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太原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壮大队伍。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很快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学术研究会太原分会，把一批先进青年吸引到党的周围。他们利用这个阵地组织青年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基本知识，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人才。
1927年，阎锡山紧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一片白色恐怖下，赵成璧留守太原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赵成璧来到上海，改名赵宝成，在党中央机关从事地下交通工作。期间，赵宝成灵活机动地与国民党特务周旋，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挠，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来往于京、津、沪、杭一带，为党中央和苏区筹集了大量物资，并从事交通通讯联络工作，在险恶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受命修建六大建筑
1931年，因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中共中央机关受到破坏。为保存革命力量，赵宝成根据党中央安排，前往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春，赵宝成和他的革命伴侣石澹峰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到达瑞金后，赵宝成被分配到工农通讯社工作。工农通讯社实际上是党中央在中央苏区的重要交通机构，具体负责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的安全与顺畅、党和苏维埃重要领导人的进出，以及中央苏区重要物资的采办和重要文件材料的安全运送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时期，中央苏区工农通讯社负责的红色交通线，先后确保了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博古等党和苏维埃重要领导人以及军事顾问李德的安全到达。据统计，在整个中央苏区时期，先后有200多位党和苏维埃重要领导人通过红色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
由于成绩突出，1933年3月，赵宝成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总务厅是中央政府工作最杂、人员最多的机构之一。赵宝成担任总务厅厅长期间，毛泽东全面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这一时期，赵宝成正是凭着突出的工作能力，在毛泽东的具体领导下，工作取得了开拓性进展，确保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的高效运转。
在赵宝成担任总务厅厅长后不久，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自一苏大会召开以来的近两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政权都得到进一步巩固，工农红军迅速发展壮大，苏区的各级建设事业长足发展，苏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而面对日益巩固和发展的苏维埃政权，蒋介石如坐针毡，千方百计地策划和组织对苏维埃政权所在的中央苏区进行新的大规模的“围剿”，意欲将新生的苏维埃红色政权一举摧毁而后快。中央苏区军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6月8日作出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和规定了“全苏二大”召开的时间地点、材料准备、各级地方苏维埃改选、选举出席会议代表等事项。中央执行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以梁柏台、赵宝成、谢觉哉等人为委员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具体负责二苏大的筹备工作。
为迎接二苏大的召开，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瑞金沙洲坝建造一座能够容纳2500人，供二苏大会开会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建造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和红军检阅台；为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时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英勇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于叶坪建造公略亭和博生堡。这六座建筑后来被称为“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成为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重要标志。六大建筑，不仅是“二苏大”召开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工程，受到中央政府和“二苏大”准备委员会的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由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部长梁柏台担任施工总指挥，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全盘负责，并将建筑施工任务交由中央政府总务厅负责。
赵宝成接受任务后，不敢懈怠，怀着为党和人民建设一番事业的激情和信念，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建设工作中。
首先，他在总务厅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中进行思想动员，组建了“苏大工程筹建处”，由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负责。筹建处下设工程所，左祥云为主任，配备工作人员20多名。
中央政府大礼堂建在哪里？红军烈士纪念塔与红军烈士纪念亭、检阅台等建筑应该怎样摆布，怎样才能形成一个完美整体？防空问题怎样解决？等等，都需要从长远来考虑。赵宝成清楚，这些问题都应该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但作为具体的职能部门，筹建处应该拿出方案，搞好规划。于是从6月下旬起，赵宝成与梁柏台一起顶着炎炎烈日，带领筹建处工作人员在沙洲坝、叶坪进行勘查选址。
首先是中央政府大礼堂的选址，大礼堂不仅是“全苏二大”会址，而且是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重要象征性建筑，就好比现在的人民大会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防空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经过勘查，把目标选定在瑞金县城西北5公里处的沙洲坝老茶亭一处小山坡。这里有一大片茂盛的树林，有樟树、枫树、松树，大的粗过水桶，大礼堂掩映在树林中，不容易被敌机发现。而且，可以利用这里的地形地势，在大礼堂后面挖防空洞，出大礼堂后门就可进入防空洞。并且，在这周围有大坪头、网形等十几个自然村，有很多群众居住，能够混淆敌机飞行员的视线。所以，赵宝成认为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大家都赞同赵宝成的意见，一致同意将大礼堂建在这里。之后，梁柏台、赵宝成又陪同项英、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来实地察看，最终确定下来。
红军烈士纪念塔等其他五座建筑选定在叶坪紧靠一苏大会址的一片古树林边，这片古树林面积有20余亩，树林边有一块空坪，一苏大会期间曾在这里举行第一次阅兵仪式，红军烈士纪念塔等五座建筑可以合理地分布在这里，建成一个融实用性、纪念性为一体的红军广场，与一苏大会址、各部委旧址浑然形成一个和谐整体。
梁柏台、赵宝成对以上选址感到满意，又把周恩来、徐特立等人请到叶坪，征得他们同意后，形成规划方案，以“全苏二大准备委员会”名义上报中央政府审批。
地址选定后，梁柏台、赵宝成又忙于落实六大建筑的设计、施工方案。在当时的中央苏区缺乏建筑设计人才，还没有建筑专业出身的设计师。赵宝成通过向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各机关进行了解，得知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的副局长、曾有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称的钱壮飞和曾经设计了苏维埃纸币的黄亚光，对建筑设计相当内行。赵宝成、梁柏台分别找到钱壮飞和黄亚光，通过正面接触，确认了两人的设计才能。并以“苏大工程筹建处”名义写出报告，提出由钱壮飞担任设计，黄亚光在工艺美术方面进行协助。
在得到“全苏二大准备委员会”批准后，钱壮飞和黄亚光开始了设计工作，经过十多天夜以继日的伏案忙碌，在历经几次修改后，终于拿出了设计方案。有着“特科怪杰”之称的钱壮飞，是一个敢于创新、善于结合现实的天才建筑设计师，他的六大建筑设计方案有着新颖而独特的创意，受到一致肯定。
有了满意的设计方案后，六大工程的建设进入了施工阶段。赵宝成等人冒着酷暑，吃住在工地，领导着工程的施工。来自苏区各县的千余名工程施工人员，在“一切为了苏维埃”口号的鼓舞下，迸发出空前的激情，干劲十足地投入到六大建筑的施工中。工地上插着大大小小的红旗，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六大工程的建设施工受到共和国上下的广泛关注。
1933年9月15日第109期的《红色中华》，作了“红军烈士纪念塔在建设中”的报道：
“……建筑纪念塔的工友同志、石匠、泥水等，工作非常努力，多做义务工作，尽情拥护这个烈士纪念塔。特别是泥水工人宋兆禄同志，每天做工，上工早，休工迟，真正站在工人领导的地位与全苏区的百万劳苦工农群众们，大家踊跃募捐，来拥护这一红军烈士纪念塔呵！”
期间，梁柏台、赵宝成经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来到六大建筑施工工地视察，向他们介绍情况，征求意见。
1933年底，在广泛的关注和建筑施工人员的辛劳努力下，只经过短短4个月时间，六大建筑先后竣工，六座设计新颖、风格独特的苏维埃标志性建筑矗立在红土地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特别是中央政府大礼堂和红军烈士纪念塔，成了红色政权的重要标志。
中央政府大礼堂的设计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独具特色。它的规模之大、工艺要求之高，在当时来说是一大难题。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央政府大礼堂设计的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苏维埃政权的时代特征，表明中国革命必定取得最后胜利，工农民主专政将坚决取代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前途，并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起苏维埃建设的伟大成就。大礼堂犹如坐北朝南平放在地上的一顶红军八角帽，礼堂的前端部分是附属建筑，像帽沿。礼堂的主体部分是八角楼，从地面到屋顶，分厅堂、楼座和屋顶三层，显得高大雄伟。礼堂的左侧（即东南面）为正面，人们登上五级台阶，从这里进入，设有三道木质大门和两个双合百叶窗。在中门门首上镶嵌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下面分两行横排繁体楷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记浮雕，左右两侧上方为军旗图案浮雕。此外，礼堂四周还开辟了14道门，每道门旁都设有百叶窗，楼上还有17扇百叶窗。这种设计非常便于人们集散，而且采光、通风效果非常好。
大礼堂内前端设有主席台，主席台下设有座位，座位后面设有两个俄罗斯风格的楼梯，楼上是回廊式的楼座，可供2000多人就座。大礼堂视线和音响效果非常好，从各个座位上都能看到主席台，不用麦克风，都能听清楚主席台上的发言。整个大礼堂由18根圆柱支撑，其中一根是活生生的大树，树叶覆盖在屋顶。
红军烈士纪念塔坐落在红军广场东北端，坐东北朝西南。它的正前方是红军检阅台和红军烈士纪念亭，遥相呼应；左后侧为博生堡，右后侧是公略亭。那四座建筑都面朝红军烈士纪念塔，如群星拱月。纪念塔的设计思想，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为了革命事业英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奋斗精神。主体部分形如直立的炮弹，高13米，塔身从上到下嵌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镶着无数鹅卵石，象征着它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凝聚而成。塔座位五角星，全由红条石垒成，五角之间建有五个九级台阶，塔座四周立有10块碑刻，除一块是建塔标志外，其余九块是当时党和国家及其他红军、群众团体领导人的题词。
1934年1月4日第140期《红色中华》，以《工人在预定期前落成会场》为题，报道了中央政府大礼堂建成时的情况：
“全苏大会会场的建筑工友们，以自觉的努力，一天自愿超过八小时工作，星期日不休息，内部分组竞赛（兴国雩（于）都的工友最努力）。结果在原定期间（两月）以前完成了这一壮伟的建筑。……并坚决迎请主席训话，当晚轰轰烈烈的开了晚会。”
然而，令赵宝成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位中央苏区六大建筑施工总负责人在六大建筑起来时，却“倒”下了。在六大建筑刚竣工，徐毅、左祥云的贪污罪行就被揭发。最后，左祥云被枪决，徐毅被判处监禁6年。而赵宝成因负有领导责任离开了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的岗位，转任他职。
坚持游击，献身铜钵山
解放后，石毅一直在查寻父亲赵宝成的下落，但一直没有明确信息。后来，石毅听母亲石澹峰讲，父亲赵宝成曾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1965年7月，石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父母1929年摄于上海的相片寄给毛主席，请其辨认。毛泽东阅读了来信和有关材料，辨认出了这对夫妻，然后写下批示：“赵宝成在瑞金和我一起工作过，请中组部找有关同志分段作证明，转告其家属。”在毛泽东的关心和一些老同志的证实下，赵宝成的身份最终得到确认，但仍“下落不明”。1966年12月15日，国家内务部向赵宝成家属颁发了《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直到近年来，党史工作者才考证出赵宝成最后下落：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中央的错误军事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为领导苏区军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瑞金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瞿秋白、何叔衡等领导人和红二十四师等共计三四万人的武装被留在苏区，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赵宝成也是留守人员之一。
1934年底，中央分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将汀瑞边游击区以绵江河为界，划为河东、河西作战区，并组建了中共瑞西特委和瑞金独立营。中共瑞西特委和瑞金独立营以铜钵山为基地，领导开展了河西区的游击战争。1935年3月，中央分局率部从于都南部突围转移后，敌第四、第八、第八十师向瑞金游击区特别是铜钵山区疯狂“进剿”。为保存有生力量，瑞西特委和赵宝成等率部突围转移。在突围转移中，赵宝成、中央分局委员李才莲、瑞金游击司令部司令刘连标等和许多红军游击队员一起，与敌激战，壮烈牺牲。
在赵宝成牺牲75周年之际，2010年5月，全国高科技节能减排促进中心副主任刘新华、赵宝成之子石毅来到瑞金，寻访赵宝成烈士的战斗足迹，瞻仰了叶坪、沙洲坝革命旧址群和中央苏区六大建筑，实地踏看了烈士牺牲地铜钵山。
为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昭示后人，在刘新华、石毅等的倡议下，瑞金市委、瑞金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7月斥资200万元，在铜钵山修建红军烈士纪念亭。2011年2月25日，举行了隆重的红军烈士纪念亭落成典礼。烈士若泉下有知，该是何等欣慰！○
题图 赵宝成烈士之墓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