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中心一再南移。北方中原佛教没落，失去了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条件，而四川巴蜀之地相对来说政治稳定、物资充实，加之五代以后，前后蜀王极端崇佛，佛教造像便鼎盛一时。
北方石窟建设走向衰落，大足石刻造像却方兴未艾，这时候一个叫韦君靖的人，成为了大足石刻的缔造者。
韦君靖：拉开大足北山造像史
韦君靖本属陕西客籍，原是一名地方小官，安史之乱后，他趁着时局动荡，攻占了大足，自任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使，以“节度使”的名义当起了一方霸主，并在今天的北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堡垒——永昌寨。
韦君靖打了一辈子仗，杀人如麻，可能是因为受佛教思想影响，担心自己曾大开杀戒死后会下地狱。于是他在北方来的难民中招募了一批画师工匠，由他个人出资，开始以龙门石窟为蓝本，结合地方因素和个人色彩，在大足北山开始较大规模的造像。恰在此时，大足民间“红炉打铁”造就出的龙水五金，使这里的匠具生产颇闻名于世，它特别适合在本地摩崖上凿刻。大足北山被淹没在滚滚的凿石声中。
892年5月的一天，当韦君靖率领他的工匠们在大足北山崖壁上打下“毗沙门天王”像第一锤时，这个为了赎罪的武人，不会想到，他拉开了中国石窟艺术继云冈、龙门之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石刻造像的序幕。
“毗沙门天王”造像，是大足石刻中的第一尊大型造像。毗沙门天王名北方多闻天王，是佛教护持北方的护法神，有趣的是，这尊造像虽说有着一个印度神的名字，身上却披着中国古代武将的铠甲。它和韦君靖时代已流行开的一个传说有关。
据传，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今新疆库车县）被番兵围困，唐朝边将表请救援。但因路途遥远，救兵难到，唐玄宗即让不空和尚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救援。于是天王金身出现，番兵大败。玄宗闻奏大悦，敕令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及营寨并设其像供养。此后，毗沙门天王被军旅视为保护神，韦君靖造此像有自我比附为唐之毗沙门王之意。
以大足北山的毗沙门天王为代表，中国化的佛教人物形象成了大足石刻的一个重要特点。佛和菩萨，他们都长着中国人的面孔，有着中国人的装饰。大足石刻完全摆脱了域外佛教雕刻艺术对中国早期石刻造像的影响，创造出了一种纯中国式的石窟雕刻风格。
从娇柔妩媚到千手遮天的观音像
观音在印度佛教中原本是男性，进入中国后，却演变成广结善缘颇具母仪风范的东方女性。
北山佛湾125号龛的一尊数珠观音身高不过一米左右，手持念珠，在椭圆形的背光衬托下，更显出女性的轻盈体态。她头戴花冠，缨身披络，秀发垂肩，头部微微地侧向身体右边，身躯微微左倾，左手握着右手腕，右手拿着一串数珠，衣袂向上飘飞，赤足踏着两朵小莲花，神态天真腼腆，千娇百媚，故又称“媚态观音”。
据说，这个观音的原型名叫海棠，重庆合川人氏。她家夫君是一位石刻工匠，姓伏，世代以石雕为业。新婚几天，这位伏师傅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年方十六的娇妻，奔赴大足做工去了。这一去就是好几年，海棠毅然踏上了千里寻夫之路。
千辛万苦到了大足，娇弱的海棠终于一病不起，不久就在她心爱的夫君怀里闭上了美丽的双眼。伏师傅为了纪念爱妻，就刻下了这座菩萨像，怕被监工发现，就把石像的位置选在北山石窟底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完工以后还用泥封了起来，直到1933年一次小地震后，这尊美丽的佛像才破壁而出。一经出世，便引起了轰动，由于当时缺乏有利的保护，不法之徒纷纷前往翻模，这尊佛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即便这样，依然难掩其光彩，“媚态观音”还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大足石刻的代表作之一。
比起娇小的媚态观音，以体量巨大而著称的“千手观音”，更可以说是大足石刻最靓丽的一张名片。
千手观音最初的艺术形式是依据《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变相》，即《千手眼大悲变相》制作的。佛教认为，众生的苦难和烦恼多种多样，众生的需求和愿望不尽相同，因此，就应有众多的无边法力和智慧去度济众生。为此，观世音菩萨许出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千手千眼具足”。于是，观音之手变形为如意宝珠、日精摩尼宝珠、葡萄手、甘露手、白佛手、杨柳枝手等各种形态，无论众生是想渴求财富，还是想消灾免病，千手观音都能大发慈悲，解除苦难，广施利乐。
一般说来，观音造像只要有十只手，便可称“千手观音”。常见的千手观音多数是造三十二只手或四十八只手，以示观音的三十二变相和四十八大愿，其他的手皆用背光的形式来表现，以达到“千”的涵义。
大足宝顶山的这尊千手观音，充分利用了岩石空间，强调气势和真实：一手一态，千手千姿，造像面积达八十八平方米。看上去有如孔雀开屏，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这尊千手观音到底有多少只手很多人都数过，但从来没有人能数清楚。直到17世纪，一位和尚利用给观音贴金箔的机会，贴一只手，投下一根竹签，才弄明白观音一共有1007只手，真是个名符其实的“千手观音”。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化石”
在大足石刻群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和北山相距不远的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踞一山，而有的又共居一窟。为什么呢？这还要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发展的历史。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开创者，被尊为“至圣先师”。他所主张的忠孝伦理，汉代以后逐渐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道家学说是由差不多与孔子同时期的另一位哲人老子所创，其哲学思想自成一系，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系由印度经两汉之际的西域地区东渐而来。
显然，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观念不同，甚至是相冲突的。看大足宝顶山的一幅《六道轮回图》，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幅图充分揭示了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宣扬人在三界六道中转世轮回：眼前的猪狗牛羊，前生有可能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而现在的父母，则后世也许是自己的子孙。
可以预见，这样的思想在进入中国后，一定受到过儒家和道教的强烈攻击。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僧徒拜不拜父母（皇帝）大辩论，以及官方为统一意识形态而发起的“灭佛运动”。
从另一面看，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在与儒家和道教展开激烈争论之同时，也逐渐“入乡随俗”本土化，或可以称为“援儒入佛”。
就是在此背景下，佛教承认了儒家的忠孝思想，并把儒家的忠孝观念融汇到佛经教义之中。因此，由孔子撰写的《孝经》，便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佛教主张出家人必须削发，而《孝经》却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共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有趣的是，大足的佛教不仅和儒家思想“联姻”，也与道教结成了“亲家”。比如说在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佛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两人相邻而處，共保一方平安。
在妙高山，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老子李耳的神化形象）与孔夫子干脆就住进了一个石窟。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也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这个窟内的孔子雕像左右肃立十哲弟子，仿佛是佛教造像中的十大菩萨。因而不妨说，无论对于哪一方，思想上的借鉴都是相互的，这分明是“儒家宗教化”在造像艺术中的体现。
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了唯一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汇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
用“连环画”讲授佛经教义的密宗大师
在中国的石窟艺术中，虽大足的早期石刻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内涵上都已呈现出本土化的趋势，但怎么能让普通老百姓从一尊尊独立抽象的石像那里，真正理解晦涩深奥的佛经教义。
在大足地区佛教传布过程中，靠着一个本地僧人走完了这重要一步。他就是一代密宗大师赵智凤。
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赵智凤诞生在大足的一户寻常人家，他的幼年时代，是古代大足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高峰时期。雕刻佛像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很多雕刻师来自西北地区，而且具有家族传统，他们云集到大足，竞相献技。
大约十岁那年，小智凤为了治好母亲的重病，来到寺院求签，师傅告诉他，要治好母亲的病，就要帮助众生祛除疾苦，于是他立志发愿，出家为僧。结果奇迹发生，母亲的病痊愈了，为了报答佛恩，赵智凤发誓要普济众人。
十六岁那年，赵智凤为了坚定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求佛方向，他决定离家远行，前往当时汉州的弥牟地区（今四川青白江地区）学习瑜伽密宗大法。密宗是佛教的一个流派，有比较独特的修行理论，常用一些高度组织化了的咒语、礼仪，在修法之际，还要建筑特定的道场。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的一天，身穿袈裟头顶斗笠的赵智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经过在汉州密宗始祖柳本尊创建的“圣寿本尊院”三年潜心修行，他已作为密宗的“六代祖师”，学成返乡，传经布道。
赵智凤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他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人物按照事先的设计，依次刻在宝顶山大佛湾的崖壁上。如此一来，那些义理深奥的佛经，变作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晨曦初露，勤劳的农家妇女起床了，她放养关了一夜的小鸡。这个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被赵智凤巧妙地运用到传经授教的摩崖造像中。养鸡女温柔地注视着争食蚯蚓的小鸡，她无疑是勤劳善良的化身，可她死后却因此进入“刀船地狱”，备受折磨。
原来，蚯蚓被小鸡吃掉，小鸡长大后又要被送到集市任人宰割，这么一来养鸡女就违犯了佛教“不杀生”的戒律——善良的人也无法逃脱应有的惩罚。
从此以后，宝顶山大佛湾就作为赵智凤的密宗道场，不断演绎着他可以直指人心的世俗佛理，也无可争议地上升为整个大足石刻群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千年之后终于揭开神秘面纱
经过七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宝顶山摩崖造像于南宋淳佑十二年（1252年）基本完工。无论是它所形成别具一格的、也是中国唯一的表现形式，还是它的思想内容，以及工程设计和雕刻技法，宝顶山的摩崖造像都把大足石刻推向极致。也因此使中国的佛教密宗史和古代石窟艺术顺延了四百多年。
从北山第一座雕像的诞生，到宝顶山的形成，历经三百多年，大足石刻已拥有了上百座龛窟，近万尊雕像。
就在宝顶山摩崖造像即将全部完成的时候，也就是1259年，蒙古大军围攻大足东北方向的合州钓鱼城，大足全城震动，正在进行雕刻的工匠们丢下了手中的工具，躲避战乱。后来川东的政治中心也由大足转至渝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从此大足市井萧条，大足石刻也屡遭兵燹之灾。在宝顶山西面的崖壁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几尊尚未完工的作品。
1944年，大足邑贤自费刊行的《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引起了抗战时期由南京迁往重庆北碚的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馆长杨家骆的注意。该年4月，杨家骆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大足县考察论证，首以“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
又是五十五年过去，1999年12月1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大足石刻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始了它被堙没千年之后再度惊艳世界的历程。
武则天的“大足”之年只维持了短短十个月，但一千年前的大足先贤，将世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永恒地镌刻在了大足的山山水水之间。
（参考资料：《风俗的画卷：大足石刻艺术》，龙红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大足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