银熏炉馆藏两件，综合器物的造型特征及纹饰工艺来看，它们可能为当时宫廷赏赐给回族上层人物的用品。
袖珍《古兰经》
清代，1959年5月银川市新城区原马鸿逵兵营建筑施工废墟内出土。纵1.9厘米、横1.4厘米、厚1厘米，原放置于一个精美的铜盒内。书的封面为紫红色牛皮纸，扉页上印有埃及国徽，并印有阿拉伯文，译为：“这是尊贵的古兰经，只有内清外洁的人才可以抚摸，穆历1312年”等字，书为优质白纸影印，字迹极为清晰。经专家鉴定，认为是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伊斯兰教历1312年)阿拉伯国家的印刷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