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的工作量，此外，从信息清单制作、公布到最后结果公开，大致需要1年左右，时间跨度较大。在资金方面，尽管项目外包后，政府不再直接从事公共服务的提供，节约了大量行政成本，但在运行过程中也产生了其他成本：专家的劳务费、跟进项目监督费用、项目运行失败补助费用等，这部分费用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很大压力。从理论上说，集体物品提供中政府角色的界定是一个成本收益的权衡过程，“当安排者和生产者二者合一时，官僚制成本就产生了，即维持和管理层级系统的成本。当安排者和生产者不同时，又产生了交易成本，即聘用和管理独立生产者的成本。两种成本的相对值决定了安排和生产功能分开是否值得”。至于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决策，则需要全面衡量官僚成本与交易成本而定。
三、启示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逐步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经过20几年的探索，带来管理效率提高和公共服务品质改善的同时，也存在诸如法制建设落后、监管不力等问题。民营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提案型公共服务作为民营化的创新方式，在实践中虽然成效显著，但也存在民间机构寻租、政府监管不力等问题与风险。中国作为后发优势国家，必须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完善中国当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首先在制度设计时必须承认和正视政府（包括官僚）有自己的利益。在安东尼·唐斯看来，“组织采纳新行为模式的成本越高，组织拒绝新模式的力量越大；官员受到的影响越大，其拒绝重大变革的意愿越强”[4]，这种意愿是改革的最大阻碍。因此，必须设计足够的制度，让政府机构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尽可能一致，防止政府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相悖而成为狭隘利益，限制政府与民争利，成为牟利政府。
第二是做好绩效和风险评估。服务的核心是服务提供商提供智力和体力，既可以有统一的标准，但也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同时，对服务供应商来说，唯利是图的商业本性和公共服务的持续性要求存在内在冲突，社会力量承担公共服务有较大的风险[5]。因此，政府推行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时，必须要做好绩效和风险评估。首先是对政府做全面的绩效评估，看政府在某个公共领域的管理是否有效率，如果管理得好就没有必要交给社会。如果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就可以尝试委托外包。其次是将公共服务交给社会之前要做全面的风险评估，建立对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的评估体系，同时考虑在社会力量无法承担时的替代方案。
第三是完善监管机制。监管机制的缺失不仅导致公共服务项目运作失败，更影响政府在民众中形象，降低政府公信力。公共服务监管环节包括准入监管、质量监管、价格监管。由于国内观念落后、法制化程度低、信息透明度低等原因，在公共服务监督方面呈现“多龙治水”的局面。民营化不等于政府甩包袱、放手不管，民营化对政府的能力和责任的要求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政府要加强对私人伙伴的监管，最终承担起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成为精明的买主。[6]因此，必须推进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的法制化，建立健全监督绩效评估机制，做好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工作，及时跟进公共服务项目，促进各个监督主体间的联动，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合力，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 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
[2] 刘恒.政府信息公开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4.
[3] 佐藤徹.市場化テストにおける公共サービスの質の設定と評価に関する理論的枠組み[J].国際公共政策研究，2008（3）：79-81.
[4] 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5] 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
[6] 句华.公共服务中的市场机制：理论、方法与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9.
[ 责任编辑 李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