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台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促使农村人脱离土地向城市迁移，这一社会现象成为台湾乡土小说的聚焦视点。本文以台湾这一时期文学表现“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为研究对象，由那些乡下人不同时期进城的不同命运和心理状况，分析这些向城市进发的小人物价值取向的变化同当时台湾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城”作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动态转移，以其高强度高密度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巨大变迁对乡下人生命个体的冲击。
关键词：乡下人进城；乡土变迁；边缘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1-0105-05
台湾学者黄俊杰总结台湾社会变迁的基本方向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以此带动许多社会变迁现象：从都市化的快速发展到人口的成长与迁移，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与融合”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抗衡”①，种种转型期的社会、文化变迁现象被作家敏锐的双眼摄入，一一被收入笔下。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变迁方向必然意味着大量务农人口的流失和务工人口的增长，本文选取台湾经济腾飞的六七十年代文学为中心，把作品中所表现的乡下人进城的不同文化心理状态，置于变迁中的台湾社会脉络解读。在乡土文学作家本人的边缘性经验见证下，现代城市文化意识对传统文化意识的冲击浮出地表。从王祯和、黄春明、王拓到宋泽莱、洪醒夫，及至杨青矗等人，这些作家在一波波的流动潮中，自觉或不自觉经由读书或就业，离开其世传的土地或行业。这一经历促使他们在一定距离之外，回顾乡土人民，更清楚体察台湾城乡的巨大变化。作家们的进城经验赋予他们边缘性身份的自觉，使他们更深切意识到进城人物成功的偶然性和机遇性，意识到乡下人用意志对抗命运的勇气。
一、在城市的引力下
台湾乡土承续中国乡土传统，农民子弟之于土地，讨海人之于大海，都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纽带式关系，安土重迁是其根深蒂固的传统。费孝通谈到中国农民的乡土气时，说“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②，对以农为生的人而言，“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③这里的以农为生，对农民来说是脚下的土地，对讨海人来说是依傍的海岸线，耕作和捕鱼是世传的祖业。进入六十年代，台湾当局为促进经济发展，执行“以农业扶持工业”的政策，压榨农业以作补贴，以农村为代价获得城市经济腾飞，同时农户收入下降造成农家人口被迫大量外流寻找生机。一方面是城市诸多机会和富足生活的引诱，一方面是乡村的破落无望毫无留恋的魅力。从“定居的常态”进入“迁移的变态”，整整一代人势必要经历个人意志和世袭宿命的苦苦挣扎。
生于八斗子渔村的王拓对渔民的世代生活熟稔于心，他在作品《海葬》和《炸》中塑造了同一类人物形象，以父亲的视角对是否让儿子继续读书无限彷徨犹豫。在偏僻而贫穷的八斗子渔村，靠天捕鱼的渔民生活困顿无望又危机四伏，读书既意味着进城见识出外闯荡，又意味着透支家产抛祖弃业。作者用男主人公的思想斗争把这种难以决断的彷徨犹豫展现出来，三代人的不同价值观正表现了六七十年代台湾农民价值取向的转变趋势。《海葬》（1971）通篇采用意识流手法，林老师家访时说的“少年人实在需要出去多看看世面，”触动了赖水旺久远的回忆。年轻时结识女戏子秋桂，被秋桂描述外面世界的一番话打动，使他鼓起勇气想要逃离这原始狭窄的捕海生活，却被父亲的家长威权阻扰恐吓，终使他承续家业，一生过得“像那些描在船身上的虫鱼饰画，打死了也都在那里，任海水浸渍、脱落、消失”，令人绝望又懊丧。像张爱玲笔下那绣在屏风上的鸟，所有的生机活力与希望都被这沉闷闭塞的生活一点点磨蚀，偏居一隅的乡村似乎化身一个巨大的牢笼，将他们囚禁为奴为仆。多年后面临儿子未来的选择时，他又陷入了动摇。一方面，他似乎对父亲当年的固守有所赞同，“说走？哪里有这样简单。……既然生下来就是讨海人，吹这里的风，吃这里的海，当然死也要死在这里。祖业没有人传怎么可以？实在没面目向祖宗交代。”土地祖业既是他们的依赖，也同时化身无形却有力的桎梏。另一方面，他又深感这样的生活多么无望，“这种讨海人的生活都已经几代了，还只是这样吃不饱饿不死”。当重复单调又蕴藏着危险的乡村生活不足以维系乡下人的基本生存时，哪怕外面世界充满动荡与风险，他们的集体欲望被强逼出来，甘愿出外闯荡一番，成则就，不成亦是一种对乡下无聊生活的挑战。可是直到文末，作者也无意给出一个明朗的答案，“赖水旺心里想着秋桂，想着海生，想着自己这一生，不禁感到无比的空虚寂寞起来。”给在城市的引诱与乡村的拒斥之间踌躇犹疑的情绪更渲染一层感伤。在传统社会组织变动缓慢的情况下自然养成的乐天知命认命意识，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城市化进程中，摇摆于城市的引力和乡村的斥力之间，摇摆于土地形成的依赖与桎梏之间，在离土与守土的拉扯中演变成意志与数百年积累下的命数之间的对抗。
小说《炸》（1973）更强化了悲剧性。四处举债甚至拼命赌博都无法拿出第二天孩子上学注册的钱，陈水盛被逼至走投无路，才决定铤而走险去违法炸鱼。结尾处，被炸伤昏迷不醒的陈水盛、哀痛欲绝的妻子春花、发着高烧无人照看的儿子阿雄，以及盘查炸药来源围着病床不离的警察……这一切给困顿生活刚燃起的一丝火苗迎面浇来一盆冷水。老实敦厚勤苦劳作的渔夫一家，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下定多少决心，似乎依然难以摆脱命运的枷锁，甚至一步步被逼至黑暗地狱的门口。当这一代人的儿女长大成人后，父母就再也无力阻挠他们进城的决心，在两代之间关于要土地还是要享福，展开了拉锯战。城市的诱惑越来越大，乡村亦似乎愈来愈不值得留恋。杨青矗的小说《新时代》，题目就具有鲜明的时代寓意。这不是安稳于宁谧祥和乡土生活的农耕时代，是以技术脑力代替劳作获取生活供应品的新时代。小说中二妹惠芬一溜抱怨“生为乡下人最不值得”，急切地劝父母把田地卖掉，将来跟大哥二哥到城里享福。作者看得很明白“在这个年轻人都上市内就职的时代，她当然不甘寂寞，在家做乡下姑娘。”下一代儿女的心态引得父亲不时感慨：“工业兴起，农业反而衰败。”以最朴素的感知道出最深刻的社会变迁真相。另一篇杨青矗的小说《绿园的黄昏》（1972）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续篇，男方田地甲全乡，女方家无恒产，两人有情有义，却因男子要做田家郎而遭女方拒绝，除非他能进城工作。“我家何其不幸，拥有那么多的田地！”这样的感慨和“生为乡下人最不值得”一样让人心惊心痛，种田郎难以娶到媳妇已成乡间人尽皆知的事实。身担繁衍后代维系乡村农业生活重任的男子，如今却面临孤独终生与离土赴城而去的两难境地，无论如何选择都无法避免农村的进一步萎缩与没落。
老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代表了台湾五十年代以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的“农本思想”，他们对脚下土地、家传祖业的依赖，用农民几千年积累下的安分守成阻拦最初的探险者。不过中年一代的“农本思想”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已然动摇，《炸》中的陈水盛质问自己，“难道叫孩子不要上学，也在这个贫困的渔村混一辈子吗？也让他一辈子都在借债过日子吗？”以土地为本逐渐转变为视土地为商品，他们只有透支祖业来为下一代的未来埋单。对他们而言，借助读书离开熟识又残破的家乡进入陌生却蕴含生机的城市，是唯一有可能改善生活的机会。再到正成长的少年一代，赖水旺的儿子海生读书十二年，明确表示不接祖业不摸渔船，在忠实地向城市进发的同时，也决绝抛弃了难以扭转残破局面的家乡渔村。面对城市富足光鲜的诱惑和乡村困顿窘迫的驱斥，这一波尝试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的乡下人在抉择的整个过程中，伴随着被逼无奈、踌躇犹豫，从以土地来安身立命，到抛弃土地变卖土地做城市里无根的浮萍，他们的踌躇与斗争正是意志与命运之间的角逐。
二、城市异乡人的梦魇
在乡村土地的食粮产出难以维持农户的劳动投入时，城市这块陌生的地域就成为承载他们梦想、等待他们开拓探险的新一片“蛮荒之地”。在探险过程中，梦想不断抖开它华美的面纱，露出那混合着血泪狰狞的真面目。
黄春明在处理乡下人进城“打拼”的故事时，有两篇成功之作《儿子的大玩偶》（1968）和《两个油漆匠》（1971）。前文中坤树迫于养家糊口，接下在大伯仔眼中丢人“献世”的广告人工作，全身挂满各种广告牌走遍市镇街巷宣传，看起来不伦不类像一个大玩偶。这样的工作“枯燥可笑，激人欲狂”，既是身体上的受虐，也有精神上的自虐，只为温饱勉力支持。后文两个青年猴子和阿力，因为“让家人打骂之后，突然异想天开跑离家”，在城市里做油漆匠的工作，一把刷子一个漆桶一面墙构成了他们工作的小小天地。与坤树那重复单调的工作一样，阿力“一笔一笔地刷着，开始觉得像着了魔，掉进无际无实的魔法里面，做那渺茫的挣扎”。他们重复单调的动作，抵消了在土地上劳作过程中通过与自然互动获得的某些快乐，生产出来的仅仅是没有生命力的消费品。从坤树到猴子、阿力，他们深陷在五光十色快速旋转的城市漩涡里，从事毫无价值感的工作，他们产生了进城后异乡人的强烈边缘感和不适感。《儿子的大玩偶》文末坤树终于找到了新工作，可因儿子不认识玩偶爸爸的真实面目，不得不再次包装。生活有改善的一丝希望，可真实自我却无力追及。《两个油漆匠》中的猴子在一天单调乏味的工作结束后，只有激发内心的冒险欲爬上20层楼顶的脚手架寻找刺激俯视城市芸芸众生。可结果竟然在城市警察体制的“关怀”和媒体镁光灯的闪烁下，失足“实践”了城里人以为的“自杀”。
进入七十年代，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1973）是他的代表作，将地域由小市镇转移到大都市台北。作者把人物小林当探测仪一般丢入台北，从街道到办公室，从贫民窟到豪华的航空公司大厅，各式人物依次在他跟前上场。从这位来自农村淳朴青年的眼中影射那一万般世相凝聚于一点的台北，用他从家乡带来的传统价值评价标准衡量那些工作间里崇洋媚外、虚无、空虚的灵魂。作者仅截取周六一天，就用小林的忙碌遭遇极尽表现乡下人进城后的冲击。同样在航空公司上班，小林、张总务和定位组柜台小姐的生活却是天壤之别，极端的贫富悬殊在城市贫民窟和出国移民群体之间展开。周末女儿住院病危，张总务硬被强令加班办理马老板夫人的出国签证。从主任室到定位组，从经理到正式员工，一层层挤压逼迫让张总务毫无喘息之力。在文末小林听到打来电话哭诉的张太太，看着打扮妖艳要去给赴美国的同事送行的太太小姐们，只能气愤地在心底咆哮“干你娘！……你们这款人！你们这款人！”延续七十年代末文风，王祯和发表于1982年的《美人图》可视为《小林来台北》的延长篇扩大版，小林依然朝着张总务的路艰难爬行。从《小林来台北》到《美人图》，现代化的面具显然突破了坤树的广告牌和猴子的一刷一桶一面墙，而是一个庞大严密的现代工商体系，如一个巨大的网络将小人物罩在其中，再一点点吞噬，从精神到肉体均体无完肤。这些城市的异乡人，不管当初是怀着向往还是迫于无奈，都曾硬着头皮念着希望置身于这片陌生之境探索尝试。他们怀着希望，却逐渐在被吞噬中感受着绝望。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将触角伸到以农为生的乡村，传统社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也不得不整装待发，有所行动。可对女孩子而言，进城面临更多不测，又实属无奈。王拓的《妹妹，你在哪里》这篇小说中，母亲阻挡阿郎去高雄寻找打工无下落的妹妹阿芳，其理由就是“不要叫她回来反而好，住在这种深山里，没钱没途，一生都不会出脱。”可年仅十八九岁的阿芳确实是人贩子拐骗进城的。在洪醒夫《素芬出嫁这日》中，素芬在台北工作，薪水比离家近的小裁缝铺翻了一番，能有效补贴并不富裕的家境。她在五光十色的台北与住在对门的青年相好，无奈中奉子成婚，引得参加婚嫁仪式的邻人议论“这些女孩子出外吃头路，实在叫人不能放心！”所幸素芬遇到的青年“处处流露农家子弟忠厚朴实的个性”，但这种幸运多少沾染了作者的温情和向善，在现实生活中实属罕见。更多的是将青春葬送在廉价的蓝色输送带上，又可能四处遭受性侵威胁的女工。杨青矗在《升迁道上》（1977）中描述力争上游的女工侯丽珊牺牲贞操、美貌，结果换来的却是失眠、焦虑以及精神的崩溃，心灵的疏离。曾心仪《彩凤的心愿》（1978）里面才貌双全的女店员彩凤为了改善生活，也为公司时势所逼，不得不放弃本职工作而去参加歌唱比赛。跨出这一步就难以自主，被台湾商业社会的虚华风气引向那个堕落的漩涡。她要自尊自爱抵抗漩涡的惯性就不得不付出巨大的艰辛努力。在《一个十九岁少女的故事》（1977）中，聪明伶俐的翠花为苦难生活所迫做出艰难的决定，到一个更为黑暗、丑陋的场所，交付尊严和身体，为家人换回债款……作家通过进城叙事让这些贫苦的异乡人集体做了一个梦，城市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梦工厂，一个只能用全新价值体系去规范并遵守的“异域”。他们也曾怀着信心和坚毅，可最后发现在城市扎根立足不过是一个看似华美的黄粱一梦，醒来之后却是可怕的梦魇。
三、两极化：歧变或逃离
赖水旺、陈水盛等人的踌躇犹疑并没有减缓儿孙辈进城的脚步，儿孙在城市的物质收获也没能安慰离开土地后荒芜的灵魂。从文学观社会，我们得以发现小说中呈现的乡下人经历了初期的过渡适应期后，其表现趋于两极化：要么融入城市新的价值体系，要么强烈的疏离感迫使他们像当初逃离乡土一样，再次义无反顾逃离城市。
融入金钱至上市场社会的价值体系总是以抛弃忠厚善良的传统乡土价值观为代价，这种新时代取代旧时代的伤疤将永远横亘在回忆者心头，引起无限叹息。季季的小说《拾玉镯》（1964）鲜明表现了农村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崩溃和新价值论的盛行。堂哥堂姐一行小辈人竟至为了祖母的陪葬品玉镯而非孝心良心回乡参加捡骨祭拜，整个大家庭唯一留在乡下的三叔守着他仅有的痴傻儿子，对生活在都市衣着光鲜亮丽的子孙的质问掷地有声：“你们是为了回来分钱的？土地都卖了还不够？这唯一的一样传家的宝物，还要卖掉？你们是饿得没饭吃的人吗？你们是一字不识的人吗？”商业化的社会让知识置换掉原有的亲情良心，让金钱至上取代传统家族伦理，那锥子一样的语言刺向那些披着亲情良心外衣的冷漠的赚钱机器。人性的堕落使作为小妹的“我”深觉“我们本来顺着一条温暖和煦的日光大道回老家去，却不知为什么，竟拐入一条阴异森冷的岔路去了。”代表着传家袭业的宝物玉镯几乎被后人一分而尽，家乡传统和记忆中的故园伴随着大家族的瓦解趋于消散。
王拓的《金水婶》（1975）同样以酸楚的笔调，描述被现代都市资产阶级思想观念摧毁的一代年轻人怎么对待生养他们的父母。虽然养了六个儿子，各个读书念大学成家立业却丝毫未惠及他们。“儿子六七个，都只是好听的，还输给人家没子没孙的人。”金水婶靠着一副杂货担子，走街串巷赚得零碎钱，供应儿子们上学工作成家，为儿子工作筹集本金。可是投资失利后儿子们对孤苦无助的父母弃置不顾，任凭金水被讨债者逼迫致死，金水婶去台北辛勤帮佣还掉债务。儿子小时候总是宽慰生活无着被打骂的金水婶，“阿母，你不要哭啦，等我长大，一定赚很多钱给你。”进城工作定居后却对破衣烂衫寻到家里的老母极尽冷淡，为他们做生意标的会钱（类似民间高利贷）以各种理由搪塞，直逼得金水婶由见到儿子的欢喜到灰心，终至辛酸落泪、迷惑惶恐。她疑惑乖巧孝顺的儿子进城成家立业后怎么就完全变了一个样。与杨青矗的《成龙之后》（1967）表现的一样，父母望子成龙，子成龙之后却抛弃父母，让阿泰伯气愤“自己抚养二十余年的儿子竟觉得比一个路人还陌生！”此类描写并不少见，儿女成龙成凤之后不愿留下种田养老已成社会风气，以知识脑力换取金钱货币的城市生活，磨蚀了乡村生活以身体劳动直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温度。土地这块有生命力的中转站逐渐为金钱这个虚拟的货币符码所代替，人情世故以此为中心也不可避免开始由温暖到冰冷的滑落。
这些作品以残酷的描述似乎给我们呈现了惶惑犹豫的赖水旺们下一代儿女进城后极其可能滑向的斜坡。上一辈靠土地吃饭尤难维持，下一辈已经接受高等教育跨洋越海赴美工作定居；上一辈家徒四壁衣衫褴褛，下一辈衣着光鲜铺地板置家电；上一代视土地为安身立命之所在，融入自然希求天人合一，下一代生活商品化，价值观市场化，崇奉个人利益至上……这期间的鸿沟绝非一时之力可以填平。这与中国大陆经受计划经济三十年缓慢过渡至改革开放有序推进城市化明显不同，台湾作家在作品中捕捉强烈的代际反差所造成的系列社会问题，或许可以对我们的现代化有些许启发与警示。
与融入现代都市的新一代相比，重返乡土者多源于中国乡土社会熟人社区对陌生事物的本能排斥，是在城市受到巨大伤害难以自我弥合后的精神回归。李乔《那棵鹿仔树》（1968）中的石财伯进城后仍对家乡土地魂牵梦萦，闭眼都能摸清谁家住在几步远，每次回家双脚落地都恨不得蹲身拥抱。不管家乡怎么变，他总觉得和自己之间像一根蔓茎相连的番薯，若硬被掀摘下来，自会“流出白白稠稠的乳水——它的血吧？”这样水乳交融的浓浓乡情，绝非是记不得妈祖娘生日的儿子一代所能理解的。宋泽莱《变迁的牛眺湾》（1979）讲述迫于农村的破落、土地的贫瘠，李寅一家老小进城谋生的故事。可是“经济起飞”的台湾社会弱肉强食，他们在城市受尽百般侮辱与损害；小说结尾处，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李寅难以忘却南方沉静的大地，独身坚决重返破落的牛眺湾寻找心灵的宁静。相比年轻人对现代化新生活挣扎后的快速融入，老年人更多在挣扎后全身而退。在洪醒夫的小说《清水伯的晚年》（1980）中，清水伯儿孙各有成就，却以古稀之年难得清闲一如往昔下地劳苦耕作。儿子用现代社会对孝的定义对待清水伯，将他接进城市锦衣丰食照顾，希图用现代化的一切消费方式将父亲包裹起来，远离泥土远离乡下“低级人”。可是清水伯“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一辈子不曾离开农田，”进城后他的无着无落在锦衣丰食的簇拥下愈发强烈。作者不由感慨：“其实几年来，他在田亩之间建立的处世哲学，绝对无法适应猝然暴发的工商社会。”失去土地，即失去了灵魂之根，像石财伯自比为拔了根的萝卜一样，这是一心一意信奉现代文明的下一代难以理解的。儿孙自以为的孝顺和老人的实际需要脱节，经济差距犹可弥补，精神鸿沟则愈拉愈大。最终清水伯坚决重返乡间田园，榕树下神庙前，一片土地一个农夫，再没有比它更小更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人对土地的依托感，合一感，亲人般的血缘感都融合在一起。清水伯以最原始最诗意而朴素的方式回应了工商时代造作的孝义人伦。
这里的回归乡土者多以认同村头大榕树乡间神话的老人为主，从视土地为命根的青番公（黄春明《青番公的故事》），对世代居住地难舍难离的赖水旺（王拓《海葬》），到斥责不肖子孙的独居三叔（季季《拾玉镯》），难忍土地荒芜的清水伯（洪醒夫《清水伯的晚年》），以及进城后心心念念叶落归根不能忘本的石财伯（李乔《那棵鹿仔树》）……他们是旧时代乡土传统的承续者，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这传统即面临断裂的危险，他们有不舍有责备，却不知是受什么强大而无形的力量支配至此。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让他们只有守着微微颤颤的土地度过余生。
四、结语
在城市这块有待探险的“蛮荒之地”，乡下人是外来者，是异乡人。从时间上看，他们从前现代的乡土生活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都市生活，历史的穿越必然使这些异乡人经历现代社会的种种诱惑与传统道德规范的不断拉扯。从空间上看，他们从偏僻落后却相对静谧的熟人社会走出渔港和大山，进入被汽车、电话、广告等各种信息充斥的陌生社区，空间的迁移亦迫使他们经受土地伦理到金钱至上价值观的转变。这种悲欢离苦的疏离感使这些小人物从失语到无名，从依赖陷入孤立，从对城市这块陌生之境的探险之旅开始真正漂泊、流浪的旅程。
台湾六七十年代社会的变迁在文学作品中以乡下人进城这一叙事模式充分表现出来，在由静到动的位移中，城市化的推进、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农业的不断没落、农村大家庭的趋于崩溃等社会现象之间因果相逐，互相影响。在写实主义指导下的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认识那个时代的鲜活画面。
① 黄俊杰：《战后台湾的社会文化变迁：现实与解释》，《战后台湾的转型及其展望》，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6年版。
②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第2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