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诞辰一百周年,李兆麟将军生前曾以“‘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豪言壮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座右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戎马驰骋在“辽、吉、黑”,率领抗日志士历尽千险、排除万难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正当所有炎黄子孙欢庆抗战胜利之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却“意外”地倒在血泊之中。关于他的死,当时曾有“李将军的死是因为共产党内部倾轧而成”的说法,继而又传闻是“桃色事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摩擦所致”,又有“苏军想造成政策上交涉的口实”之说。一时间真假难辨。其实,李兆麟将军是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谋害的。近日,笔者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东北日报》在1946年对李兆麟将军被害事件曾作过详细报道,结合《哈尔滨市志附录》、《中共党史人物传》等有关资料,笔者对李兆麟将军被害血案破获过程有了一个全面详细的了解,在此与广大读者分享……
英雄之死
1946年3月10日上午,在哈尔滨市水道街9号(现兆麟街96号)二楼一个门前堆满砖头、门上着锁的屋里床下,发现了一具用大衣盖着的男性尸体。经过辨认,这具尸体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中共东北地区常委的李兆麟将军。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曾用名李烈生、孙正宗、张玉华、张寿笺。1910年11月2日(农历十月初一),生于辽宁省辽阳县铧子乡小荣官屯一个农民家庭。“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投笔从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1932年5月入团,同年秋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珠河反日游击队副队长、哈东支队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滨江省副省长、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
李兆麟被杀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3月16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发抗议评论。原东北抗联将领周保中、冯仲云等为失去亲密战友而失声痛哭,联名通电,要求“缉惩凶犯,追究主谋……”广大人民群众也通过游行、发表演说等各种方式表示要缉拿真凶。中共中央和苏军司令部一方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尽快捉拿凶手,一方面派出专人调查此案。中共哈尔滨市委发动我党在哈市的一切力量,并从宾县调来一支侦察队,由社会部领导展开秘密调查。
从当时现场情况来看,李兆麟身着七刀八孔的尸体卧于血泊之中,惨不忍睹。现场勘察中拾到的一本黑皮小记事本记载着以下内容:“(一)张组长(指军统局滨江组组长张勃生)24日赴长春……(二)林副组长(即林再春)训话,与林赵某某(三)1月13日全体开会,余局长监誓,黄督察长训话……(四)去局长公馆……(五)……局长汇报……(六)介绍高野九三……(七)辽阳街21号余黄电话3719,余公馆3826……”(据《东北日报》1946年8月13日)根据掌握军统滨江组的情况,从内容断定,记事本是滨江组特务的。在室内的煤堆中,还发现刺杀用的猎刀和留有氰化物的茶杯碎片。初步判断,李兆麟将军的死与国民党军统滨江组特务有关。但不久,却流传出“李将军的死是因为共产党内部倾轧而成”的说法。对于这种谣言,我党积极工作,摆出事实,讲明道理,彻底否定了这一说法。
事件发生后,根据水道街9号住户王兰证实,有一个二毛子(即中俄混血)女人领李兆麟上楼。因此,又传出了所谓“桃色事件”的说法。不久,国民党警察局将一名叫顾荣均的中俄混血妇女逮捕,交苏军司令部。但经苏军审查后,发现此人根本与李兆麟一案无关,予以释放。
3月18日下午3时许,国民党警察局侦缉队于道外十六道街新发包铺缉捕高长江匪团时,将一名叫孟庆云的土匪捕获。审讯过程中,这位叫孟庆云的土匪声称:“我没有强抢行为,但是哈市最大的案子,杀死李兆麟将军的就是我。”经苏军司令部审讯,此人确与李兆麟血案有关。
4月21日,苏联红军开始撤离哈尔滨,哈尔滨各界代表130多人联名打电报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求迅速派部队进驻哈尔滨,“以维持治安,而慰民望”。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杨绰庵、余秀豪等,在兵临城下、万民忿怒声讨的情况下,悄然溜出哈尔滨。1946年4月28日,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获得解放。
哈尔滨解放,为破获李兆麟血案提供了有利条件。我民主联军正式进驻哈尔滨后,组建了人民公安机关——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了侦破此案、严惩凶手,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终于找到了大量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侦察员们通过我在敌方的工作关系,打入敌特内部,侦察这些凶手的行踪。1946年5月15日,在我秘密力量的配合下,在哈尔滨市道外逮捕了军统局滨江组别动队副队长马健胤,马上对其进行审讯。马健胤交待了谋害李将军的罪行,并供称另一凶犯高庆三还在哈尔滨市。高庆三行凶后因未得到国民党特务原来承诺的报酬,向我秘密力量表示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因而被我方人员发现。在我秘密力量的配合下,高庆三被擒。从马、高二犯和以前掌握的孟庆云的口供中,终于弄清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暗害李兆麟将军的前后经过。整个事件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滨江组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直接指挥这一惨案的主凶,是国民党哈尔滨警察局长余秀豪,以及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总务科科长何士英、别动队队长阎钟璋、女特务孙格玲等。参加暗杀的则有他们的特务爪牙、伪军余孽、汉奸土匪马健胤、高庆三、阎大维、刘希贤、刘文升、孙海镜等多人。”
布置毒谋
1945年8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率百余名抗联干部,随苏联红军经牡丹江进入哈尔滨市,协同苏联红军接管地方政权。10月初,李兆麟将军出任滨江省副省长,同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李兆麟将军到哈尔滨后,积极组织发展民主力量,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9月,国民党军统局特务张勃生潜入哈尔滨市,网罗百余名伪军警特务和地痞流氓,成立了“滨江组”,并组织了别动队,为配合国民党接收,积极从事情报、建军和暗杀活动。别动队成立后,张勃生对别动队长阎钟璋、副队长马健胤说:“你们的任务除搜集情报外,还要维护组内全盘工作的安全,遇有阻碍我们工作的,不管是谁,都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排除。”为鼓舞士气,张勃生送给别动队员15000元奖金。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武装的情报后,张勃生指示滨江组总务科长何士英说:“滨江省副省长李兆麟在省内各地布置工作,发展中共武装部队,他是我们斗争的目标,在必要和适当的时机,可以对他采取行动。”因此滨江组特务把李兆麟将军作为谋害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暗杀的目的,张勃生布置特务们监视中苏友好协会驻地,伺机暗害李兆麟。
11月中下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已公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机关和军队暂时撤离哈市,李兆麟辞去副省长职务,专任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并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哈尔滨,坚持公开的斗争。12月24日,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哈尔滨前夕,中共哈尔滨市委社会部协助苏军将国民党军统特务滨江组组长张勃生秘密逮捕。张勃生被逮捕后,滨江组陷于混乱,人员情绪低落,许多人南逃。正当滨江组的特务们茫然无措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哈尔滨,滨江组副组长林再春从长春分组组长刘精一电报中获悉:“接收大员警察局长余秀豪系军统分子。”林再春便同何士英去接收大员驻地荣屋旅馆(今铁路局招待所)拜见余秀豪,报告组长张勃生失踪,请求工作指示。为鼓励滨江组特务们的情绪,余秀豪于1月13日到滨江组活动据点国盛楼饭店给特务们训话。余秀豪说:“警察局很信任你们,警察局不能做的事,全靠你们去做。哈市有危害治安之不良败类分子,可以尽量除掉,出了事情由我负责。”随后监督特务们宣读:“作无名英雄,效忠于党国”的誓词,并发给滨江组50000元活动经费。此后不久,副组长林再春因张勃生失踪被军统局调去锦州审查,预谋暗杀李兆麟行动便由总务科长何士英和别动队队长阎钟璋领导。
国民党接收哈尔滨市政权后,李兆麟利用一切会议和接触群众的机会,根据党的政策,争取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同时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在和平烟幕下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妄图消灭共产党的阴谋。为此,滨江组的特务更加仇视李兆麟,加速了暗杀计划的实施。为了暗杀李兆麟,他们在中苏友好协会附近设置了几处据点,派特务跟踪盯梢,监视李兆麟的行动。他们设置了几次暗杀行动,如准备在街上遇见李兆麟时开枪射击,阎钟璋带领别动队的特务在中苏友好协会附近潜伏多日,跟踪几次均未得逞。后因我方要求苏军加强了对中苏友协附近的巡逻,特务们才放弃此种暗杀方式。不久,滨江组特务获悉李兆麟拟去道里十一道街某饭店吃饭,何士英装扮成食客事先潜入店内指挥,阎钟璋率领别动队的特务雇一辆汽车埋伏在饭店附近,拟用手枪把李兆麟逼上汽车,然后拉到江北杀死投入江中。因李兆麟未去,这一阴谋又落空。第三次准备收买原抗联战士葛新民,使其潜入中苏友协李兆麟的办公室,以求见为名刺杀。后因中苏友协戒备严密而放弃。第四次是2月下旬得知李兆麟参加在马迭尔饭店召开的集会,滨江组派特务化装潜入会场欲向李兆麟开枪,因见国民党接收大员都在台上,不便下手,也未得逞。
暗杀过程
多次预谋失败后,何士英定下另一条毒计。第一步物色能接触李兆麟的人,使其接近李兆麟;第二步由此人把李兆麟骗到预定的地点进行杀害。杀害的方法,先用毒药,不成再用刀枪。在物色能接触李兆麟的人选时,几经选择,最后选中孙格玲。孙格玲是滨江组特务刘明晨姐姐的同学,在市政府当职员,经常接触上层人物;是中苏混血儿,会俄语,在工作中曾与李兆麟有过接触,容易打入中苏友协。故让刘明晨做孙格玲的“工作”。2月初,刘明晨约孙格玲到自己家与何士英会面。何士英指示孙格玲要伪装进步,想尽办法与李先生接近,并明确指示:“你的任务就是把李兆麟调到一定的地点。”为配制毒药,何士英动用潜伏在医务界的特务高喜元、阎力为、南守善等研究毒药。高喜元说“氰酸钾锂毒性最大”。何即令南守善通过南岗百灵制药厂的杜忠忱购买了500克氰酸钾锂,由张立钧研成细面,装入小瓶以备随时使用。何士英唯恐投毒不成,又命阎钟璋通过隐匿在松浦警察分局的特务刘希贤以事成后给二十万元赏钱的许诺,收买了土匪高庆三、孟庆云充当凶手。刘明晨还将保存多年的猎刀交出,作刺杀工具。
2月9日,国民党市政府礼堂举行集会,市长杨绰庵把临时担任招待员的市政府职员孙格玲介绍给李兆麟认识,孙格玲当即表示对李兆麟将军很敬仰。此后,孙格玲多次找机会与将军接触,称自己是烈士子弟,对国民党的做法很不满,并表示对将军很敬仰,愿意为将军做些工作,获得了李将军的好感。之后,她约请李兆麟将军,如有机会去其家坐坐。李将军考虑到此时正是联合各方面力量的时候,于是答应前往。这次接触后,孙格玲立即向何士英作了报告。但因为这时暗杀地点尚未选定,何士英便指示:“如果李主动要去你家时,要予以拖延,等候我们的布置。”
根据孙格玲的活动进展情况,何士英、阎钟璋、刘文升积极寻找谋害地点。最初选了马家沟河沟街10号阎钟璋家,因楼下是派出所而否定。继而又选了巴拉斯旅馆三楼滨江组情报主任刘文升的住处,孙格玲认为此处来往人多,容易遇到熟人,不合适。最后确定了道里水道街9号别动队特务孙海镜的家。孙海镜家很久以来就是特务们聚会的场所,这里距离中苏友好协会极近,并且是李兆麟将军往返必经之路,一切都从楼上看得非常清楚,于是决定在这里下手。
3月7日,特务们就在巴拉斯旅馆集合,约定8日在孙海镜家谋杀李兆麟将军。当天,何士英探知开“三八”节纪念大会,李兆麟要到会讲话,又知道孙格玲担任大会司仪,即命孙格玲于3月8日会后把李兆麟约到水道街9号“家中”杀害。3月8日,何士英命阎钟璋召集马健胤、刘希贤、阎力为、高庆三、孟庆云等到刘文升处集合,然后同到水道街9号楼上暗杀地点。到达后,刘文升将一管可毒死10人份的氰酸钾锂投入暖水瓶,又泡好浓浓的红茶。不多时,何士英、刘明晨陪孙格玲来到。阎钟璋先让高庆三、孟庆云到小屋躲避,让孙格玲熟悉一下室内的布置,由刘文升向孙格玲讲了毒药的用法以及各种用具的位置。孙格玲看了室内布置后,认为符合其身份。孙格玲又提出:“葡萄酒应该打开,倒出一些去,像被喝过。”然后就去了纪念“三八”节的会场。特务们计划,李兆麟如带警卫员来,就先把警卫员让到小屋,以喝茶毒死。如不成功动起手来,则用枪打死。为防止附近第一中学院内的驻军听到枪声过问干涉,遂派刘希贤到一中院内的铁石部队找其老同学蔺连长联络,告诉蔺连长听到枪声不要管。何士英等把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锁在屋内便离开了。马建胤、刘希贤等在楼下和街上担任警戒。下午,何士英接到孙格玲电话报告“李先生改约在9日下午3点。”何士英便向特务们宣布:“今天算是演习,明天正式行动。”
3月9日上午9点多钟,阎钟璋又将特务集合起来开始行动。刘文升将已经凉了的毒药倒掉,换上新的,并将地上的脚印仔细擦掉。又将阎钟璋等3人锁在屋里,由刘明晨用电话向何士英报告:“一切都准备完了。”
3月9日下午1时左右,李兆麟到南岗车站街(今红军街)1号中共哈市委秘密驻地开会。2点多钟,李兆麟向市委书记钟子云说:“我有个约会”,即离开会场。李兆麟乘坐的汽车行至《哈尔滨日报》报社附近发生故障,恰遇到报社唐景阳乘坐的马车,便令警卫员李桂林帮助司机卢德才修车,他自己乘唐景阳的马车回到中苏友协。到中苏友协后,问秘书于凯“有无事情?”于答无事,遂对于说:“我到水道街9号去一趟,一会就回来,等李桂林回来时,让他去接我。”便走了。
孙格玲在约定时间之前来到水道街9号等候。不多时,见李兆麟来了,便下楼迎接。这个人面兽心的女特务,竭力装出副笑容可掬、毕恭毕敬的样子,未等李将军坐稳,便去厨房倒茶。走进厨房,孙格玲便急忙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放入茶内,又嗅了嗅,看看是否有异味,见没有什么味道,便端了进去。心怀鬼胎的孙格玲极力保持镇静,把毒茶端到李将军的面前说道:“将军辛苦了,请先喝一杯茶,休息一会儿,晚辈再聆听前辈的教诲。”李将军毫无防备之心,接过孙的茶,慢慢地喝了下去。喝完茶后,还没谈几句,便呕吐不止,旋即便晕倒在地。孙格玲见李将军昏倒,不由内心恐惧,大叫道:“昏倒了,昏倒了,还不快点出来动手!”听到叫喊声后,阎钟璋、高庆三、孟庆云三人如饿狼般地蹿出,孟一把将桌子推倒,抢过李将军口袋里的手枪;丧心病狂的高庆三心狠手辣地用匕首朝早已不省人事的李将军连刺7刀(8孔),其中一刀割断了将军的气管。抗日猛将、民族英雄、人民的优秀儿子李兆麟将军就这样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地暗杀了。这位在东北战场上同日本侵略者奋战了十四年的民族英雄,没有牺牲在饥寒交迫的林海雪原和兴安峻岭之中,也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的松花江两岸和辽阔的黑嫩平原。他的征衣和背囊曾多次被敌人子弹打穿,都没有负伤。敌人以数万元伪币悬赏他的头颅,都成为狂言妄想,因此抗联战士当时都称他为“福将”。而今天,这位“救国救民精神惊天地,除敌除寇壮志撼山河”的民族英雄,却在抗战胜利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中。三人见李兆麟已死,便动手检查李兆麟身上的物品,将手枪、现钞和一本日记拿去,将尸体盖上大衣推于床下,便锁上门离去。
放走凶手
特务们行凶以后,计划将尸体割断,以麻袋装上运走,掷于江中,以消灭痕迹。但由于李兆麟的警卫员李桂林、秘书于凯将李兆麟在水道街9号附近失踪的消息通知了苏军司令部,苏军司令部派兵包围了水道街9号一带地区,由苏军保卫部两名军官将附近全部检查一遍,同时又派出搜索部队在各处查找。苏军的严密警戒,使特务们的移尸计划未能得逞。
苏军司令官卡乍科夫连夜将中苏友好协会李会长失踪的消息通知市长杨绰庵、市警察局长余秀豪,并限令他们10日晚间以前找到。余秀豪为了掩饰其罪行,给凶手以充分的时间移尸及逃走,竟拖延至10日下午2时才通知侦缉队。而出事后,特务刘希贤公然穿着警察制服,带了两支手枪,坐着马车到水道街去移尸,途中被警戒的苏军搜出枪支,刘匪被送到余秀豪处,而余秀豪竟自将他放走。同时在此期间,余秀豪和行凶的特务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曾经用电话告诉手下,叫他转告一凶手,如果在外面待不住就躲到他的家里去。而阎钟璋则吩咐行凶的匪徒,如果被捕时,可以要求送到警察总局去,见到余局长,就没有事情了。他还传达了余秀豪的指示:……不能泄漏军统局的秘密。在这样周密的布置和掩护下,特务匪徒们遂大部漏网。
3月10日,在国民党警察局担任督察长的中共党员马亮率领侦缉队员再次搜查水道街9号。马亮发现二楼有一个门前堆满砖头、门上着锁的屋子非常可疑,便命人打开门上边的窗子。他跳进屋里,发现床下躺着一个用大衣盖着的人,正是李兆麟将军的尸体。他当即命人维护现场,急报苏军司令部和中共市委负责人。
而3月10日下午,何士英命刘文升到警察局向余秀豪报告刺杀李兆麟情况。余秀豪指示他们:“要停止活动,潜伏隐蔽,如有暴露设法逃跑,如被捕要自杀保密。”何士英按照余秀豪的指示,让刘文升烧毁所有文件,并令特务们隐蔽潜逃。
事件发生后,根据水道街9号住户王兰证实,有一个二毛子女人领李兆麟上楼。余秀豪便将一名叫顾荣均的中俄混血妇女逮捕,交苏军司令部充当罪犯,经苏军审查后,认为与李兆麟案无关而释放。3月11或12日,余秀豪把孙格玲找到警察局告诉她:“现在要继续上班,以避嫌疑。”孙格玲按指示在案发后上了几天班,不久即辞职隐匿起来。
孟庆云被捕后,交代了犯罪事实,滨江组特务们得此消息后惊慌失措,唯恐泄露刺杀李兆麟内幕,便决定毒死孟庆云灭口。滨江组情报主任刘文升通过市警察局侦缉队特务何春元摸清情况,在3月23日把孟庆云押解苏军司令部之前,买了20个包子,由南守善注入20CC氰酸钾锂,把包子送到余秀豪的办公室,让从监所提出来的孟庆云吃。孟庆云没有吃包子而未被毒死。孟庆云押往苏军司令部后又被押送去苏联。
缉拿归案
继孟庆云、马健胤和高庆三落网后,整个李兆麟被害血案告破。1949年10月初,在天津逮捕滨江组别动队队长阎钟璋,在沈阳逮捕阎力为、高喜元,在长春逮捕刘文升、林再春、孙海镜,在北京逮捕刘明晨、南守善,在哈尔滨逮捕张立钧、杜忠忱。为平息万民之恨,以慰九泉之下李兆麟将军的英灵,于1949年和1950年在兆麟公园两次召开数万人的公判大会,将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决。1956年,我国政府从苏联将滨江组组长张勃生引渡回国,判处死刑。1958年在齐齐哈尔又将刺杀李兆麟的凶手李剑星(李中士)捕获并于同年10月6日判处死刑。至此参与暗杀李兆麟的特务中除何士英、孙格玲和警察局长余秀豪逃离大陆外,全部落入法网,并都受到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