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叶永烈530元买房

工作。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上海户口是不能在上海工作的，而要把我的户口从温州这样的小城市迁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谈何容易。当时我们走访了很多部门，都说没有办法，有的夫妇俩分居十多年了，仍然不能调在一起。

总算“吉人自有天相”，我们遇到好人了，一位在派出所工作的户籍警，来家了解我的情况后，终于同意把我的户口迁入上海。有了上海户口，就能在上海工作了。我的户口迁入上海后的第三天，我就找到了工作。先在一所学校代课，说是代三天，三天后学校看我上课不错，工作认真，就把我留下来了，后来我被调入一所新的中学，我不仅教语文，而且担任了班主任，直至退休。

我们在这小小的房子里共同生活了十五年，养育了两个儿子。

房子、户口和工作，这三大难题，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终于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终于在上海安家，从此长住上海，直至今日。

从蜗居到新居

1979年春日，上海电视台的女导演富敏，奉命为我拍摄一部纪录片。除了在电影厂里拍摄我的工作之外，还到我的家中拍摄。摄制组来到我的小屋，惊动了四邻，引起了轰动。

我的小屋里第一次响起摄影机的马达声。

这部纪录片在上海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机呢。我和妻是在一位有电视机的邻居家中，看到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很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工作、生活和家庭，尤其是真实记录了我的小屋，很珍贵。富敏后来因为导演电视剧《穷街》《十六岁花季》《上海人在东京》，而成为影视界著名女导演。

我曾经向上海电视台打听，如今还能不能找到那部纪录片。很可惜，他们摇头。

1979年6月，我所在单位的总务科长突然通知我，要给我分配新房子。

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福利分房的年代。不过，在1979年，中国刚从十年“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新建的房子还很少，所以我们厂里从未听说分新房子的消息。总务科长告诉我：“你是特殊情况，是上海市政府通知我们，给你分配一套新房子。”

我把这喜讯告诉妻，她的第一句话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总务科派人，带着我和妻看房子。我看房子，很简单，看中离我们的小屋不远处的一幢新建的五层居民楼（上海人叫“新工房”）。

1979年7月1日，我拿到这幢楼三楼一套新房的钥匙，那是四十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两居室。对于当时的我和妻来说，如同登上天堂！我后来才知道，上海市政府当时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1979年1月6日的批示，给我分配新居。方毅副总理当时主管科技教育，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他从《光明日报》的一份内参中得知我的情况，写下批示：

“调查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商量如何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

上海市政府给我分配新居，便是落实方毅副总理的批示，“改善叶永烈同志的工作条件”。

我终于告别了十二平方米的小屋——从1964年到1979年，整整蜗居了十五年。

拿到房门钥匙之后，妻先把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居。她说：“我们家第一个住进新房子的是‘小灵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