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据资料记载：“为防潮起见，在洞内筑长约二丈五尺，宽约三丈的木台。离地约二尺，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
库书放入地母洞后，为方便看守库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的住宿，当时在洞口附近建了三间草房。据1940年5月27日贵州省立图书馆呈送《修理地母洞口草屋及四周土墙预算书》致教育厅请款进行修缮的相关记载，1940年春，山洪暴发，草房土墙多处受损，后来又因山高风大，草房一间房顶被大风吹坏。可见，当时看守库书之不易。
库书在贵阳期间，虽然是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但看护、典守这一国宝一刻也没有放松。因贵阳气候多雨潮湿，自从库书藏入地母洞后，各阶层官员乃至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都担心库书潮湿受损，并商议运往抗战时期西迁遵义湄潭县的浙江大学托管。1942年蒋介石曾致电贵州省政府“以文澜阁库书，藏置贵阳附近洞内，恐空气潮湿，日久霉烂，宜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为此，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特命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亲往地母洞视察，开启数箱图书检视，见尚无潮湿霉烂情事。又见阳光可资洞口普照全部书箱，尤其防空优势，在黔省难找替代地点。于是请时任库书保管员毛春翔详叙藏书实况，交黔省府电复，请准“原藏置之洞，既无潮湿，可免迁移，惟应每隔一二月派人抽查检视一次，夏季尤应注意，以免损坏为要”。
库书在地母洞中能安然无恙地保存了5年8个月之久，得益于在当时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对藏书进行科学、认真、细致、持久的除湿防护。
在库书洞藏期间，教育部多次委派人员实地考察，不断求得库书庋藏的改进。1942年3月10日贵州省政府教育厅训令贵州省立图书馆：附发国币陆千零弍十元暨《四库全书改善设备计划》《临时费预算表》及《估价单》各一件令仰该馆转知该保管员具领经费，即日兴工，并派该馆长切实监修，限三月底完成具报核转。“洞内原仅在地上搭一木台，顶上见瓦棚，四壁空空。”书库改善设备后，“三面用板壁间隔，杜绝潮气，后面阴暗处开三圆窗，朝开夕闭，以通空气。洞口悬以油布，早启晚垂，以通阳光。洞底低洼处滴水积蓄成井，潮气较重，遂用石块垒隔。并在木台下面和书箱空隙间均满置木炭、石灰，吸湿潮气，洞内潮湿基本被控制。”
库书完整归杭州
虽然库书在筑期间，浙江省图书馆曾相继派出《四库全书》保管员夏定域、柳逸厂、毛春翔到贵阳专职负责库书保管，但直到1944年底库书离黔，贵州省立图书馆一直负责相关行政管理工作。在每年库书曝晒急需人手时，贵州省立图书馆除帮助雇佣工役外，每次均派出总务部馆员（庶务、干事）多名参与曝晒工作，协助清点和庋藏。贵州省立图书馆先后有杜光炎、杨渔卿、姚梦锡还有馆长蓝端禄、韩钟琦等相继参与库书清理和曝晒工作。此外，浙江大学也派有教授（如杨焕镳、祝文白、方豪等）参与库书曝晒，均由贵州省立图书馆负责接洽安排。
1939年4月，库书迁至地母洞秘藏，贵州省立图书馆即呈请省教育厅转呈省府派兵驻守该洞。1940年10月，贵阳警察总局第一分局致函贵州省立图书馆称：“前派警士段士海驻守地母洞，原属暂时性质。现冬防紧，即须调回城内服务”。考虑到警士调回，保卫无人，安全尤属可虑。贵州省立图书馆立即专文恳请教育厅转呈省府令饬贵阳警察总局，派警士两人常期驻守该洞，贵州省政府训令省会警察局遵照办理。
1944年秋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1944年11月日军攻入黔南独山，贵阳震动，开始组织疏散。教育部决定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转移重庆。
1944年12月，教育部委国立中央图书馆派车到贵阳接运库书。12月6日，四库全书保管员毛春翔和贵州省立图书馆组织人力将库书从地母洞搬运到张家祠堂集中，8日，装箱起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7日由6辆汽车载运（库书）离开青木关，押运员有教育部徐伯璞科长、浙省图书馆夏定域等八人，护送警察有十二人，费时近两个月，于7月5日抵杭州。”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至贵阳后，除了在贵州省立图书馆存放5个月，在张家祠堂存放7个月，之后的5年8个月都是在地母洞度过的。
如今，当年的贵州省立图书馆馆舍和张家祠堂早已拆除。地母洞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事件，当时事属国家机密，知晓的人寥寥无几。
在贵州省图书馆的档案柜里，存放着近300页的《代管文澜阁〈四库全书〉》档案。它真实的保存和记载了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的许多相关文件、电文、信件、经费支出、各种凭据等。（赵晓强系贵州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钟海珍系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姚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