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满铁到伪蒙疆，金井章次在中国大陆活动近20年。满铁期间，金井指导进行在海外日本侨民的体质如何适应当地风土的研究，从殖民医学的角度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满洲国时期，金井曾任滨江省总务厅长，并作为最早的日本人省长担任间岛省省长。这两地的任职经历，使金井积累了所谓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也是关东军将其派遣到新占领地蒙疆地区的原因之一。金井到职后，为便于掠夺该地域丰富的煤炭、铁矿石、羊毛等资源，向关东军献策合并统治三伪政权并主张在蒙疆地区提倡“民族协和”，与德王等主张的“蒙古独立”发生冲突。同时，金井与张家口日本驻蒙军之间也有矛盾，军部认为其有“反军思想”，最终在军部的压力下，1941年11月，金井被迫辞职。
[关键词]金井章次；伪满洲国；民族协和；伪蒙疆政权
[中图分类号]K26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3－0148－06
20世纪20至40年代，医学博士金井章次曾在满铁、伪满洲国、伪蒙疆任职。目前国内学界一般只知道他曾任伪蒙疆政权的最高顾问，并在任职期间与德王等有较多冲突，对此人的全部经历还没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对蒙疆政权成立过程中金井所起的作用缺乏了解。基于这种现状，本文主要利用相关日文资料，对金井的经历做简单介绍的同时，着重分析其在伪蒙疆政权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德王等人的冲突以及同张家口日本驻蒙军之间的矛盾，以弥补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一、满铁及伪满洲国时代
(一)“学人”时期
金井章次(1886－1967)，日本长野县人。191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金井自称其志愿不是做临床医生出人头地，而是希望从事医学研究，特别是公众医学研究。因此，金井毕业后留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从事病理研究。1913年从传染病是与公众医学最直接相关的学科这一考虑出发，金井进入日本内务省传染病研究所。内务省传染病研究所由日本一代科学宗师北里柴三郎创立，后北里与政府发生分歧，辞职创办财团法人北里传染病研究所，金井亦随行，担任该所的助教。
1920年，金井奉日本政府之命前往海外留学。当时日本不成文的留学常规是学医一般到德国，尤其是1920年前后，德国由于战败，货币贬值，日本普通留学生在德国也能过上大名般的优裕生活，所以当时赴德国学医的日本留学生超过两千人。但金井却一反常规，选择了去英国留学。之所以如此选择，金井自己的说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在战斗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争全局上却失败了。与此相反，英国在战斗上虽然失败但在战争上取得了胜利，为了探究英国在战争中取胜的原因所以选择了英国”。因为金井欲取得博士学位的研究在日本国内已基本完成，所以他的留学只是形式，其真正目的是通过医学研究英国。因此，金井一边在伦敦大学的里斯达研究所研究细菌学，一边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关心英国的时事，比如当时的劳资争议等，从日常生活小事捕捉英国社会的特质，仔细观察分析英国的国民性，尤其是从保健、卫生的观点考察英国在海外的发展，对英国通过殖民政策解决了人口问题，并且由于殖民政策的成功，英国的殖民医学在风土化、风土驯化等研究方面取得成果极感兴趣。金井留英共两年零八个月。1922年，金井赴瑞士日内瓦，在当时的国际联盟秘书处保健部担任部员。金井在日内瓦期间，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国际民族问题、各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亚洲、非洲的民族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认为国际联盟秘书处是研究民族问题及对策的最佳场所。因此金井的留学路径是伦敦一日内瓦，题目是科学一国家一民族，几乎与医学无关。1922年6月，金井以论文《连锁状球菌的研究》取得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23年金井离开日内瓦，回到日本就任庆应大学医学教授。
(二)满铁·伪满洲国时期
1924年，金井由北里柴三郎推荐，受聘于本部设在大连的日本国策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地方部卫生课长，开始了其近20年的中国大陆生涯。就任当初，金井从建立日本殖民地医学的目的出发，向满铁当局献策，成立了医学研究机构满铁卫生研究所。金井兼任所长，指导进行有关在海外日本人的体质如何适应当地风土的研究，从殖民医学的角度为日本的殖民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同时，金井又作为民族问题研究者关心满洲民族问题。在此期间，金井任大连市议会议员，市参事会会员。
1928年张作霖被舴身亡后，大连的日本人组织各种团体，向日本政府呼吁尽快解决“满洲”问题。1928年成立的满洲青年联盟即是其中之一。金井先担任该联盟的顾问，后为理事长。满洲青年联盟的根本目标是在满洲建立复合民族国家，与关东军遥相呼应，在舆论方面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呐喊助威。”’
金井是所谓的“满洲国建国的功劳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金井向满铁提出辞职，急赴奉天，并将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分子一百多人招呼至奉天配合关东军的占领行动。金井奉关东军之命亲自飞往上海、青岛，策划在中国的日本人之间的联络。返回奉天后，金井被关东军任命为事实上是伪满洲国前身的辽宁省治安维持会的最高顾问。伪满洲国成立后，金井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举荐下，任奉天省总务厅长。当时的奉天省统辖58县，拥有1500万人口，占当时伪满洲国人口3000万的一半，拥有全伪满洲国财力的2／3，奉天的举动牵动伪满洲国的全局。金井担任此职，足见关东军对其的重视程度。
1934年，金井在新设的伪国务总理直属的临时地方制度调查会任职，该会的任务是进行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蕃置县相似的地方政治制度改革。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决定将原来的东北四省分割成十省。日本从苏联手中接收东清铁路后，新设了滨江省(今哈尔滨及附近地区一作者注)，金井作为该省的总务厅长赴哈尔滨，之后又作为伪满洲国最早的日本人省长担任了间岛省(今吉林延边地区一作者注)省长。在滨江省和间岛省任职期间，金井积累的所谓处理汉俄民族关系以及汉朝民族关系的经验，成为其后来充当伪蒙疆政权最高顾问的资本。
二、伪蒙疆政权时代
(一)向关东军献策合并统治三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关东军由伪满洲国不断向西进犯，先后操纵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以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围绕这三个伪政权的统治归属问题，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发生了分歧。陆军中央部欲将察南、晋北两伪政权置于即将成立的华北伪政权(即日军操纵下由汉奸王克敏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组织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作者注)的统治之下，而关东军则接受金井的建议，欲将这三个伪政权合而为一，成立伪蒙疆政权。
关东军占领张家口后，要求伪满洲国政府派出顾问，以便对新占领区实行“文治”，掩盖其军事占领的事实。当时具体负责制定对这一新占领地区
统治方针的是被称为“满洲国之王”、颇受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青睐的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少佐参谋片仓衷。伪满洲国政府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按片仓的意见选派出以金井为首的顾问团，并向片仓引见了金井。片仓作为关东军对蒙政策的制定者，一向反对蒙古独立，因此选派派往新占领地的最高顾问时，不是将日本人中的所谓“蒙古通”，而是将对蒙古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的金井选作最高顾问，将创建新政权的“重任”委托于他。片仓认为“察哈尔地区除汉人以外，还有蒙古人，本考虑派遣蒙古通，但又担心他们过分偏向蒙古人，最后选择了金井，并要金井到职后，就实地观察应如何统治该地区一事向关东军提出报告。”
关东军占领张家口后的第二天，头戴钢盔、携带防毒面具的金井即从伪满洲国的新京(今长春一作者注)飞到张家口。金井到任后，通过实地调查，从便于经济掠夺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将这三个伪政权合并统治。
蒙疆地域的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地域，由东向西沿平绥线相连，日军如果控制了这一地域，首先是“满洲国”西侧的“安全”有了保障；其次“考虑到将来的对苏关系，使满洲国、华北、蒙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地理联合带，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建成巩固的防共区。由于事变(指卢沟桥事变一作者注)的结果，日苏势力的接触点不再是满蒙国境，对苏关系上最敏感的日苏势力接触点转移到了与甘肃、宁夏的红色西北中国相接壤的蒙疆防共区。因此，在对苏政策方面，蒙疆地域的重要性极大。”即日本如果能将上述三地域统合控制，利用该地域的地缘优势，既可以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苏联势力经过外蒙古南下，又能牵制在西北地区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和经过西北通道援助中国的苏联。因此，将地域相连的三伪政权合并统治对日本来讲，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由于该地域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关东军欲将其合并统辖，建立起维持该地区统治的经济基础就至关重要。若将察南、晋北两伪政权划归华北伪政权，仅靠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经济实力，是无法“胜任”的。
三伪政权中，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汉族聚居的察南、晋北以及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内的农耕地带(巴彦塔拉盟、厚和特别市、包头市及察哈尔盟北部一作者注)。据1938年的统计，察南的财政收入为4021299元，晋北为780974元；蒙古联盟管内农耕地带为3966190元。察南、晋北的财政收入之和超过蒙古联盟。因此，为了确保建立起维持这一地域的经济基础，金井向关东军建议，必须将察南、晋北纳入蒙疆统治体系之中。“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是纯汉族居住地，地方行政由于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存在，县政的确立相对容易，财政方面也能迅速达到收支平衡……但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蒙古族居住地区，多为草原及不毛之地，除牲畜以外没有任何财源，结果只能以从汉族地域征收的财源，来充当蒙古族地域的复兴资金。”
另外，从资源角度来看，察南、晋北有著名的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田，丰镇及天镇还盛产重要的战略资源云母和黑铅。关东军欲将此丰富的地下资源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
龙烟铁矿是由位于京包线宣化站东北的烟筒山、庞家堡等矿区构成的著名铁矿，所产铁矿石含铁量高。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都曾在此设厂开矿，但由于内乱等原因，采掘工作时断时续。龙烟的铁矿资源对欲扩大侵略战争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至关重要。“我国铁矿资源随着军需工业及重工业的发展消耗量日趋增大，在由国外进口难以顺利保障的今天，龙烟铁矿存在的重要性愈加显著”。
金井到达张家口后，即派人前往早有所闻的龙烟铁矿调查，旋即通过报纸及其他媒介宣称龙烟铁厂的“矿业权及附属所有的财产从今日以后禁止买卖、赠予”，霸占为日本所有。为了将矿山内战前就已采出放置的4万吨铁矿石尽快运往日本，金井向日本铁道省打电求援，要求速派施工人员修筑宣化到龙烟的数公里铁路。这条铁路从募集施工人员到完工，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金井曾得意地讲到，“在运送伤兵的同时，铁矿石也运到了日本”。夸耀其施工进度神速，更昭示了日本掠夺战略资源的急迫心情。
大同煤田蜿蜒于大同平原以西的高原地带，大同煤煤质高、发热量大，是理想的钢铁工业用煤，控制大同煤田，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讲，支撑其侵略战争的意义重大。1937年12月，日本为了掠夺该地区的资源，迫不及待地制定了所谓“蒙疆开发五年计划”(后修正为“三年计划”一作者注)，其中以五年后的煤炭产量为1000万吨，10年后的产量为3000万吨为目标。日本在霸占大同煤田后的第四年，实行机械化采掘，年产量达300多万吨，与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煤矿三池炭矿的产量等同。金井曾对大同煤田的一个废弃矿井中仍有5亿吨的埋藏量惊叹不已，认为这在日本是做梦也不可想像的事。
晋北地区之所以被纳入蒙疆政权内，除上述资源因素外，还与金井在日军侵占大同后的晋北实地考察有关。10月日军占领大同后，金井即率员进行考察，得出了晋北地区与山西省其他地区经济联系并不密切，主要与京包线上的察南、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的结论。
对晋北的经济及物资流通调查时，得知沿
北京包头间的京包线占其经济及物质交流的
八成，与山西省的首府太原之间的经济交流及
流通只占两成。所以得出了将晋北作为经济
实体与晋南相分离，使之与张家口、绥远、包头
合为一体更为合理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一结
论，构成了将来把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
府及绥远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一体化、成立联
合政权、在中国境内建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自
治政府的构想基础。
此外，从“综合”开发“蒙疆”的资金投入来看，亦有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伪政权合为一体的必要。日本占领察南、晋北、绥远后，1937年底即制定了开发“蒙疆”的计划，迫不及待地要“开发”蒙疆的煤、铁、畜产品“三大战略资源”，以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金井认为：“由于蒙疆地域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差距(指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的农耕地区经济较发达，纯牧区经济相对落后一作者注)，日本为了开发蒙疆，即使向蒙古联盟的欠发达地区投资，投入资金也会被察南、晋北地区所吸收，而欠发达地区不可能完成资本积累。因此，必须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联合为一体，这样便可将察南、晋北从蒙古欠发达地区吸收的资金由政府以征收税金的方式，再向蒙古联盟的欠发达地区返还，以保证蒙疆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即企图“全面”、“彻底”地掠夺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
所以金井认为，“将来，察南自治政府及绥远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一体化，成立统一的自治机构，建立在中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自治政权”最宜。
基于以上经济及资源方面的诸因素考虑，金井向关东军建议三伪政权必须合并统治。于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1937年11月22日，由金井主
持，在张家口召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晋北三傀儡政权的代表会议，筹备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都由日本方面内定指派。三伪政权的代表，在日本关东军军部及金井的指使下，“为促进蒙疆三政权的相互友邻关系，加强互相关联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事项的联络，达成三个自治政权紧密联合共同防共、民族协和和民生向上的协议。”“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后，金井任该委员会最高顾问，并代理德王推辞不就的总务委员长。蒙疆地区的产业、金融、交通等重要经济部门均归该委员会直接管理，具体经营大多由日本企业负责。这样，通过一些特殊公司、准特殊公司完全垄断了蒙疆地区的金融、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矿产、粮食、进出口贸易等，在经济领域完成了对该地域的统合。由此，金井被捧臭脚的日本文人誉为“蒙疆肇建之父”。
1938年8月，日本对该委员会进行机构改革，将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蒙疆联合委员会”由协商性质的机构，变成行政组织，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德王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起初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后来消极抵抗。
(二)提倡“民族协和”及与德王等的矛盾
合并统治三个伪政权，民族问题即随之浮上水面，故金井主张在蒙疆地区提倡“民族协和”，但这与德王等主张的“蒙古独立”发生冲突。蒙疆地区内，察南、晋北地区，是纯汉族居住区，即便是德王治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地域内，汉族人口也占绝大多数。
据1942年的统计，蒙疆地区1941年的人口总数是525，4833人。其中汉族501，9987人，蒙古族15，4203人，回族3，7748人，日本人3，3017人，朝鲜人、满族人各1万，全部人口的95％是汉族。蒙古族只占人口总数的3％，居住在察南的蒙古人只有300人左右，晋北地区只有20人左右，伪蒙疆政权建立之初这一地区蒙古族的人口比例不会比1941年多。
在建立伪察南政权过程中，金井感觉到通过蒙古人控制纯汉族地域弊害甚多，并拒绝了关东军提出的让蒙古军进驻张家口市区的建议，引起关东军参谋们对他的不满。
在视察绥远的过程中，金井看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的寂寞情景，认为不是一个“新政府”成立时应有的景象，并通过与当地商会会长贺秉温等人的接触，断定德王没有得到汉族上层人物的支持，而在该地区汉族人口占多数。
根据这些观察，金井向关东军建议：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多民族杂居的蒙疆地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更为稳妥，不能突出蒙古人政治，而应提倡“民族协和”。
为此，片仓衷于1937年9月下旬对上述地区进行了视察，并与金井、德王等举行了会谈。在与德王的会谈中，针对德王提出的蒙古独立要求，片仓强调“根据中央的方针以及关东军的时局方策大纲，当前蒙古人所能得到的，只能象英联邦内成员国那样的自治，超过这一点实行完全独立，不与外蒙合并是困难的，但成吉思汗年号及国旗等的使用不受影响。德王要求蒙古独立的愿望非常强烈，对我(片仓－作者)的解释不满”。
视察后，片仓遵照关东军的旨意起草了决定伪蒙疆地区命运的《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纲要》。该纲要规定将德王于1935年在关东军的扶植下成立的“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自治政府”；决定在张家口设立前述统辖察南、晋北、蒙古三伪自治政府经济事项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即首先从经济上将此地区控制起来；决定对蒙疆实行广域支配。因此，当关东军占领绥远，德王等向蒙古军政府的顾问村谷彦治郎等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时，即遭关东军否决。1937年lO月28日，在关东军的指示下，成立了前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云王为主席，德王为副主席。
随着关东军在察哈尔、晋北、绥远等的军事占领地域的扩大以及各地伪政权的建立，关东军的对蒙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占领区开始提倡“民族协和”，并在听取金井的建议的基础上，计划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伪政权合并统治。如前所述，由于汉人无论在人口上还是在经济实力方面都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德王等人的要求建立蒙古国，树立德王的绝对政治优越地位，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不利于日本在该地的殖民统治，日本必须重新调整其在蒙疆地区的对蒙古政策。
根据片仓的视察和金井的建议，关东军从新占领地区的民族构成、税源等方面考虑，为了稳定当地的统治，放弃了以前关东军中个别人为了笼络、利用德王做出一副似乎日本支持“蒙古独立”的姿态，而关东军官方又采取模棱两可态度的政策，明确规定为了怀柔在经济及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防止其他民族离心，提倡“民族协和”。于是，德王与金井及日本军部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磨擦和矛盾。
首先是关于“蒙疆”的解释。金井认为“蒙疆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既能包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又能起到协和民族的作用，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沿用蒙疆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德王认为“张作霖曾当过‘蒙疆经略使’，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强制开垦，引起蒙人对蒙疆二字的极大反感。现在仍然沿用‘蒙疆’二字，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是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1938年秋，日本军部令金井陪德王访问日本时，围绕在公开讲话中德王是代表“蒙古”还是“蒙疆”，金井与德王发生了冲突。金井主张使用“蒙疆”一词，德王坚持使用“蒙古”。但在金井的威胁下，担任翻译的吉尔嘎郎不敢将蒙古译成蒙古，而是说成蒙疆。1939年4月29日，在金井及军部的压力下，德王不得已出任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
其次是关于三伪政权的合并。“蒙疆联合委员会”虽然在经济上控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命脉，但三伪政权在行政上却是不相隶属各自为政的。张家口的日本军部为了进一步控制产业、交通、金融等重要部门，加强殖民统治，搜刮战略资源，认为行政上不相隶属的三伪政权应该加以合并，在张家口建立统一机构，便于军部就近监督指挥。此外，日本和德、意结成“防共”轴心后，本以进攻苏联为目的，但在制造了张鼓峰和诺门坎两事件后，知道了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于是由企图进攻改为防御。而“蒙疆”的北部，正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日本把这一地区划为“防共”特殊区域，企图切断共产党的国际联系，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出于以上政治和军事需要以及加强日本对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搜刮重要战略资源的目的，金井等主张以“蒙疆联合委员会”为基础，撤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行政上合并，在张家口成立统一政权，以集中力量，发挥防共回廊的作用。德王则主张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厚和豪特建立蒙古自治国。因此德王与金井、日本军部多次发生争论，都以失败告终。1939年9月1日，经张家口
日本军部和金井等精心策划后，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权一作者注)正式宣告成立。会上根据日本军部的内定，以推选的方式，由金井主持选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二人为副主席，金井担任最高顾问。德王虽不“乖顺”。但没他做招牌，日本也就失去了强调“蒙疆”特殊性的依据。所以，直到日本投降，德王一直被捧为蒙疆傀儡政权的首脑。
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冲突，使德王对金井成见日深。1941年2月德王第二次访问日本时，德王的旧友、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次长、时任日本外务省次官的大桥忠一负责接待，与德王接触较多。大桥在口头上表示尊重德王“权力”，德王对他印象极佳，因而在访日期间，德王向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说金井的坏话，表示对大桥有好感，希望请大桥来当顾问。时值日本欲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考虑到需要德王调动蒙疆的力量支援战争，于是，1941年11月27日，张家口日本驻蒙军让金井“辞职”，由大桥担任最高顾问。金井的去职主要是由于日本人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军部认为金井有“反军思想”所致，与德王的反对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卸职后
德王认为赶走金井的目的已达成，不必继续给他难堪，于是派人询问金井希望怎样表彰他的“功劳”。金井回说希望得到50万退职金，德王虽认为这个数字太大，可最终决定全额支付。由于这样一大笔钱的授受无法在秘密中进行，消息透露出去后，凡是听到者多半认为不当，“尤其是军部认为具有反军思想的金井之辈得到如此多额的退职金实属不当，应当全面返还”，迫使金井把到手的35万元送到日本兴亚院，称“捐献给蒙古政府”。退职金之外，德王还送给金井一幅匾额，上书“功在蒙邦”四个大字。蒙古官员都认为这是对其的嘲讽，金井却如获至宝，带回日本。
金井辞职后，先是返回伪满洲国的新京。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金井曾一度到达新加坡，研究英国的东亚政策。1942年4月回到东京，金井开始研究所谓“共荣圈思想的确立”问题。1943年4月金井出版了《满蒙行政琐谈》一书，内容主要是对其在伪满洲国及蒙疆的经历作了一些琐碎的回顾，以伪满洲国为主，蒙疆仅略有涉及。日本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在政界“整肃”，金井一度成为“公职追放”的对象，至1947年后解除。东京审判时，金井曾就蒙疆的鸦片栽培问题出庭作证。1948年金井在日本著名杂志《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在沙漠中创建国家之事》一文，简单回忆了在蒙疆的工作经历。1961年3月11日至5月1日在日本的《信浓每日新闻》(日本长野县的地方报刊一作者注)分40回刊登了“至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长篇回忆录，对其在蒙疆的经历作了比较详细的回顾。1967年12月3日金井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