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关键时期，这期间的龙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明人对刘勰梦境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在明代《文心雕龙》多个版本的序言中，明代学者频频提及刘勰在《序志》篇中叙述的梦境，他们肯定了刘勰对梦境真实性的构建，突出此梦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同时认为此梦构成刘勰创作的主要动力，而上述现象与明代儒学复古思潮、梦文化风行、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文心雕龙刘勰梦明代
明代是《文心雕龙》研究承上启下时期，明人在对前代《文心》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深化的同时，提出了若干新的研究点和理论点，对后世的龙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对刘勰梦的关注就是其中之一，如此集中地对此梦进行关注在明代之前和之后的《文心雕龙》研究中不曾出现。
刘勰在《序志》篇中意味深长地记载了自己梦见孔子的经历：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越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1]
刘勰将在序中以纪实的口吻和虔诚的态度肯定了自己所作之梦的真实性和神奇性，并直言此梦的意义：自己的搦笔和墨是在孔子的眷顾下展开的。明代《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对刘勰梦境的描写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集中体现在明代《文心雕龙》不同版本的序言中。“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文体明辨》）其目的在于陈述为文的宗旨、动机、以及对文章的内容、体例做扼要的概括和评价。序可分为自序和他序，他序的作者多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其见识穷高树表，极远启疆，因此序的内容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资料来源。作为《文心雕龙》传播与接受的繁荣时期，明代《文心雕龙》版本在数量上是空前绝后的，明代《文心雕龙》序言约12篇，其中明确提及此梦的有6篇，分别是：嘉靖庚子新安本方元祯序、嘉靖辛丑建安本程宽序、嘉靖癸卯新安本畲诲序、嘉靖乙巳沙阳本乐应奎序、万历已卯张之象本张之象序、明万历辛卯伍让本伍让序。上述序言对刘勰的梦境或直引、或转述、或引申，反映了明人对刘勰梦境的极大关注。
一、明人对刘勰梦境的解读
明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刘勰梦境真实性的构建予以接受，且进一步强化了此梦的神秘性。
乐应奎序：“刘彦和故自言：‘尝梦从仲尼游，寤而思敷赞圣言，莫若注经，乃搦笔和墨，论着古今文体，以成此书。’……然则是书开先于神助，而括尽乎人能者也。”[2]
刘勰肯定了此梦的真实性，并对其神秘性、奇异性大肆渲染。梦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占卜是梦的一大功能。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诸如《黄帝长柳占梦》《甘德长柳占梦》的占梦书。班固言：“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思潮多元化发展的时期，伴随着佛教文化的东传和魏晋玄学的兴盛，梦文化在诸多方面影响着魏晋士人的思想，“（小乘佛典）以梦之本身为对象，意图假托梦以暗示重大的事件或转变；（大乘佛典）则论述梦的本质及其实体之有无、善恶之差别等根本问题。前者属于原始、自然的观点……后者系立于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3]，刘勰对梦的观点应属前者，此梦可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彦和年幼时的攀采彩云之梦，这个梦境中核心元素是“云”。一方面，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隐喻性的象征意义，《周礼》中讲：“云有五色可辨吉凶，郑氏曰以二分二至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黑为水、黄为丰年。”《汉书·天文志》载：“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至魏晋南北朝，祥云的象征意义被民众普遍接受。彩云即是庆云，也称之为景云、卿云，如与刘勰同时代的沈约在《宋书》中道：“云有五色，太平之应也，曰庆云。若云非云若烟非烟，五色纷缊谓之庆云。”另一方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云还具有神性，《论衡》曰：“神灵之气，云雨之类。”李砚祖提出：“当人们把这种具有神秘属性的感知用‘纹样’的符号或形态表现出来时，这些‘纹样’的符号、图式，必然带着各种神圣、神秘的灵验意味，甚至认为具有与原有物象同样的功能与神性。”[4]“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对刘勰的意义是“贞枝柳兮枯槁，枉车登兮庆云”。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蒙学书目《幼学琼林》中“攀仙桂，步青云，皆言荣发”的诗句。刘勰似乎在告诉世人，也是在鼓励自己其仕途的荣发是必然的，种种端倪在年幼时就已显现。明人也视彩云为吉象，如明方孝儒《御书赞》讲：“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锡羡垂光，景星庆云。”孔尚任则在《桃花扇》中说：“祥瑞一十二种……河出图，洛出书，景星明，庆云现。”
第二个环节则是成年后“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这实际上是彩云之梦的继续和发展，进一步为其青云之路指出具体的实现途径。“随仲尼而南行”表明刘勰追随孔子的愿望。追随圣人最直接的是注经，但前人对此已有深解，再重复也不足以立家，所以刘勰选择了论文。那么，刘勰为什么在追随孔子之时是“执丹漆之礼器”呢？这与刘勰最终选择论文之路有什么关系呢？黄侃认为刘勰所说的“礼器”是笾豆。《周礼·天官·笾人》郑玄注：“笾，竹器，如豆者。”笾是以竹编制，用于祭祀时候盛放是枣、粟、糗、果脯之类的干物的器皿。刘勰此处的礼器是否就是指笾，尚不能凿实，但可断定这种礼器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在儒家典仪式中，礼器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它“不仅具有象征王权的政治特征，而且具有象征圣德的伦理特征”[5]。在古代器物中，礼器与非礼器有其严格的区分，这种区分一方面是由礼器的象征性、原始性和非功用性共同决定的，而对礼器用丹漆加以修饰也是出于突出其神圣性的目的。“祭祀用器表现为持器者与神灵的联系，其特征一般表现为对神的隆与敬，特殊的祭器则体现为沟通人神的特权；权力象征物表现为持器者非同凡人的至尊至上的权威，一般表现为持器者在社会组织中所享有的定支受天有大命与生杀予夺之大权。”[6]据此可以推断，刘勰梦随仲尼而南行时强调“梦执丹漆之礼器”并非无意之举，其目的是要凸显梦的神圣性，从而表现出其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的神圣性。而这种神圣性也绝不仅仅是一部作品本身所能带来的，关键是这部作品具有针砭时弊的功用性。《礼记·郊特牲》中讲“丹漆雕几之美，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孔子曾言：“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凋，质有余不受饰。”丹漆之礼器是刘勰在标示欲以“原道”“征圣”“宗经”为纲领，改变当时“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言贵浮诡”“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达到正末归本的目的，而这一使命正是孔子赋予给刘勰的。这样刘勰的《文心雕龙》具有了一种近乎“君权神授”的意味。
明人对刘勰梦境中两个环节的构建颇为认同。他们相信此梦的真实性，因为“一个很重要的显示梦境真实的方面，就是梦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梦兆的应验、梦中行为在日常世界所发生的实际效果等是可以证明梦的真实性的”[7]。刘勰的梦虽是某种异己的东西，但这种奇异却被后人所证明。明人认为《文心雕龙》与梦中所得的暗示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书开先于神助，而括尽乎人能者也”。更“言梦之所寄，文亦寄焉”，将做梦和为文直接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受神灵感应之梦而创造出著作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如“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西京杂记》卷二），“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翁谓之曰：‘可谓《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西京杂记》卷三）。乐应奎甚至直言刘勰借助神力在圣人“神谕”下创造了鸿著。
二、明人关注刘勰梦境的原因
明人从个人体验的角度，认为孔子的示梦是促成刘勰创作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如畲诲序：“尝夜梦持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小子之垂梦与？’乃始论文，以诚此籍。虽弘经之志未竟，庶乎圣典之英蕤矣。”[8]
张之象序：“勰生而颖慧，甫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又尝梦持丹漆礼器，随孔子南行；寤而喜焉。是引笔行墨，论着古今文体，以成此书。”[9]
方元祯序：“勰，东莞人。自言尝夜梦持丹漆之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思，敷讃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有裨经典。于是搦笔和墨，论着古今文体，以成此书。”[10]
对处在文明发展初期的人们而言，梦的神圣在于做梦者相信梦是神将它的意志传达给自身所最常用的方法。刘勰对梦的“神谕”深信不疑，而明人进一步认定此梦是促使刘勰完成《文心雕龙》的最初和最大动力。上述畲诲、张之象、方元祯都持此论调，强调刘勰是在梦遇孔子之后才寤而思，遂始论文。除相信神谕的暗示之外，明人也从唯物的角度看待此梦对刘勰创作的影响，如程宽序：“盖勰也，彩云已兆七龄之初，丹漆兹随大成之圣，梦之所寄，心亦寄焉，心之所寄，文亦寄焉。其志固，其幽芳，其历时久，是故焕然成一家，法垂百祀云。”[11]
在梦境和为文之间加入了“心”，正是心有所想，日有所思，才会形成此梦，在梦的暗示下，刘勰发奋为文，完成创作，《文心雕龙》一书也正是彦和“三立”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伍让说的更为直接：“勰尝梦彩云若锦，则攀而折之，又尝夜梦持丹漆之器，随仲尼而南行，盖致精久习，形诸梦寐，宜其品藻玄黄，若斯之谛也。其自序曰：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古人之立言于世，岂直目睫也哉。”[12]认为两个梦“盖致精久习，形诸梦寐”，而刘勰心之所系，仍是其立言于世价值的实现。
明人之将此梦视为《文心雕龙》最重要的创作动机并非偶然，这既受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当时文风的影响。首先，梦作为个体的体验具有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特点，然当梦者将其记录、传播且对他人的思想、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时，这个梦就凝结了民族的文化沉淀，具有了“集体无意识”的色彩。明人对此梦奇异性的肯定本质上是对儒家思想的服膺，即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天命观的臣服。“从广义上来说，一切梦都是‘文化梦’，因为梦的意象只能来源于做梦者自身的人体和他所处的文化；梦的释义也总逃不出他所处的文化中所包含的思想、思潮和观念。”[13]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对梦进行了分类，其中精梦指用思想、意念集中，情深甚于一般情感的梦，“凝念注神谓之精”，并举例“孔子生于乱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梦之，此谓意精之梦也”，若以此为标准，刘勰之梦当属精梦。实际上，刘勰梦孔子与孔子梦周公存在着文化意义上的延续，而明人对此的接受除了尊崇孔子意义外，也是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来理解的。“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思维模式，汉代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结合各派学说，建立了“天人感应”模式。“天”为万物之本原，“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舒传》）。“天”不仅产生物质世界，而且产生与道德伦理相对应的精神世界，恰如冯友兰所言：“宇宙间事物，古人多认为与人事互相影响。故古人有所谓术数之法，以种种法术，观察宇宙间可令人注意之现象，以预测人之祸福。”[14]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中，“天”具有神的性质，梦的价值在于人们对它的解释，对梦的理解本质上是对某种文化的曲折反映。孔子认为梦到周公是周公对自己的青睐，而这对孔子自我价值的实现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刘勰对其梦见孔子的解读和心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孔子当年梦见周公的一个注脚，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某种再现或重演。而其客观的历史意义，都在文化的传承。梦见孔子和梦见周公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做文化传承的一种精神符号。”[15]
其次，明人对刘勰梦的理解与当时梦理论有一定的联系。据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明史·艺文志》存目录载，明代有关梦书主要有《古今应梦异梦全书》《纪梦要览》《梦占类考》《梦林元解》和《梦占逸旨》五部，其中前四部今已亡佚，无从考证。但我们仍能从《梦占逸旨》中了解明人对梦的看法和认识。《梦占逸旨》分为载梦占二十六卷、梦禳二卷、梦原—卷、梦征五卷。收集了诸多占梦的记载和传说，书中凭据的占梦哲学主要是“天人感应”说，“人藻冲和，肖乎天地，精神融贯，无相族也”。即人从梦中可以预知天地之意，通过某种中介来完成上天对人的暗示。中国古代的圣明帝王很多都通过感受天所降临的某种奇瑞得到暗示，完成使命，如伏羲、黄帝、尧、舜、禹，乃至商汤、周武都曾接受河图洛书。对此，刘勰也深信不疑，如他在《文心雕龙》中曾言“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帝王尚且如此，文人也坚信上天对他们也赋予了某种特定的使命，而孔子则是传达这种旨意的媒介。因为孔子不仅是圣人，他还具有神性的色彩。这在《春秋纬演孔图》中有记载，孔子母游大泽之陂梦黑帝，后生孔子于宫桑之中，故曰玄圣。因此在明人看来，刘勰创作《文心雕龙》是在完成孔子赐予的使命，正如陈士元讲：“亦有往代之英，远寓后人之梦，如齐景公梦伊尹、汉桓帝梦老聃。”至于孔子梦见周公以及刘勰、张之纯、黄渊、黄泽、郑玄、谯周等人梦见孔子，也是周、孔有“在天之灵”，而谙圣贤“所尝梦接者也”（《梦占逸旨》）。
再次，明人对刘勰梦境的关注与当时大的文学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明代通俗文学繁荣，戏曲、小说等作品中对梦的涉及和重视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明代戏曲、小说繁荣，其中很多涉及到对梦的描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梦文化，这也对当时《文心雕龙》的接受产生影响。中国古代戏曲尤重梦境描写。元代杂剧诞生之后则使梦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据查月贞统计，“《元曲选》100部作品，涉及梦境描写的达27部，占全部作品四分之一强，《元曲选外编》62部杂剧，涉及梦境描写的20部，更占了全部作品几乎三分之一”[16]，“明代承接此风，其杂剧、传奇中的梦戏作品大约一百五十种”[17]，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更是成为梦戏作品中的巅峰之作。除戏剧外，小说也是如此。小说中的“梦”多有预示情节发展、暗示人物命运等隐喻作用。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不仅在市民阶层流传广泛，其影响面也辐射到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也是明人关注《文心雕龙》梦的原因之一。
小结
明人不仅对刘勰的梦境充满兴趣，且对他在序文中记梦的方式也相当重视。他们甚至在自己编著的书面中直接采用了这种形式，其中以朱荃宰的《文通》最为明显。《文通》无论是在篇章体结构还是具体内容上，都与《文心雕龙》有颇多相似，可谓“朱子之为文通，其义况诸彦和之论文，而名取诸子玄之读史”。全书卷一至卷二十五论文法，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为杂论，卷三十一为诠梦。其中诠梦一篇颇似《文心雕龙》的《自序》，对此，四库总目直言：“《文通》独先刻成其书，古今文章流别及诗文格律一一为之析。盖欲仿刘勰《雕龙》而作。末诠梦一篇，酷摹勰之自序。”实际上，《文通》对刘勰的模拟绝不仅仅是在文章的篇章结构这类形式、细节的问题上，对此朱氏有明确的表示：“《雕龙》来疥驼之讥，《流别》竭捃摭之力，伯鲁广文恪之书，号称《明辨》，自述费年而皆不本之经史。吴详于文而略于诗，徐又遗曲，或饮水而忘其源，或拱木而弃其韡。”[18]而这正是出于《文心雕龙》正本澄源，反文归质的价值。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荃宰的梦和刘勰的梦在初衷和意图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刘勰的梦境虽寥寥数字，却涉及到《文心雕龙》创作缘起、思想倾向、价值指向等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是后人正确理解刘勰“言为文之用心”的关键。明人对刘勰梦的研究虽然深度尚浅，但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这种分析的思维方式对后世龙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文心雕龙》在明代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影响力的逐步扩大。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立项课题[13DWXJ0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3页。
[2][8][9][10][11][12]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30页，第728页，第731页，第726页，第727页，第728页。
[3]蓝吉富：《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台湾：台南县永康市佛教百科文献基金，1994年版，第4994页。
[4]李砚祖：《装饰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5]吴十洲：《礼器的古典哲学话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6期。
[6]梅珍生：《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7]王文戈：《文学作品中梦的真实性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3]查尔斯•莱格夫特：《梦的真谛》，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
[1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15]刘文英：《于孔子梦见周公的几个问题》，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
[16]查月贞：《元代“涉梦戏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7]王美花：《中国古代戏曲中梦意象的文化解读》，山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8]朱荃宰：《文通，闰》，刻本，1626（明天启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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