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名台胞，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到会里（全国台联机关）来，向会里的乡亲同志们汇报我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情况。同时，亦向媒体的朋友们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和当时的一些参考资料。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凭着记忆我大致写了一个提纲，难免有遗漏，另外也担心时间不够，我会尽量去讲，能讲多少讲多少。
这是一件非常完整的重要的历史事件
1945年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后，盟国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惩处。其中，涉及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主要有3次：东京审判、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和新中国政府组织的审判，前前后后跨越11载。
今天首先要说的是新中国政府组织的审判。我们这次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非常成功的，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由于蒋介石等人及美国方面出于利用日军力量进行反共内战的考虑，对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一些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仅判处了南京大屠杀要犯、原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死刑。于当年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抉。但罪大恶极的原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却被“无罪释放”，令世界哗然。而新中国的这个法庭，是我们中国人完全行使国家主人的法律和权力审判日本战犯，从国际法及国际标准来说，均无可挑剔、无懈可击，可谓完美无瑕。其关键的重要意义还在于，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
1950年7月，从苏联引渡过来的日本战犯，共有982人。另有伪满汉奸71人。加上我们自己在大陆抓的，大概有60多人，合起来有1062名战犯，他们大都关在沈阳。还有在太原关的，有140名日本战犯。这140名战犯是日本投降以后，阎锡山勾结日本军队组成的所谓的暂编第十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晋树德。这些战犯军衔不高，都是尉官以下的。大批日军高级军官则作为顾问、教官参与晋军的训练和指挥。这些人中有不少臭名昭著的战犯，亲手策划刺杀张作霖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就是其中之一。刺杀张作霖是一件重大事件。这件事件暴露以后，河本大作在东北待不下去了，日本人为保护他，把他调到山西当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可惜的是，他没等到我们去审判就死了。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话，能作为战犯来审判，肯定会轰动全世界的，也更能说明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野心。还有一位叫城野宏的战犯，对他进行审判时，他已是上校军衔，阎锡山给他提了3级，在日本军队的时候才是上尉。他在罪行自供中提到，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先后4次派遣1500余名机动兵力配合日军攻击中国人民和八路军；派遣两个大队掩护开采煤铁矿产，并以保安队在全省掩护征集食粮15万吨、铁约20万吨献于日军。
这些战犯是1945年7月苏军进军东北一举击溃日本王牌军——关东军后俘虏到苏联去的。当时苏联收容了大批日本、德国的俘虏，因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死了很多人，劳动力一时严重缺乏，他们就利用这些战俘当重劳力使用，开发西伯利亚，加上物资匮乏，战俘们根本吃不饱，还要干很重的活，所以累死饿死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恰好又赶上我们新中国成立，于是苏联就把这些战俘移交给了我们，毕竟这些战俘对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应由中国来进行审判。这些战俘押运来的时候已经在苏联关押并劳动了5年。据说，战犯们被押上火车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要遣返回国，心里很高兴。但后来发现火车开的方向不对，往中国来了，瞬间大失所望。当移交到我们手上时，他们情绪低落、特别紧张，甚至埋怨。
到了1953年10月，周总理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克林副检察长等人谈这件事情，说在抚顺关押的战犯应该处理了，他们在苏联被关了5年，在我们这里也关了快3年，再不处理不行了。于是，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成立了一个东北工作团来处理这些战犯，人员从全国各地抽调公安系统、法院系统，还有外交系统的，以及日文翻译共300多人，并集中到北京进行集训。总理的指示得到了认真执行，很快就从各地抽调来了干部，其中翻译也来了100多人。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些翻译中，就有我们台湾同胞六七人。他们是：纪朝钦（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的父亲）、蔡明熹、陈妙龄（在京台胞李达章的母亲）、冯志坚（翁泽生烈士的妹妹，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还有谢水秀、陈峰龙（北京市台联陈子云的父亲）和我。这7人当中现在只有我和陈峰龙还活着，其他人都去世了，很可惜。我一一列出这些人是要用事实证明，在这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工作团的领导中，有一位也是台胞，名字叫沈扶。他当时是旅大台盟的负责人，特意调来负责我们这100多名翻译的。沈扶也是一位延安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台盟中央担任副秘书长。
在北京真武庙，我们经过了3个月的受训，谭政文副检察长给我们讲审讯学，怎么审讯、桌子怎么摆、怎么对待战犯等等，都很详细。这为我们在今后的审讯工作中奠定了基础。
搜集证据，十分艰巨复杂且斗智斗勇
1954年2月，东北工作团开到抚顺开始工作了。
我们去的时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这些战犯从抚顺下火车之后，一到监狱门前，看到“战犯”两个字就火了。特别生气，说什么：“我们是俘虏，怎么会是战犯呢？如果是战犯，还要接受审判，这要关多少年啊！”他们不能理解，于是开始反抗。本来以为是遣返他们回日本的，没想到会到了中国，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是在中国犯下的，这下必死无疑。特别是那些汉奸，更是如此。所以很紧张，思想上很抵触。尤其是那些少壮派校级军官，他们就故意跟你闹。给他发那个犯人的牌牌，撕下来不戴，还扔在地上；进了监号，看了战犯管理所的守则，也撕下来踩在地上。他们公然说什么：“我们根本不是收在了中国人手里，我们是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把我们打败的。你们没有权力来审判我们！也没有权力关押我们！”就是这么的嚣张，还说什么：“你们把我们关了那么长时间，我们要到联合国去告你们！”还有的校级军官说：“我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的，像鞍钢和抚顺露天煤矿，不就是我们建设的吗？所以我们不是侵略，是来建设的，何罪之有，谈何认罪？”至于将军一级的军官就比较老奸巨猾了，他们不会跟你直接对抗，他们会和声细气地劝你：“你们不要关我们太长时间了，如果再关下去，你们会很被动的。”有个战犯叫藤田茂，甚至在监号里面每天早上还要面向日本遥拜，遥拜他们的主子日本天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战俘在苏联的时候只在劳动，没有接受任何的思想教育，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原封不动地保留r下来，且更加顽固不化。这一点和I现在的安倍晋三及日本右翼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面对这种困局，我们又是怎样破解的呢？
对于这批战犯，我方当时的政策是“不要跑一个，不要死一个，适当劳动，维持生命，进行教育”。为此，团领导经过审慎研究，首先决定在管理所里开展认罪教育。那天，东北工作团的主任李甫山亲自作形势报告。上午3小时，下午两个半小时。这个报告是由我来翻译的。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近千战俘的面前做翻译。我在台上，瞧见这些过去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战俘们，如今在下面个个低着头、坐着小马扎、不敢不听的样子，我心情真是大不一样，感到时代真的是不同了。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受过日本人欺负歧视的台湾人，今天终于翻了身，终于扬眉吐气了。我感觉，我做这份工作，很荣幸。
形势报告分两批进行，尉以下的是一批，将军、汉奸一批，报告主要是形势教育。这些战犯在苏联时既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也没人给他们讲形势，所以他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李甫山的报告循序渐进，从国际大形势讲起，讲到日本推行侵略政策，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再讲到日本国内的情况，你们这些人一方面是加害者，另一方面也是受害者，你们在日本的家也是备受苦难、家破人亡。起初，这些战俘只是低着头听，无一点声音，一副愁眉苦脸、垂头丧气的样子。后来渐渐地有了反应，虽然依旧低着头，但却显出了非常难过的样子，不少人对台上的讲话有了感应，鼻子发出了沉重的抽泣声。当听到日本国内因美军的轰炸造成了现在到处都是废墟，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有的为了生活，不得不当妓女，还有的日本妇女被美军强暴，许多日本军人复员后失业时，台下已经是泣声一片。而当听到从中国回去的日本侨民生活过得非常愉快，经常举办一些欢庆活动，每当遇到节日，都会聚在一起上街头扭中国的秧歌、打腰鼓庆祝时，场上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不像起初那么死气沉沉。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们才开始认罪。当然，在报告里也强调了一点，就是只有认罪，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只有承认他们参与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杀害了3500万中国人的侵略战争罪行，真心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处理，才能有出路和前途。这一点我想他们是听明白了。
以点带面，在罪犯中培养认罪典型
除了认罪教育，我们还开展了一个揭发检举运动，让他们自己相互搞监督。因为苏军解放东北的时候，关东军几乎是一个整师团一个整师团地成建制被俘虏过去，从上到下组织机构都在。但由于苏联将这些战犯交给我们的时候，没有档案，只有一份登记表，姓名、出生年月和简单的履历表，这给我们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迎难而上，我们想出了在罪犯中培养认罪典型的法子来。别说，这招儿非常管用。
我们先找到了古海忠之。这个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考上了高等文官，后到伪满来工作，一直做到总务厅次长。总务厅是伪满中掌握实权的一个衙门，伪满名义上有总理张景惠，实际上由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掌权，但他却一直生病，脑血栓，在医院治疗。这样，根据日本的文官顶替制度，主官不在的时候由副职顶替，古海忠之真正成了幕后掌权的那个人。古海忠之很愿意带头站出来认罪。他揭发说，日本对中国侵略并发动战争，首先是因为日本国内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这种危机，把国内的阶级矛盾及衍生出来的阶级斗争转移出去，必须得发动这场战争。其次，在伪满设立戒烟总局，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戒烟，实际上鼓励抽鸦片，还在热河大量种植鸦片，收成以后卖到关外，卖给中国人。这样，一方面通过鸦片削弱中华民族体质，另一方面就是赚钱，赚高额的利润。
由于古海忠之这个人的地位很高，是日本的精英，又是高等文官考试及格的，因此，他这么一说，战犯们都听懂了。一是因为吸毒、贩毒世界国际法是明令禁止的，日本公开这么做，确实是错了，在害中华民族，手段太恶毒了；二是像古海忠之这样的人都认罪了，自己和他相比，差远了。于是，战犯们开始渐渐认罪了。
我在这里提一句，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也曾在总务厅当过科长，他要是再当下去肯定也会成为我们处理的对象。他回到日本后，因为战犯罪也被抓了起来，但又被放出来了，后来还当了首相。所以，现在安倍的种种逆行其实就是想给他们家族翻案，不承认其在中国的罪行。
古海忠之的效应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战犯们纷纷开始认罪。但我们审判罪犯则是讲证据。当时，我们手边什么材料都没有，不能单凭口供去定罪。于是，团里开始组织人员到战犯们所在军队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去调查，上百人去，一个个地落实，还找证人。到了要审判的时候，我们更慎重，起诉书要怎么写都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到最后，连彭真（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周总理都来看起诉书，亲自修改，还请法律专家琢磨。对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就不予起诉。彭真就曾对我们说过，一旦起诉的话，只要一个证据出现了问题，他们就会怀疑其他的证据也有问题；一个人出现了问题，就会怀疑别的人是不是也有问题。所以证据不足准备不充分的宁愿不起诉，再去调查取证，直至确凿无误。我们一共需要考察五个方面：审讯记录、本人交代、经过核实的证人证词、档案、同案犯的揭发。这几个方面都齐全了我们才最后起诉，很完整，连战犯他们看到这样的审判都说，你们这里的审判完全合乎国际的标准，他们很服气。
对顽固不化分子，让士兵们自动发起批斗会
这次审判，同样像东京审判一样，也是历史性的。审判时，我们在沈阳开了两个军事法庭：一个专门审判军人，像这次（今年7月初）国家档案局公布的一批日本战犯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材料中，第一个日本战犯铃木启久就是当时侵华日军第177师团的中将师团长，就是在这个法庭审判的；另一个法庭是审判伪满政府的那些文官。太原也开设了两个法庭。
我是先到太原那里参加审判工作，然后再赶回沈阳参加对武部六藏等罪犯的审判。参加这两个法庭审判的翻译共分3个小组，丁民（后来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驻日公使）、天津市公安局的一个姓于的科长和我3个人担任法庭的翻译组长。在法庭上，我是首席检察官的翻译，所以抚顺和太原两处的审判我都参加了。
在审判的过程中，面对一些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尉级以下的士兵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和我们一起搞批斗会，比如“我参加了什么行动，犯下了什么罪行，杀害了多少中国人，这些都是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下的命令”，比如“这都是你下的命令，都是你犯的罪行，你应该认罪！”等等，就这样面对面地斗争。这样一来，那些顽固分子将军们回到监牢里，一下子思想防线彻底垮了，很崩溃，下级军官和士兵给上级军官造反，这在皇军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心里头很恼火。其中，有一个伪满铁路护卫队的司令中将濑谷启，批斗会的当天晚上，他用被单撕下来挂在暖气片上自杀了。这是在我们关押的战犯中唯一的二个自杀的。从那儿以后，管理所实行了看守员3分钟巡查一次的制度，自杀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会想到自杀？因为小兵斗军官这件事对他们的打击很大。这在日本军队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在这里居然发生了。这些军官战犯顽固不化不是没有原因的。你想想看，一个师团长，他的思想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先是上陆军中学，然后是陆军上官学校，再后来是陆军大学，只有这样完整的经历，才能够当上将军。这些人从中学开始受的就是军国主义的教育，这种思想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再者，在他们脑海里，从来就没把下级当人看，现在居然来造他的反，你说他怎么受得了？
尽管如此，通过这些有形的工作，战犯们在法庭上还是一个个地变了，他们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自己有几条命都没有办法偿还，但是中国人竟然把我这个杀人魔鬼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我今天良心发现，我没有脸向中国人民要求从宽处理！”前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古海忠之的一段最后陈述，他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要求处我以极刑！”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在世界的审判史上，还没有一个被告要求从严处理自己极刑的，只有在我们的军事法庭上才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好几个被告都是这样，在现场都哭了，被告席下面是地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以泪谢罪，地毯都被眼泪弄湿了，他们良心发现，以此表示谢罪。还有的当证人出庭，看见证人背上的刀伤很深，被告马上跪下来谢罪。也有很多被告，讲到自己的罪行时亦都跪下来。回国以后，昔日战犯们以各种形式感恩
现在说说他们回国以后的表现。这部分情况有的是看报纸，有的是日本捎来的信息，还有的是从战犯回国后寄来的信中获悉。
1953年底，集训到最后，组织上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配合搞总结。为什么要留下我这个翻译呢？主要是很多日本战犯回去以后写来了感谢信什么的，还有的家属也写信来，这些都需要有人翻译。这些信写得都很感人，都是些感谢中国政府的话。我翻译完后交给领导，领导就编成简报报给中央，所以我是从头至尾参与了整个的审判工作。另外，我不但参加了两年的抚顺审判工作，还到太原参与审讯和审判那里的140多名战犯一年多。两边的法庭我都参加了，因此我对审讯和审判整个过程比较了解。
同国以后这些战犯的表现也很感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审判少数，释放多数”，所以大约有1000多人以不予起诉的名义被释放了回去。不予起诉的决定文书是我翻译念的。一个一个的名字，我都一个个地仔细翻译，日本人的名字不好念，不能念错了放错人。
释放共分三批，我都参加了。第一批战犯坐船回到舞鹤码头时，日本的媒体都很关心被中国关押的战犯回来，会不会也同其他国家放回来的战犯一样，会爆出什么重大的惊人消息，所以来了很多摄影摄像记者。船靠港了，被释放的战犯们井然有序地上岸，整齐列队，其中一位总代表出来发言说：“今天我们回到祖国，能够看到亲人，我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幸运。我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低头认罪了，中国人民给了我们宽大处理，而且把我们送了回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恩。我们的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我们要重新做人，将余生献给日中友好。”瞬时，战犯们的行为和表述，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目瞪口呆、大失所望，更哑口无言。他们原以为会从战犯们口中听到骂中国之类的话语，没想到不仅没有一句，而且全是感恩戴德的话。第二天，日本就有报纸标题为：《回国的战犯集体总忏悔》。
被释放回去的战犯们，为真心赎罪，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专门从事日中友好活动。会长是藤田茂，前两天也公布了他的罪行，他是日军的一个中将师团长，在日军中很有威望。回去以后，他团结了一批人，专做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后来他仃j都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比如，1956年以后那段时日，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我们的代表团如果去日本访问，有时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因为这个时候总会有日本右翼分子跑来干扰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总是自动组织起纠察队，来保护我们的访日代表团。晚上，我们的代表团在旅馆里睡觉，他们就通宵轮流站岗；代表团每到一地，他们都会通知下一站出面保护，而且他们在保护我们代表团时从不避讳，就打着旗子说：“我们是中国释放回国的前日本战犯，我们的命是中国人给的，我们决心要促进日中友好。”这种场面真的是很感人。
还有的，专门写信来表示感谢，有的是他们的太太写来的。有一位夫人来信说：“我的丈夫应征之前很粗暴的，经常欺负我。现在回来之后像变了一个人，家务也做了，对我也体贴了，我感谢中国把我的丈夫改造好了！”还有一个母亲教育自己的儿子：“你的命是中国人给的。今后你一定要感恩中国，每天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不能朝西，要头朝西睡觉！”她教育他的儿子时刻记住中国人的恩情。
还有就是出书，他们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了一本《三光》（三光政策），把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全都写了下来，在日本社会上公开发行。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要在日本揭发野蛮侵略罪行，因为日本很多人对内幕不知晓。但他们这些忏悔的行为，却时时遭到日本右翼的威胁和阻挠，好多书店不敢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肯出，日本右翼就跑来威胁，说你要是敢出这本书我们就把你的书店毁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出版了两本这类书。这在当时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再后来，中日恢复邦交，不少昔日战犯还前往抚顺的战犯管理所，那里是他们的再生之地，是教育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地方，他们很怀念。同时，他们还自己出钱建了一座汉白玉的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表示要永远记住向中国人民谢罪。
作为台湾人，能够参加审判日本战犯很荣幸
最后，我谈谈我的体会。
首先，我作为一个台湾人，能够参加这样的工作，很荣幸，很难得，确实是扬眉吐气、意气风发、挺起胸膛、昂首站立。我当时站在那里，心情确实如此。过去在基隆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受日本人的欺负、歧视，挨过打挨过骂。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会用日本人教我的日文，去审判日本人，我的翻译生涯也是从搞这项工作时开始的。我在复旦大学学的是经济，结果经济专业没有用上，却从此走上了翻译工作的道路。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作为这六七个台湾人中的一员，我是非常荣幸的，很难碰到的事情，但却似人生命运注定。
第二，我在台湾成长，在殖民地的社会里长大，对日本的殖民政策有感性的认知。日本人非常歧视我们，台湾人上中学很困难，竞争很厉害，有一定的限额，不好好用功上不了中学，大学更不用说了。这个感性的认识，我参加完这个翻译组工作以后，看到敌伪档案，看到他们交代的罪行以后，我体会更深，对日本殖民政策的全貌，都知道了。他们就是通过像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官和次长等职位，强行推动他们的殖民政策，在满州他们就是这样挂羊头卖狗肉，名义上是禁烟，实际上种鸦片、卖鸦片，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
第三，我们的人道主义感化政策是成功的，很有影响力。在管理所，他们的将军、校级军官以及尉以下官兵吃的是不一样的，食堂分大中小灶，吃的是大米白面，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吃的却是高梁米和大米。到了年底的时候，还让他们犯人自己捣年糕过年。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不错的。还有就是看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武部六藏。这个人由于脑血栓一直病在床上，后来判了他20年。我们这次公布45名战犯的材料中，这个武部六藏是官职最大的，他的认罪态度也是比较好的。由于他一直有病，没有上法庭，连起诉书都是直接送到他那里去，在病床前念的。他患病在床，专门给他安排了一名护士，每天喂他吃饭吃药，一天三次为他翻身按摩，即使夏天他身上都没长褥疮。这对瘫痪在床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刑满把他释放时，他老婆来接他，看到他红光满面，非常吃惊，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就是这样实行人道主义的。还有的病人_牙齿坏了，我们给他镶牙。有一个犯人患了精神病，我们很耐心地为他看病，竟然也治好了。他回国以后，他的家里人知道他曾经犯过精神病，而且被治好了，也非常感动。这个人后来回到故地重游的时候，拉着我们那个时候的一位护士长的手痛哭，表示感谢。另外，到了最后阶段，在释放这些战犯之前，我们还分批组织他们到抚顺、鞍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参观学习。通过这样的教育，不但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心服口服，而且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欣欣向荣的建设与伪满洲国时萧条的情形做一个对比。
第四，还有一点我的体会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为我们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因为抚顺在美军飞机轰炸的范围，为了保障这些战犯的安全，我们曾经临时把他们转移到哈尔滨去，这些战犯和伪满的汉奸们觉得美国人快打过来了，他们相信美国人会胜利，期望美国人来解救他们。因此虽然嘴上没有说，但看得出心里兴高采烈。但是后来停战了，我们胜利了，他们又被转移回到抚顺了，这下子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思想也被彻底打垮了。从此之后就老老实实认罪了。这就是说国家的综合实力很重要，朝鲜战争的胜利对战犯们的服罪认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根据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