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过茂陵陈列着的雕塑，我们穿越时空的距离，似乎看到咸阳原的荣辱兴衰，听到古陵主人战马的嘶鸣声，读到古陵文化中雕塑的精彩篇章。茂陵雕塑虽为汉代雕塑的代表，但在现今城市中已经发展为城市旅游雕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雕塑 茂陵 霍去病
[中图分类号]J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74-02
茂陵是西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西安市西北40公里的兴平市（原兴平县）城东北南位乡茂陵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茂陵建筑宏伟，墓内殉葬品极为豪华丰厚，史称“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茂陵封土为覆斗形，现存残高46.5米，墓冢底部基边长240米，陵园呈方形，边长约420米。至今东、西、北三面的土阙犹存，陵周陪葬墓尚有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等人的墓葬。而我们今天所要说的霍去病墓就在这其中。
霍去病墓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约15公里处。霍去病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自幼善骑射，从元朔六年18岁任骠骑校尉开始，到元狩四年为止，五年之内六次率军反击匈奴侵扰，为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为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汉武帝器重，初封冠军侯，晋升骠骑将军。这位青年将军，不幸于元狩六年病逝，年仅24岁。噩耗传来，朝野震悼。汉武帝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霍去病的墓址，“为冢象祁连山”，以纪念元狩二年霍去病在河西战役中取得的关键性胜利。在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前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现共存16件，可辨认的石像有14件，其中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件，不同物像12件，即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短口鱼、长口鱼、獭蝠等，全部用花岗岩雕成。雕刻师运用综合的记忆，将这座雕塑以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结合在一起，刻画之处形象以恰到好处，不矫揉造作，略掉过多雕镂，使整件作品从整体感和力度感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霍去病墓前石雕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求之神似，种类繁多，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霍去病墓石雕群作品是中国古代雕塑接收外来艺术、明显接收中亚和西亚艺术加以融会贯通的结果。这种避免早期雕塑技法尚见生拙的弱点，发扬气势雄浑优势和内在力量处理的方式，成为汉代艺术的一大特色。
《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作者将战马雕刻得器宇轩昂，傲然挺立，敌人手握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蜷缩于马下，垂死挣扎，与整个马的轮廓浑然一体，暗示匈奴失败的命运，告诫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石雕保留了原石的完整性，表现技法语言精简、雄浑，在形体比较大的转弯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削凿，在细节的处理方式上运用了浮雕、线刻的雕刻技法，使整个雕塑看起来更加雄厚大气，充满了力量。在马下的匈奴人的特征方式上有一定的寓意，虽然整个人物形象造型简单，为了体现汉人对胡人形象的理解，在发式和胡须等面部特征的处理上进行了夸张的刻画。值得关注的是，整个雕塑的马背上并没有出现人物形象，而这一点却正好体现出了汉代雕塑之美的内涵——意至而形不至。艺术家以战马的雄浑彪悍和马下匈奴人的狼狈来寓意马上将军驱敌胜利的威武姿态，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这件雕塑作品所展示的既不是彪悍的战马，也不是垂死的匈奴人，它所展示的应该是战功赫赫、巍然而立的骠骑将军，甚至是整个大汉王朝国力的象征和代表，这也正是汉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特色——形式语言的象征性。整个雕塑群具有巨大感染力，体现了汉代艺术特有的古拙美，展示了一种深沉雄大的气魄，给人不浮夸，不矫揉，奔放豪迈的精神境界。
霍去病墓石刻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至真瑰宝，通过它的技法和寓意，我们能从我们的先人那里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雄浑魅力，体会到传承中国文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组雕塑群，不论从外形语言到内外寓意，传递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内涵作为中国人一种不可战胜、不可取代的民族精神，流传更迭。
随着工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人类的“文明”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人们开始把目光投注在提高自身生存环境的改善与美化、修正与提高上，以此弥补人类心理的平衡。作为美化和装饰环境的雕塑，自然发挥了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雕塑作品从室内走向室外，从封闭走向开阔的大自然中，与环境完美结合，并且有了新的名字——城市雕塑。一个城市景观中，城市雕塑必不可少，它不仅美化了环境，更是人们审美意识、文化积淀、个性铭牌和内涵的承载物。在我国古代，更不乏传世的雕塑之作，《马踏匈奴》以马喻人，托物言志。古代石刻将人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思考寓意，配合精湛的工艺，赋予了雕塑无限延展的内涵，形成了“塑形脱形，意在塑外”的造型原则。也正如此，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中，充满着传达景物精神气拓展韵，唤起人类情感共鸣，“离形得意、缘物抒情”的范例。
我们现代的城市雕塑，更应该追求这种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意境”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城市格局中，和谐、天人合一的指称，则是一种对其概念外延的演绎和对其内涵的补充。因为现代城市是人的力量的外化，并非纯然的自然。如果我们把霍去病墓的石雕看作是考量环境雕塑乃至于公共艺术时有益参照的艺术遗迹，那么我们也不难看出所谓的和谐与天人合一到底表现在哪里。霍去病墓的石雕在主题、材质以及安放位置上，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限的文字记载和与此相关的想象意境中，均会出现一种自然的意象。这种自然的意象包含汉代的五行观念所致的方位常识，包含着动物象生所象征的人化意义，也包含着一种材质和环境的和谐。而其造型的手法则更不用深究了，因为线性的雕刻手法和应物象形的处理技巧，均使材质与物象的表达合而为一，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自然。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城市雕塑在意义实现上的文化认同方面的依托，成为其是否成功的前提。
雕塑是空间中的艺术，通常认为雕塑的空间性分为实空间和虚空间两类，实空间指雕塑形体之间的距离，是内涵的载体。虚空间指形体之外的空透部分，体现雕塑影象的关系。虚实空间相生，形成了雕塑，然虚实空间仅仅只是构成了形体，唯有意念空间才真正赋予形体以灵性与智慧。
意念空间的特性表述。意念空间是雕塑空间外的“空间”，即观者、雕塑作品及雕塑创作者三者的意念碰撞，形成三位一体的组合。具备一定思维导向的雕塑家创作出作品，此作品所承载的内涵通过艺术展示与传达，使观者产生了相应的意念，思维、内涵、意念三者在无限的时空中重新合成，构成了一个贯穿的意念空间。意念空间的形成，归咎于雕塑作品的内涵引发，得意于观者的精神共鸣，源于雕塑创作者的思维走向。当然，意念空间也具有漂浮性、多意性、模糊性和被创造性。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对于同一雕塑，人人、时时、处处皆可创造相应的意念空间，只不过有肤浅与深刻之别而已。我国20世纪以来的雕塑大部分属于展览雕塑、装饰雕塑的范畴，集审美、教育、宣传与纪念诸功能于一身，遂使这类架上雕塑从量到功能都在膨胀异化，丧失了雕塑最本质的空间功能意义，而空间功能的贫乏忽略导致雕塑形式的单调乏味。城市的生态空间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而成的，城市中没有建筑、雕塑的景观实体做参照，城市空间也就失去其城市文化生态指向的存在意义。我们应该拓展意念空间，丰富作品的想象力，将现代与传统很好的结合，相互延伸。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雕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
[2]王朝闻.雕塑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