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水俣病获得正式认定的第50年，但我们并没有完全了解水俣病事件。从1932年引发污染事件的日本氮素公司在水俣湾将水银排入不知火海，已经过了74年。人们通过检测婴儿脐带血中甲基汞含量，终于了解到在正式认定的20年前，就已经存在着严重的污染。
中国近年来水污染情况严重．造成了环境破坏、危害健康的恶果。希望我们能从日本水俣病的事件中有所启示。在此，我们感谢自然之友常务理事康雪女士推荐此文。
新泻水俣病大事记
1956 官方宣布在熊本发现水俣病。
1965 公布新泻水俣病。
1967 新泻水俣病患者首次起诉。
1971 有关新泻水俣病的首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1973 被驳回认定资格患者人数增加。未认定患者之会成立。
1974 有关熊本水俣病的首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1982 新泻水俣病患者第二次起诉。
1992 完成纪录片“生活在阿贺”的拍摄。
1993 首次举行悼念集会“在阿贺岸边”，并决定作为每年例行纪念集会。
1994 我们向水俣市赠送用阿贺的石头雕刻的地藏菩萨。
1995 举办纪念新泻水俣病30周年的展览“各种各样的阿贺”。
1996 新泻水俣病患者的第二次起诉在东京法院和解。
1998 在阿贺的岸边安放了用水俣市的石头雕刻而成的地藏菩萨。
2004 完成了纪录片“阿贺的回忆”的拍摄；水俣病患者在关西地区法院的起诉由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决国家负有责任)。
2005 新泻水俣病40周年纪念活动(由新泻县主办，“来世之礼”规划)。
2006 发行少儿图书《阿贺的地藏菩萨》。
日本新泻水俣病是自1965年水俣病首次在熊本市获得正式认定后的第九年后，在阿贺野川流域公布的世界上第二起水俣病事件。这是一起本不应该发生的公害事件，但由于相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使得水俣病在新泻再次出现。
我在阿贺野川流域出生并长大成人。水俣病发生时我只有15岁，并不是特别关心发生在30公里外的阿贺野川下游流域的事情。21岁时，我偶然遇见了在日本氮素公司(CHISSO公司)东京总部前静座示威的川本辉夫(已故、患者运动领导人)之后，才开始接触到新泻水俣病。1971年新泻水俣病的第一次法院判决之后，我的家乡阿贺野川中游流域也开始出现了被政府认定的水俣病患者。其后不久我就了解到，在上次判决中有部分患者起诉要求认定被驳回，从那时起我开始同患者们尝试要求行政复议。我们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能够就患者资格认定问题第二次起诉有关政府部门。第二次起诉的起因是因为在第一次起诉中，100多名被驳回的患者中，只有1名在终审时获得与初审相反的判决结果。这也就是我们坚持到第二次起诉的动力。
新泻的水俣病患者继1995年同昭和电工签定了“解决协议”之后，1996年高级法院也做出和解的判决，这成为水俣病患者争取合法权益活动的一个里程碑。可是，高龄患者们没有得到满意的补偿和救济就相继离开人世。虽然我为每一名患者的人品和奋斗不息的精神所感动，但也深深感到仅仅靠患者们的力量去争取行政复议和依靠法律争取合法权益是有限的。因此我尝试转而以文化活动的方式继续为患者们做些事情，使仍然在世的高龄患者们在有生之年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1984年我有幸认识了电影导演佐藤真，1992年我们合作完成的纪录片“生活在阿贺”，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1994年我受川本辉夫的委托，向水俣市赠送了用阿贺野川里的石头雕刻的地藏菩萨。此后，在阿贺野江边，安放了用水俣川里的石头雕刻的地藏菩萨，把他们分别称为阿贺、不知火兄弟。
水俣病不但夺走了人们的健康还使得地区社会的人情变得冷淡。因此我们将地藏菩萨安放在这两个地区，将其作为地区振兴的标志留传给后代。
另外，我们还在每年5月4日举办悼念集会“在阿贺岸边”，并组织被称为“来世之礼”的旅游活动，同患者们走遍全国进行电影放映、演讲等活动；给孩子们编辑以地藏菩萨为主题的图书；并拍摄电影“生活在阿贺”的续集，在青年电影节上放映。今后我们还准备举行各种活动，使得老年水俣病患者明知自己疾病缠身仍然能够感到“虽然得了水俣病，最终还算是快乐的一生”。
相关链接
亚洲和水俣联谊会成立以来开展的活动
亚洲和水俣联谊会自1984年5月成立以来涉足的环境问题：
汞污染问题(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湾、苏腊巴亚苛性钠厂、菲律宾棉兰老岛金矿、伊利刚氯气厂、泰国恰奥普拉雅河、中国松花江、印度卡鲁河、克达伊卡纳伊水银体温计厂、台湾企业向柬埔寨非法排放废弃物)；工业污染·灾害(印度、尼泊尔、泰国朗普恩工业区猝死诉讼、东海岸工业区开发、援助渔民、帕库姆恩水坝、虾养殖场问题及其污染、西盖伊陶计算机厂及其工伤事件、斯里兰卡贸易加工区的污染与工伤问题)；污染废弃物出口(马来西亚ARE放射性废弃物非法排放、普拉伊工业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卡嘎扬代奥劳烧结厂、莱伊泰炼铜厂、韩国温山工业区)；战争与核武器等(越南枯叶剂污染、马绍尔群岛放射性辐射问题、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两伊战争的社会问题、身份证指纹问题、人类计划21亚洲太平洋的NGO市民运动、爱奴土著民族问题等)。
臭名昭著的博帕尔化工厂污染事件
1984年12月2目的深夜，美国独资企业UCC公司博帕尔农药厂发生了剧毒MIC(异硫氰酸甲酯)的泄漏，毒气扩散到了博帕尔地区，造成了2500人死亡、50多万人受伤的有史以来危害最大的化工厂污染惨剧。博帕尔位于印度中部，是马道亚普拉代修州的首府，当时人口约70万。UCC公司位于旧市区北部，1969年开业，主要生产杀虫剂。从1979年为生产消毒棉药水开始生产MIC(异硫氰酸甲酯)。
1985年3月印度政府制定了《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条例》，印度政府作为惟一的受害人代表建议起诉UCC公司。1989年1月，印度最高法院提出要求UCC公司赔偿4亿7千万美元，对UCC公司免予起诉的调解方案。但受害者们强烈反对该方案，于是1991年最高法院取消了UCC公司支付赔偿费就免予起诉的方案。1993年开始该公司开始赔付受害居民，已死亡的受害人每人获得9万卢比的赔款、除此之外的其他受害人每人25000卢比的赔款，一共约32万人。
现在，受害者团体仍在向达乌化学公司(该公司将UCC公司合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清理该化工厂遗址、继续补偿受害者、在生活和医疗等方面支援受害者。受害者团体和各地的支援受害者组织合作，于1997年9月成立了桑巴布纳(锡克语意为“可能性”)·陶拉斯陶博帕尔大众医务所，开展脚踏实地的医疗活动，并对受害者们的状况进行长期调查。
马来西亚ARE公司放射性废弃物非法排放事件
ARE的工厂，建于马来西亚半岛中部伊保市郊区，人口约1万人(绝大多数为华裔)的布其麦拉(红丘)村。该工厂所属的ARE公司是1980年成立的合资公司，日本三菱公司的资本占35％，是一个日马合资公司。在马来西亚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下，该公司成立。该工厂是从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产的磷铈镧矿石中，提取钇等稀有金属，在提取工艺中要将天然放射性物质的钍浓缩至7％～14％，需要排放放射性废弃物。钍和铀、钚都是作为原子能原料和燃料，是需要严格管理的危险物资。但该工厂用于储存钍的储藏室还没有完工，工厂就开工了。当第二年该工厂准备开始修建钍储藏室时，居民们认为有危险而反对，施工因而中断。但在此过程中，居民们才得知放射性废弃物一直被随意堆放在工厂后面。在堆放场地周围或工厂周围，都没有任何提示告知居民，居民们每天都往返于放射性废弃物旁边，而且堆放场地还是孩子们玩耍的场所。更为危险的是，在距离堆放处附近就有一条河流，河流两岸就是耕地和鸡、牛等的饲养场。1984年日本崎玉大学的市川定夫教授(放射遗传学专业)通过现场检测了解到，在堆放场所附近的放射性辐射强度是自然界中平均辐射量的50倍。据有关报道，在当地还出现了孕妇流产、新生儿死亡增加，居民血液中铅含量增加及白血球减少的现象。1985年2月，当地居民向高级法院起诉，要求“停产和清除放射性废弃物”。1992年7月11日，该高级法院判决“ARE公司的生产给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危害，生产活动本身是违法的”，要求ARE公司立即停产，并清除有害的放射性废弃物。虽然后来该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时被判决败诉，但工厂还是停产了。去年夏天，该厂和居民们签订了处理钍废弃物和拆除工厂的协定，目前工厂方面正在进行这些处理，但人们仍需要对处理工作的进展长期进行监督。
越南枯叶剂污染
从1960年到1971年，美军在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等地喷洒了枯叶剂等有毒化学物质约7200千升，破坏了越南的生态系统。据说其中4400万升是含有170公斤的二(口恶)英的枯叶剂。这些枯叶剂在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引起了癌症、精神疾病、免疫功能异常、流产、基因突变及先天性疾病等，受害总人数约为200万人。喷洒枯叶剂对美军本身以及在韩国和澳大利亚接触过枯叶剂的士兵和孩子们也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尽管目前该地自然环境中的二吧英浓度在逐渐减少，但美军基地周围地区污染物质的浓度仍然持高不下，并继续危害着第二代、第三代的身体健康。
今年，有大约100万名会员的越南“桔剂”受害者协会宣布成立，在对受害者开展生活援助的同时，继续追究达乌化学公司等生产企业的责任及要求赔偿，并在纽约起诉了该公司。
中国松花江的汞污染
松花江起源于中国长白山天池，流经朝鲜国境、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汇入俄罗斯的阿穆尔河，最后流入鄂霍次克海，是一条长达1840公里的中国第五长河。中国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开始致力于环境问题，揭开了松花江汞污染问题之谜。有关调查表明，污染源是吉林的乙醛工厂、染料工厂，以及其他地区生产电池、电灯、测量仪器的工厂和金矿提纯工序等。据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从这些工厂排放的总汞量已达到了149．8吨(其中甲基汞为5．4吨)。当时上游河水被污染，鱼类灭绝。排污量最多的是吉林石化公司第103厂(碳化物厂的乙醛生产设备)，占总排放量的705。
1973年开始，根据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对距离该工厂300公里以外的扶余、肇源地区开展的调查显示，该地区鱼体内含汞量最高为2．6ppm，而渔民头发中含汞量超过100ppm，并发现了一些出现水俣病症状的患者。
随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仍继续开展调查。从1992年到1994年，对所有松花江流域(8个县、市，46个乡镇，1474个村)的10万居民进行了体检。通过对其中3 693人的毛发进行的汞含量测定，确定53人需要入院检查，2人为中毒患者，18人需要观察。
——节选自《水俣病事件74年历程和教训对我们的启示》，作者谷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