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代的石刻艺术活动，在继承和发扬先秦多种形式艺术与技术的基础，造形意识从萌芽逐渐趋于成熟；西域与佛教外来艺术的传入，更丰富汉代绘画与雕刻的题材与技法，表现出极高的原创性。从西汉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
一、虎符石匮探源
公元前121年始，汉武帝在青海湟水流域设置行政机构，将青海纳入了汉朝的郡县制内。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携带大批财物，到西海地区诱骗羌人献地称臣，羌人西走，王莽便在在今海晏县筑城设置西海郡城。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5县，并在青海湖周围广设驿站和烽火台。新莽4年（公元23年），王莽被农民起义军杀死，新莽王朝崩溃，西海郡也随之废弃。东汉永元中虽曾一度恢复西海郡建制。但不久即废弃。历尽朝代更迭，西海郡城在民国时期曾遭马步芳部属的滥挖盗掘，1942年马步芳幕僚冯国瑞欲将该城西南部出土的“虎符石匮”上部“虎符”移至西宁，但因其庞大笨重运至东大滩即弃之作昙。195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虎符石匮”又移至海晏县文化馆，“虎符石匮”作为省重点保护文物，现保存在西海郡博物馆内。
“虎符石匮”坐北面南，现存有卧虎石刻1件，另有题铭石刻基座1块。石虎与石匮两者共同构成了“虎符石匮”石刻整体。“虎符石匮”由巨大的花岗石雕凿而成，上部为一石虎，卷尾伏卧在长方形石座上。石虎昂首张口，虎尾夹于后腿并搭在左背上，怒目前视，栩栩如生，似有一跃而起的神态，具有汉代石雕浑厚古朴风格。石虎，身长150厘米，高150厘米，背宽60厘米。基座长137厘米、宽115厘米、高65厘米。石匮正方刻三行九字，从右至左为“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石匮下面刻有“虎符石匮、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十三字。石匮与石虎尺寸大小相同，扣合吻合，刻文应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石座正前面有篆刻《西海郡始建国河南》铭文。按西海郡系王莽应四海设郡之数所置。始建国是王莽称帝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9-3年，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河南即海晏县（西海郡）位置，意即在河南之南。“就整体看，从古至今，可说并没有纯粹的所谓艺术品，艺术总是与一定时代社会的实用、功利紧密纠缠在一起，总与各种物质的（如居住、使用）或精神的（如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需求、内容相关联”。
这件珍贵的石刻文物，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政治和地域文化思想性。及其特殊的艺术性，为研究西海郡历史、地理提供了实物与文字资料。同时“虎符石匮”也是青海省迄今发现的最早有铭文的石刻之一，具有典型汉代雕刻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汉代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
二、虎符石匮的艺术特点
“虎符石匮”石刻在规模上、体量上、艺术上虽无法与霍去病墓前石刻相比，但总体来说不乏精雕细刻之处，石刻使瞬间的“虎”具有持久性能力，特定情境中暂时性集中的生气（表现）凝定下来。而且见于抓住这种生气（表现）中瞬息万变的色调，使它（这种生气表现）呈现出汉代石刻雄浑壮丽的艺术效果。它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来自于石刻艺术品中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力，正是这种表现力，使瞬间成为了永恒。石刻所表现的地域性、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艺术显现了汉代封建专制制度、文化思想和青海独有的艺术特色。作者同样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
（一）虎符石匮的地域性
造型是艺术表现的手段，以此来揭示艺术形象的精神、意境和美感。就“虎符石匮”雕刻而言，其具有汉代形象化、意义化、情势化、功能化等仪卫性雕刻共有的造型规律和特点。就“虎符石匮”造型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表现气质和选材而言，因独特的青海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宗教思想、感情气质等又形成了不同中原的艺术特点，尽管汉代众多大型雕刻在材料工具的运用，取材内容、表现形式、造型手段等方面都十分相近或相同，但最后形成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却各异奇趣，各具特色。
以虎为图腾的崇拜最早盛行于我国原始社会，在青海民和土族崇拜虎的遗风依然可见于纳顿节《杀虎将》节目内容中，当地土族的一些村庙里供奉的山神，被塑成金身，他的脚下还拴着一只泥塑的老虎。此外，在河湟地区汉族和土族地区有祭白虎的习俗。黄南同仁土族村落年都乎村驱赶“於菟”的习俗。
（二）虎符石匮的装饰性
汉代雕刻的装饰性孕育于工艺美术，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虎符石匮”的装饰性由以下构成：其一，图案表现性。虎符石匮的图案化处理是雕刻本身装饰性的一大特点。图案化的处理增强了虎符石匮雕刻本身的装饰效果和艺术性，同时也显示出汉代雄浑美的艺术特征。这些装饰纹样为原本单调的石刻增添了不少色彩。第二，是技法的多样性，装饰性对于增强虎符石匮雕刻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十分有效。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雕刻传承了历代石刻的传统，采用了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出极强的装饰效果在风格上隶属于北方粗犷的雕刻风格。
（三）虎符石匮的绘画性
“虎符石匮”雕刻的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石刻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表现轮廓线与身体花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虎的肌肤和花纹，表面光滑，几乎没有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石刻技法沿袭了中国历代雕塑绘画性的特点，吸收了中原汉地绘画艺术的营养。
（四）虎符石匮的书法性
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从泰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古隶”、“今隶”、“八分书”。隶书具有以下特色：第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第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第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
“虎符石匮”产生于新莽时代，其匮与常见的汉代铭文字体不同，大概是王莽有意标榜其复辟为正统之意。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发展。尽管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
（五）“虎符石匮”的意象性
由于中国雕塑和绘画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它们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这是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不分的原由，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精美绝伦与之持久的主要原因。石刻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是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也是中国雕塑与绘画的意象性特点。虎符石匮石刻在风格上虽然表现出一定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虎的头部刻划上，身体部分则是十分写意的。在虎符石匮石刻中。无不显示出中国古代雕刻的意象性特点，从石虎与石匮的组合显示出中国雕塑绘画的写意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追求神韵，不求肖似。“一个石头雕成的野牛固然不是真正的野牛，但它同时也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对于石头而言，它是野牛；对于野牛而言，它又是石头。石头与野牛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竟神奇般地合而为一，集中于同一事物之中，其中的奥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究吗”“虎符石匮”在艺术影响上虽然不如霍去病墓前石刻精彩动人，但在虎的雕刻上虽追求整体感，而不忽视细节的刻画上依然沿续了汉代以来的传统。石刻作品不但有抽象（写意）即一半天然一半人工的造型，也有具象（写实）风格同时存在，由此可见汉代石刻艺术相得益彰的悠久历史和传统。
三、虎符石匮的审美特征
“虎符石匮”石刻艺术上追神韵，求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寓意深刻，主题鲜明，其象征性、浪漫性浓厚，写意性更加突出。其美学特征表现为沉雄威猛的形象创造，表达“所知”、“所感”的造型思维和充实饱满的具象形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作品构思巧妙，寓意深刻；其二是造型概括，力求意象；其三是艺术创作手法上的浪漫夸张，激情飞扬，追求神韵。
汉代雕塑艺术这种将现实性与浪漫性、艺术性与思想性、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正是中国民族美术写意魅力的具体呈现。“汉代艺术形象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虎符石匮”石刻艺术在强调简练概括的体块特征的同时。巧妙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绘画语言——线条。对于虎造型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质感的线条，有时线条粗放，有时线条精细，并使这种粗细多变的线条与石头的自然肌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远近虚实多变的艺术效果。既强调了对虎的动态表现，旨在以鲜明的身体动作语言来加强画面的生动情节表现。又在艺术处理手法上，通过简化概括、舍弃繁杂部分、突出个性特征，造型简约而结构严谨，动态粗犷奔放而富有韵律。
“虎符石匮”总体风格一方面是由于汉代艺术家写实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汉代青海社会相对安定富足。人们比以往更多关注现实生活。因此，“虎符石匮”的装饰性并不像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那样体现在图案纹样的威严怪异气质上，而是突破了商周时期青铜纹饰的呆板形式，把艺术表现的重点放在了生动传神上，强调简练、夸张，强调瞬间的动态特征。“虎符石匮”石匮中的物象没有纵深的空间表现，而是以上下分层、物象互掩的方式获取空间关系，从而具有了超越现实的意象空间暗示。石刻中的主体虎大于次要匮，而匮一般是作为主体的陪衬出现的，这种形体的夸张一方面强调了虎与匮的主次关系，同时也自然地体现出石刻布局简繁映照的关系。
“虎符石匮”在石匮的形体塑造上采用汉代循石造型手法，与原始时期某些洞窟岩画的造型存在着相似性，却没有原始岩画构图的散漫和不确定，虎的动态特征刻画也要成熟得多。循石造型效果的团块结构造型不仅使“虎符石匮”具有了强烈的构成感，同时在细部刻画上又因粗细多变的线条的运用，加强了形体与动态特征。力求以简约的形象刻画，赋予“虎符石匮”以装饰性、构成性。
同时，虎与匮的组合都在不经意间以点、线、面和谐经营加强了石刻的装饰性、构成性。虎的形象是排除象征意义的，在它身上没有一丝神灵的光彩。因此，人类对它们的关系不是敬畏，而是依恋和亲近。虎和匮的动势方向不同，但动静和谐，相得益彰，使两者和谐地融贯为一个整体。正是如此，作品才透闪出一片天真烂漫的情调。
四、虎符石匮的艺术内涵
汉代雕刻造型艺术，依托于封建皇权大一统的社会物质和意识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有汉一代的时代性、民族性生机勃发之后的艺术精神和本质。反映着汉代宽广胸怀与宏大气魄、强烈自信与创造渴望、乐观精神与蓬勃朝气的艺术生命力。
遗存于青海的“虎符石匮”，自然、纯真、大巧若拙，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而毫无后世的浮华与矫饰的风格，正是反映出汉代崇尚淳朴、和谐和理性的优良气质。“虎符石匮”艺术的精神意蕴表现为“像”与“象”的造型观念，“势”与“力”的刚健之美和对纯粹形式美的追求。一为具象，一为抽象，相关互补，代表了汉人对形象世界的完整把握方式。
第一，虎的造型首先以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静态中的虎呈卧式。表现出虎的动物性特征及精神状态：虎的造型体形厚重，四肢有力，突出兽中乏王的威风形象。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的艺术。其次，以写实的虎为主体，采用简约手法将附在虎体下方的石匮刻画出来。再次，写实性与图案化结合形，写实性的虎占主体，以浮雕的手法将写实与写意将“虎”与“匮”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石匮的造型虽限于长方形框架之内，却因有铭刻文字而成形，使虎符石匮的造型具有较强的立体感。保持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的以线造型艺术风格和特征。以线造型体现出强烈的主观因素，反映出华夏传统的审美取向。
第二，讲究意象造型。在创作形象的过程中，一切物象的表现都不以“真实或肖似”作为创作目的，同时在不背离自然物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有限的“象”去表达无穷无尽的“意”。“虎符石匮”就是汉代“意象造型”创作观念的杰作之一。
第三，讲究对称均齐和综合统一。“虎符石匮”是强调对称均齐和综合统一观念反映的典型例子：上下左右，相互对应，对称而均齐。
因史记中缺少有关记载，从“虎符石匮”石刻创作者来看，应该是来自民间的无名艺术家和工匠。他们用简单、粗糙的工具，纯朴的思维方式，依据广泛而深厚的汉代生活基础，浓厚的文化信念。流露出纯朴真诚的艺术情感。从“虎符石匮”形制，可以窥见石刻创作者已或多或少的将青海地域民俗特征的表现手法融入其中：保留了一些夸张、变形、甚至原始、抽象的特征，而愈显纯厚拙朴，形象生动。虽然“虎符石匮”石刻在造型上存在一些概念化和公式化，但却在构成形式上显现出古老凝重、纯厚拙朴的美感，雕刻手法上都留下了一种大巧若拙的汉氏哲学精神境界。
西海郡古城与虎符石匮石雕，两若是源于政治联结着的纽带因素而赋予纯系自然的坚石予艺术之精神。石头冰冷、平淡无奇之体因雕刻，而成为延续数千年的心灵震憾。“虎符石匮”石刻以威严肃穆、庄重拙朴的造型及独特的审美情趣屹立于青海古代雕刻艺术之林，彰显了源远流长的青海石刻艺术之神韵。
五、结语
总之，“虎符石匮”雕刻以它雄浑的形体、细腻的手法，在青海古代雕刻艺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政治上体现了汉代封建集权统治的重大的意义，用空前丰厚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和不断改进的工艺技术条件，达到了“虎符石匮”石刻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写实手法与装饰手法的统一。虎符石匮雕刻作为汉代古代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在青海美术历史长河中显示出诱人的艺术魅力。它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它的审美特征都是研究青海地区古代艺术发展的宝贵素材。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青海民族民间石刻艺术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1YJC76D069。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