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艺术滋养中华民族

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是伴随着祖先的审美需求而产生的。数千年中华大地的灵气,把她哺育成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独具特色的奇葩。其强烈的民族性和精湛的艺术性,以及无比丰富的典藏,在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从时间范围说,古代的中国文学,应该从上古的仓颉造字和神话传说算起,直至1911年清王朝结束;从文字角度说,所有白话文出现以前的诗词歌赋、文章小说都是古代的中国文学,我们通常称为古代文学。应该说明的是,今天使用的白话文的出现,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在中国古代,没有“文学”这种称谓,用古文创作的各类文学作品统称为词章之学。我们开口就能说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应包括其中。词章之学分为五个门类,我们应该了解其中的基本知识。

许多学者都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文化形式,一定是诗歌;一个伟大民族的记忆总是首先保存在其歌谣之中。

中国第一次用文字记录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大约产生在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即春秋时代)的黄河流域。200年后的公元前4世纪(即战国时代),在长江流域的楚国产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这两个源头飞流直下,留传下来数不胜数的名诗佳作,以至我们自己也称呼中国为“诗歌大国”。

词,又称长短句,就广义而言,也是诗的一种形式。《中国文学大辞典》上说:词是“指隋唐时代随着燕乐兴盛而产生的一种合乐可歌的新诗体”。宋代是中国词的创作最高峰,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

南宋末年,随着国体衰败,盛极宋代的词的创作与流行已逐渐僵化、没落,而民间的俗谣俚曲、市井俚歌的创作日臻成熟。这个时期由于草原民族南下,新的乐器、新的乐章传入中原,与中原的民间俚曲相互融合产生了新的韵文文体——曲。

在元代以前,配乐的诗歌中,文字称为诗或词,配的音乐称为曲。而到了元代,称这种新的韵文文字为曲,也就是通常说的元曲。

剧曲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元杂剧,是以唱为主的舞台剧,它使原本以打浑为主的滑稽戏,变成了以人物、故事为内容的正剧。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元杂剧中的扛鼎之作。

所谓文,就是文字、文辞;所谓章,就是自起到止,按一定意图将文辞组织联系起来的篇章。

清代学者姚鼐在将古代文章分为十三大类:(1)论辩类,(2)序跋类,(3)奏议类,(4)诏令类,(5)书说类,(6)赠序类,(7)传状类,(8)碑志类,(9)杂记类,(10)箴铭类,(11)颂赞类,(12)哀祭类,(13)辞赋类。这样的分类法能概括出古代文章的类别与全貌。

在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诗歌、散文始终占主流地位,而小说始终居于边缘,直至明清时代才有所改观。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属于“琐屑之言”,无关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分为十家,小说家排在最后一家。小说在传统社会中被轻视可见一斑。

谈到中国古代艺术,我们首先会想到中国画(也称国画)和中国书法。这是纯中国艺术,堪称国粹。

中国画和中国书法是用中国古人发明的毛笔、宣纸(也有用绢、帛代画纸)、墨、砚、印章和颜料完成的,所以是纯粹的中国艺术。1000多年来,不但创作了大量精美的国画和书法作品,同时造就了一大批名扬千古的画家、书法家,一直传承到今天。中国的绘画与书法早已成为世界美术大家庭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中国古代的音乐与舞蹈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里出土的一套乐器,被命名为“曾侯乙编钟”。这套乐器除了完整的一套青铜编钟外,还包括:编磬、古琴、均钟、瑟、笙、篪(音:chí)、排箫、鼓等,共计9种125件乐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器乐组合,竟然聚集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墓穴中。最重要的是,全套编钟音律准确,具有绝对音高的观念,各层钟构成的七声音阶,除了一个音差半个音阶外,其他音与现代音乐的七声音阶完全相同。这让世界震惊了,被国际学者称为“世界第八奇迹”。

音乐的发达必然带动舞蹈的发达。我们仅从敦煌壁画中优美的长袖舞女和反弹琵琶舞女的动人姿态,就可见中国古代舞蹈发展之一斑了。

说到敦煌,我们不能不提起莫高窟——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雕塑群之一。另外三大石窟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同的云岗石窟、甘肃的麦积山石窟。站在这些依山开凿的石窟雕塑群面前,你会感到强大的震撼,你会为中国古代的雕塑艺术拍手称绝。当然这四大石窟还远不能全面概括古代雕塑艺术。中国古代还有石雕、玉雕、牙雕、木雕、铜雕、漆雕;还有大到一只手上可以容纳四个人打扑克的乐山大佛石雕;还有一篇古文《核舟记》,所描绘的一个枣核大小的雕刻,雕刻出了苏东坡三人泛舟游赤壁的情形。作者赞叹这位明代的雕刻家为“奇巧”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