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云飞（1980-），女，河北石家庄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张凭《论语》注研究王云飞摘要：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其《论语》注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对之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和《周易》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和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中张凭十二条《论语》注的校对，对我们研究张凭《论语》注也有所裨益。
关键词：张凭；论语；玄学；周易
中图分类号：B23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1-0083-06 一、张凭与秦汉六朝《论语》注比较研究
和苞咸、孔安国、何晏等前人《论语》注相比，张凭现存的十二条《论语》注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影响了皇侃注《论语》。
下面逐条进行分析：
《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悦。”
张凭注：“夫君臣之道，信而后交者也。君不信臣，则无以授任；臣不信君，则难以委质。鲁君之诚未治于民，故曰未敢信也。”［1］
对“吾斯之未能信”，这里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张凭和一位无名氏“一云：‘言时君未能信，则不可仕也。’”［2］，理解为未能被君所信任，另一种是范宁理解为不能被民所信任，范宁注为：“开知其学未习究治道，以此为政，不能使民信己。孔子悦其志道之深，不汲汲于荣禄也。”［3］皇侃列举了以上两种理解。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张凭注：“为政以德，则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为政以刑，则防民之为奸，民知有防而为奸弥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为政当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术也。”［4］
张凭从为政以德和为政以刑的角度来注释，并且运用了郭象“性分说”来注《论语》。与张凭的注释角度不同，皇侃区分了“天道”和“人道”，从“天道深远，非人道所知”的角度来注释，皇侃注释为“此明天道深远，非人道所知也。由，用也。元亨日新之道，百姓日用而生，故云‘可使由之’也。但虽日用而不知其所以，故云‘不可知之也’”［5］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张凭注：“此言学者渐进阶级之次耳。始志于学，求发其蒙，而未审所适也。既向道矣，而信道未笃，则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达变通之权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则日劝之业，亹亹之功，其几乎此矣。”［6］
皇侃从性分各异的角度来解释共学、适道、立、权，皇侃有“……既未得彼性，则未可便与为友，……人各自有性，彼或不能宁学正道，而唯能读史、子，故未可便与之共之于正道也。”［7］而张凭认为这里是讲“学者渐进阶级之次”，没有运用“性分”之说。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之人子。’”
张凭注：“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贼夫人之子’乎？”［8］
张凭这里提到的“直道而事人”和“枉道而事人”来自《论语·微子》：“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对《论语》此句，苞氏注为：“子羔学未熟习，而使为政，所以贼害人之也。”皇侃延续了苞氏、孔安国注的意思，认为子羔学未熟习，这样去从政是贼害子羔。张凭认为季氏是枉道而事人，不是直道而事人，所以使子羔为费宰是害子羔。可见，两种理解对子羔为费宰对子羔有害的原因解释不同。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张凭注：“谓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为小善也。故宜推诚闇信，虚以将受之，不可求备，责以细行之也。”［9］
这里对“小知”有两种理解，一是说君子被凡人所知，即被小所知，二是说君子“不必能为小善”。何晏、皇侃是第一种理解，张凭是第二种理解。何晏、皇侃认为君子之道深远，凡人不能了解君子深远之道，小人之道浅近，所以无论小人或者他人，稍涉猎即可理解。而张凭认为君子只要有大成之量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自己去做到小善，有“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的含义。张凭也提到了“推诚闇信”和“虚以将受之”，无独有偶，另一位东晋《论语》注者殷仲堪现存《论语》注九条，多次提到“诚”和“虚”，尤其有和张凭“推诚闇信”近似的“推诚闇往” ［10］。
《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张凭注：“先人后己，外身爱物，履谦处卑，所以为仁。非不好让，此道非所以让也。”［11］
皇侃注为“仁者，周穷济急之谓也。弟子每事则宜让师，唯行仁宜急，不得让师也。”［12］可见，皇侃认为“仁”是“周穷济急”，而张凭认为“先人后己，外身爱物，履谦处卑”为仁。二人对“仁”的理解有别。
《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
张凭注：“乡原，原壤也。孔子乡人，故曰乡原也。彼游方之外也，而行不应规矩，不可以训，故每抑其跡，所以弘德也。”［13］
周生烈、皇侃和张凭都对《论语》此句有所注释，对“乡原”的理解包括三种，周生烈首先指出了其中两种：“所至之乡，辄原其人情而为己意以待之，是贼乱德者也。一曰：乡，向也，古字同。谓人不能刚毅，而见人辄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贼德也。”［14］ 皇侃对这两种意思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但没有新的创见：“乡，乡里也。原，源本也。言人若凡往所至之乡，辄憶度逆用意，源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贼也，言贼害其德也。又一云：乡，向也。谓人不能刚毅，而好面从，见人辄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贼德也。”［15］ 按照周生烈和皇侃，“乡”可以理解为“乡里”之“乡”，也可以理解为“向”，由此对《论语》此句得出两种不同的理解。张凭指出了不同于这两种理解的另外一种独特的解释：“乡原，原壤也。孔子乡人，故曰乡原也。”
《论语·微子》：“周公语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张凭注：“君子于人义之与比，无偏施于亲亲，然后九族与庸勳并隆，仁心与至公俱著也。”［16］
“周公语鲁公”一句，皇侃比孔安国多解释了周公语鲁公的动机，即“周公欲教之”，孙绰解释了周公与鲁公对话的背景，即他认为这是“周公顾命鲁公所以之辞也”。此段中最有差别的是对“施”的解释，孔安国和皇侃都理解为“易”，孙绰和张凭都理解为“偏”，由此对整个句子的理解也不一样。这段中“故旧”，皇侃把之理解为“朋友”，我认为皇侃此处理解欠妥，《论语》前文谈到是君臣之事，此处还是理解为旧臣为好。
可见，张凭注《论语》既借鉴古人，又在古人基础上大胆创新，对皇侃注《论语》有重大影响，除此之外，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成为其又一大特色。
二、以玄学注《论语》
张凭爱好玄学，这在其十二条《论语》注中也有明显体现，而最明显的就是以郭象“性分说”注《论语》。
《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有仁。’”
张凭注：“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体足者难耳。巧言令色之人，于仁性为少，非为都无其分也，故曰：‘鲜矣有仁’”［17］
郭象“性分说”主张天下万物各有其独特之性，万物应各安其性，“性分说”是郭象哲学体系的基础理论，对其后的众多《论语》注有重要影响，张凭这里即是体现。张凭认为，仁属于人性分之内的要求，不同人有不同的性分，所以仁性的多少也就有所不同，巧言令色之人是仁性较少，并不是没有仁之性分，这不同于孔子认为的巧言令色之人不属于仁者的原意。张凭之前，王肃、苞咸都对《论语》此句有所注释，但都未提及到“性”、“分”，张凭将郭象的“性分说”和孔子“仁”的理论巧妙结合，并且转变了孔子的原意。张凭另外一处运用郭象“性分说”注《论语》的是：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张凭注：“为政以德，则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为政以刑，则防民之为奸，民知有防而为奸弥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为政当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术也。”［18］
“为政以德，则各得其性”，作为统治者应该无为而治，使百姓各得其性，这就是统治者之德，张凭此思想和郭象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郭象以及沈居士都有和此注释甚为相似之处［19］。
张凭现存十二条《论语》注还有第三处提到“性”：
《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孰先传？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终者，其唯圣人乎！”
张凭注：“人性不同也，先习者或早懈，晚学者或后倦，当要功于岁终，不可以一限也。譬诸草木，或春花而风落，或秋荣而早实。君子道亦有迟速，焉可诬也，唯圣人始终如一，可谓永无先后之异也。”［20］
这是用人性的不同来说明不同人学习能力和进度不同。相比于前两条明显体现出郭象“性分说”不同，这一条体现的不够明显。
孔子主张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也是儒家精神的可贵之处和力量所在，道家以及统和儒道的玄学大都主张“安时而处顺”，张凭也受此思想的影响：
《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者也。’”
张凭注：“道之不行，命也。唯圣人安时而处从，故不期于通塞。然从我于陈、蔡者，何能不以穷达为心耶？故感于天地将闭，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开泰之门也。”［21］
“唯圣人安时而处从，故不期于通塞”，张凭这里的圣人已经不是儒家主张的圣人，而是道家以及玄学主张的圣人。
另外，张凭还运用到了庄子以及郭象经常提到的“方之内”和“方之外”的区分，以及郭象“迹”和“所以迹”的概念。
《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
张凭注：“乡原，原壤也。孔子乡人，故曰乡原也。彼游方之外也，而行不应规矩，不可以训，故每抑其跡，所以弘德也。”［22］
这里“故每抑其跡”的“跡”是受到了郭象“迹”和“所以迹”概念的影响，郭象之后众多《论语》注者在注《论语》时动辄使用“迹”和“所以迹”，张凭是其中之一。张凭认为原壤是游于方之外之人，孔子是方之内之人。这种内外之分，还体现在以下这一条《论语》注中：
《论语·季氏》：“虎兕出柙，龟玉毁椟中”
张凭注：“虎兕出柙，喻兵擅用于外也。龟玉毁于椟中，喻仁义废于内之也。”［23］
兵用于外，仁义废于内，这种内外之分尽管看似简单，但是，我认为这是张凭对庄子以及郭象著作了然于胸的基础上顺手拈来的使用。
三、以《周易》注《论语》
张凭和很多同时期人一样酷爱玄学，崇尚玄谈，“三玄”之一的《周易》自然也是张凭所喜爱的。其现存十二条《论语》注，多处以《周易》注《论语》。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张凭注：“为政以德，则各得其性，天下日用而不知，故曰‘可使由之’。若为政以刑，则防民之为奸，民知有防而为奸弥巧，故曰：‘不可使知之’。言为政当以德，民由之而已，不可用刑，民知其术也。”［24］
何晏提到“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25］，张凭此句注释有“天下日用而不知”，皇侃有“百姓日用而生，……但虽日用而不知其所以”，这些都来自于《周易·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中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与《周易》有关系的第二处为：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张凭注：“此言学者渐进阶级之次耳。始志于学，求发其蒙，而未审所适也。既向道矣，而信道未笃，则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达变通之权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则日劝之业，亹亹之功，其几乎此矣。”［26］
张凭的“始志于学，求发其蒙”的“蒙”和《周易》蒙卦似有关联，“亹亹之功”的“亹亹”，《周易·系辞》中也有：“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和《周易》有关系的第三处为：
《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者也。’”
张凭注：“道之不行，命也。唯圣人安时而处从，故不期于通塞。然从我于陈、蔡者，何能不以穷达为心耶？故感于天地将闭，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开泰之门也。”［27］
此句中“天地将闭，君子道消”来自于《周易·彖》“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周易·坤》“天地闭，贤人隐”等理论。“而恨二三子不及开泰之门也”的“泰”也许源自于《周易》泰卦和否卦。
但是，张凭十二条《论语》注并不是处处和《周易》思想一致，比如：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张凭注：“谓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为小善也。故宜推诚闇信，虚以将受之，不可求备，责以细行之也。”［28］
此句中张凭认为，君子有大成之量即可，不必能为小善，这与《周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等儒家一贯主张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思想正好相反。
总之，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常有一反传统汉注的奇思妙解，并且对其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尤其是郭象的“性分说”，对张凭影响巨大。另外，张凭还多次引用《周易》词句以《周易》注《论语》。所以，张凭《论语》注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四、张凭《论语》注校对
所校本：
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其中三条《论语》注两书一致，另外九条校对如下：
《论语·公冶长》
《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张凭注：“夫君臣之道，信而后交者也。君不信臣，则无以授任；臣不信君，则难以委质。鲁君之诚未治于民，故曰未能信也。”
校对：
1、《论语》原文儒藏为“子悦”，马书为“子说”。
2、儒藏“故曰未敢信也”，马书不是“敢”，而是“能”，即“故曰未能信也”。
《论语·子罕》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张凭注：“此言学者渐进阶级之次耳。始志于学，求发其蒙，而未审所适也。既向方矣，而信道未笃，则所立未固也。又，既固，又未达变通之权也。明知反而合道者，则日劝之业，亹亹之功，其几乎此矣。”
校对：儒藏为“既向道矣”，马书不是“道”，而是“方”，即“既向方矣”。
《论语·先进》
《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张凭注：“道之不行，命也。唯圣人安时而处从，故不期于通塞。然从我于陈、蔡者，何能不以穷达为心耶？故感于天地将闭，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开泰之门也。”
校对：
1、《论语》儒藏原文“皆不及门者也”， 马书没有“者”字，即“皆不及门也”。
2、儒藏为“唯圣人安时而处从”，马书不是“唯”，而是“惟”。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张凭注：“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枉道而事人，不亦‘贼夫人之子’乎？”
校对：儒藏本《论语》原文为：“贼夫之人子”，马书为：“贼夫人之子”。
《论语·卫灵公》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张凭注：“谓之君子，必有大成之量，不必能为小善也。故宜推诚闇信，虚以将受之，不可求备，责以细行也。”
校对：儒藏为“责以细行之也”，马书没有“之”字，即“责以细行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张凭注：“先人后己，外身爱物，履谦处卑，可以为仁。非不好让，此道非所以让也。”
校对：儒藏为“所以为仁”，马书不是“所”，而是“可”，即“可以为仁”。
《论语·季氏》
《论语·季氏》：“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张凭注：“虎兕出柙，喻兵擅用于外也。龟玉毁于椟中，喻仁义废于内也。”
校对：
1、儒藏本《论语》原文为：“虎兕出柙，龟玉毁椟中”，马书多了两个“于”字，即“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
2、儒藏为“喻仁义废于内之也”，马书没有“之”字，即“喻仁义废于内也”
《论语·阳货》
《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张凭注：“乡原，原壤也。孔子乡人，故曰乡原也。彼游方之外也，而行不应规矩，不可以训，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
校对：
1、《论语》原文儒藏为“乡原，德之贼”，马书为“乡原，德之贼也”，多一个“也”字。
2、儒藏为“故每抑其跡，所以弘德也”，马书不是“跡”，而是“迹”，不是“弘”，而是“宏”，即“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
《论语·子张》
《论语·子张》：“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张凭注：“人性不同也，先习者或早懈，晚学者或后倦，当要功于岁终，不可以一限也。譬诸草木，或春花而夙落，或秋荣而早实。君子之道亦有迟速焉，唯圣人始终如一，可谓永无先后之异也。”
校对：
1、儒藏本《论语》原文为“君子之道，孰先传”，马书多一个“焉”字，即“君子之道，孰先传焉”。
2、儒藏本《论语》原文为“有始有终者，其唯圣人乎”，马书不是“终”，而是“卒”，不是“唯”，而是“惟”，即“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3、儒藏为“或春花而风落”，马书不是“风”，而是“夙”，即“或春花而夙落”。
4、儒藏为“君子道亦有迟速，焉可诬也”，马书多一个“之”字，且没有“可诬也”三字，即为“君子之道亦有迟速焉”。
5、儒藏为“唯圣人始终如一”，马书不是“唯”，而是“惟”。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10］ ［11］ ［12］ ［13］ ［14］［15］ ［16］ ［17］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2、72、134、134、161、161、199、283、87、284、284、312、312、312、333、6、134、341、185、312、288、134、134、161、185、283页。
［19］ 王云飞：《沈居士〈论语〉注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