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燕北辽西的史前考古始于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经历近一个世纪的不断发现、认识，红山文化成为中国新石器中晚期重要的北方考古学文化类型，随着红山文化研究的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了燕北辽西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红山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社会形态的各方面都有更新的认识，考古学区系理论、中国文明起源等理论均有重大突破。
关键词：燕北辽西;史前史;红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1-0031-05
燕北辽西作为地理上的一个概念，经常被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等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区域提及，但一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个历史地理区域是与红山文化的分布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于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有几个地理概念，燕辽地区、辽西地区、西辽河流域等等，本文认为燕北辽西这个地理概念更能反映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整体性。燕北辽西区域四至大致为燕山以北、辽河以西（不包括辽河以东的流域），西至大兴安岭，北包括整个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这个区域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三河流域从北向南有西辽河、大凌河、滦河。考古学家通过百年的努力，改变了20世纪以前传统史学关于燕北辽西无史前史的观念。
人们通过历史文献研究燕北辽西远古时期的历史远没有用考古学的方法那样的兴奋和激动，考古学才是真正打开燕北辽西远古历史幽暗之门的金钥匙。20世纪初当考古学家踏进历来被中原人看作是蛮荒之地的燕北辽西大地之后，便给了学术界一个莫大的惊喜。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这塞外的所谓蛮荒之地竟然有史前人类的遗存，这一发现，拉开了燕北辽西百年考古的序幕，也逐渐揭开燕北辽西远古历史的神秘面纱。随着燕北辽西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对燕北辽西远古历史的认识也不断地在修正中深化和科学化。考古学家在不断的发现研究中，在越来越丰富的考古资料面前，努力地辨识着各种文化类型，研究着每种文化类型的存续时间，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等等，最终确立了燕北辽西地区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也为燕北辽西远古历史缕清了发展演变的大致脉络。不同文化类型的考古资料更引起中外各学科学者的极大关注，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对燕北辽西史前人类及其环境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其中经济形态、社会性质、宗教信仰、文明起源的研究则成为燕北辽西史前历史最重要的板块结构，燕北辽西地区史前历史已成为中华史前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
一、燕北辽西史前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红山文化自20世纪初发现以来，其研究已愈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由于发现早、命名早，分布范围广，资料丰富，其影响非常广泛，差不多成了燕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名词，连很多学者也习惯于把前后出现的几种文化类型也包容在其中，称之为红山诸文化，因此红山文化一直是燕北辽西史前文化研究的重点和核心。红山文化自发现到定名几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期间也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红山文化的不仅成为燕北辽西地区史前文化进程研究的核心内容，而且成为中国文明起源乃至东北亚史前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我们现在对燕北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文化谱系及阶段性认识都是在发现与研究红山文化的基礎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因此，回顾这百余年的历史，具有深远的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190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以教师的身份受邀到喀喇沁王府教书，但是作为人类学和考古学学者，没有忘记他的学术使命，以教书为名，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率领他的同伴进行田野调查，从1906年到1908年三次来到燕北辽西，足迹遍布燕北辽西各个区域，重点考察了喀喇沁、赤峰、{1}林西等地，在60多处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1908年发现了哈达街东郊红山后遗址，采集了较多的陶器、石器和细石器等。调查报告先后以《蒙古旅行》（1911年）和《东蒙古之原始居民》（法文1914年）之篇名发表出来。{2}鸟居龙藏是第一个发现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外国学者，但是报告错误地把一些史前石器、陶器归入东胡族系，并用以论述东胡族的族属和起源，也就是说鸟居龙藏对采集到的史前遗物与东胡族的遗存还不能清晰的区分开来。但是却引发了本国和西方学者踏上这片土地考古活动的热潮。
1919年，法国人桑志华和德日进也进入燕北辽西地区做古生物学和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在林西、赤峰一带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1924年，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赤峰市郊红山前一带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采集到细石器、石耜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以上述资料写成的《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和《天津北疆博物院新石器时代遗物》（赤峰采集的文物标本是两报告的一部分）两个考古报告先后公开发表。{3}两个报告像鸟居龙藏一样，主要还以介绍遗物为其写作的核心，很少对遗物存在地点的描述，也没有对文化性质和时代做进一步的判断，但是，毕竟为后来科学的确认红山文化作了基础准备。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日本部分学者在东亚考古学会的支持下，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察从辽南（南满）逐渐转移到内蒙古东南部（热河省中北部）地区，如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三宅宗悦、赤窟英三、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都曾在燕北辽西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活动，其调查资料分别由滨田耕作写成《热河赤峰游记》《赤峰附近发现的完整彩纹陶器》;{4}岛田贞彦先后写成《热河行记——自承德至赤峰》《关于考古学上所见热河省的古文化》《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热河》，{5}赤窟英三撰成《大庙——热河省西北部的史前遗迹》，{6}三宅宗悦先后撰成《关于热河省赤峰发掘的古人骨》《关于满洲国热河省叶柏寿附近的遗迹》，{7}水野清一撰成《赤峰的史前时代问题》《林西史前遗迹踏查记》{8}等调查和研究构成了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对燕北辽西史前历史的一批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则是滨田耕作著作的《东亚文明的曙光》，{9}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在中国大陆的考古活动，虽然有其政治上的背景和目的，但其学术价值应当给予正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也开始对燕北辽西地区予以关注，中国学者的调查和研究有了不少的进步。1930年初冬，梁思永等在赤峰天山（阿鲁科尔沁旗所在地）发现了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了林西、双井以及陈家营子等遗址，之后又转道赤峰县，以英金河北岸红山一带为重点进行了调查，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1934年发表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10}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对燕北辽西地区古文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注意到了文物出土的地层以及文物所包涵的文化内容与时代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上述地区采集的细（幺）石器、石核制器等的概念定义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在国内考古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在对燕北辽西史前文化研究上向前推进一步的应当首推由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系统发掘，他们把这次发掘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最终著成《赤峰红山后—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11}一书于1938年发表，报告首次把赤峰红山后史前文化劃分为两种文化形态，即赤峰第一期文化（史前文化，彩陶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青铜文化，红陶文化），并对两种文化形态的特点、生计都有一定的分析，也提出了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的分期（间隔）以及关系问题，可以说是对以20世纪40年代以前燕北辽西考古认识的一次总结，为燕北辽西史前考古学文化作了文化类型和时代的初步划分，也建立了一个最初的标准。正如本书序言说的那样“本学会坚信，此系首次详细调查这类遗迹，为研究东亚史前文明的演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赤峰红山也因此报告大放光彩，也为后来“红山文化”命名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20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在长城以北的不断考古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极大关注，他以颠覆传统的观念，对中国长城以北的历史有极其深刻的认识，其在《中国文明的开始》前言部分开宗明义的说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史，有时虽也免不了‘鲁莽灭裂’，但究竟是‘旁观者清’，常能把我们自己认不出的问题，看得清楚些。……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13}这是李济先生以一个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所作出的学术判断，当然这种学术判断是建筑在20世纪初以来考古发现基础之上的。
40年代，在大多数学者受瑞典学者安特生影响，支持燕北辽西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分支的学术观点的时候，我国学者裴文中对燕北辽西发现的史前文化在分期、文化性质以及来源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林西期”和“赤峰期”的观点，并认为“赤峰期”是草原细石器文化同仰韶文化在长城地带接触而形成的“混合文化”。{14}
对于20世纪前期燕北辽西史前文化认识的反思，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说“回顾本地区的考古工作历史，可以说，在五十年代以前，我们对东部区的考古学文化所知甚少，只能分出红山文化和‘细石器文化’，而且将其归入草原地区文化，但不理解红山文化为什么经营农业”。{15}长期工作在燕北辽西地区的考古学家刘观民先生有过客观的评价：“半个多世纪以前，当黄河流域发现了彩陶文化、蒙古高原发现了细石器文化之际，在赤峰红山揭露出彩陶与细石器共生的史前遗址。当时称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后改称‘红山文化’，限于彼时的发现与研究状况，当时提出的具体结论今天看来无论有怎样的不适当，但从前驱者的研究思想中仍有我们可以汲取的智慧。如当时多位学者都想到自然地理上的这个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与蒙古草原的中间地带，在人文地理上是既不同于平原农业区，也不同于草原牧业区，在中国北半部历史上，他总是两个大人文区域间的衔接地带。赤峰红山后遗址尽管已是一处自然剥蚀的地点，但从这里的发现及以后的研究留给学术上的长久议题，使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胜迹之一。”{16}
统观20世纪前半期，红山文化作为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唯一一支被确认的史前文化，调查、发掘及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学界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有自身特征的、有一定分布区域和自身演变过程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对待。这一时期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和认识，有一定的狭隘性。严文明将这一阶段的红山文化研究称为“红山文化研究的探索期”。{17}
二、红山文化的命名及其研究的纵深发展
正如刘观民所说的那样，20世纪前期红山后遗址的发现及研究确实留给后来学术上的长久议题。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尹达在《新石器时代》一书中专文撰写《关于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对已有的赤峰红山后及其周边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进行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认为它含有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陶器特征，同时也含有长城以南仰韶文化陶器特征，是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产生的一种新兴文化，建议命名为“红山文化”。{18}引起了20世纪后半叶考古学家对燕北辽西史前文化的探索研究。1956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斐文中和吕遵谔在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实习发掘，在发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其文化特征。1958年发表在《考古学报》的《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19}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红山文化”这一名称。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水泉、蜘蛛山、三道湾子和四稜山等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红山文化的材料趋向全面，得到原生地层、遗迹和器物群等方面确切的共存关系，学界对红山文化的基本文化面貌有了基本的共识。红山文化内涵和特征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大型玉龙的发现，激发了人们对红山文化崇拜信仰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初，燕北辽西地区的文物普查，本是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却成为推动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在普查中仅赤峰地区敖汉旗就发现502处红山文化遗址，燕北辽西其它地区也有数量可观的发现，尤其是建平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的发现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珍贵、典型和丰富的资料。文物普查也为70年代末红山文化玉器的发现与辨识提供了契机。
文物普查之际正值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之时，红山文化分布区所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被列为六大考古文化区之首。红山文化坛、冢、庙及红山玉器等接二连三地发现，学术界进而提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观点，一举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为主要根据而提出文明的看法，立即得到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对“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大讨论，把整个红山文化研究迅速引向一个新领域。这是红山文化研究对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20}红山文化的研究向深层次发展，出了一批考证龙信仰、龙起源以及文明起源等突破考古学范围的学术成果。{21}
红山文化神性资料的不断发现启发了文明课题的提出，而这个课题反过来也大大推进了红山文化的考古和研究。苏秉琦先生将考古学文化区系所提供的历史脉络与文明内容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重大课题，并指出红山文化是古国阶段的典型例证。张忠培先生总结这一时期关于红山文化研究历程认为“到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内蒙古博物院工作队等单位做了很多工作，对这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是由裴文中、吕遵谔教授负责的調查与试掘，继则是由刘观民研究员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内蒙工作队，于六十年代前后在该地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结果是分出四种遗存，即红山、富河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两种青铜时代文化。过去，不能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同夏家店上层文化，甚至同红山文化区别开来，而今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就改变了以往的旧概念。进入七十年代中期后，在两个理论性课题指导下，工作进一步探入开展。1975年，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即谱系的理论，指导我们用谱系的观点来认识秦以前的诸古文化遗存。八十年代，苏先生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理论，提示我们在探索古代文明起源的基础上进行考古工作和研究。近年来，探索西拉木伦河的考古遗存，又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些成绩表现在：在原有的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提出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青铜时代增添了魏营子类型;在这次会议上又继以往零星发现之后，提出了个‘新品种’，即龙头山遗存。另外，在四种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两种青铜时代文化之间，又区分出小河沿文化。在这些考古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1）西拉木伦河的古文化有自己的起源，不是由黄河流域迁移过来的变种文化;（2）这个地区文明的起源、社会发展的步骤是和黄河腹地同步的;（3）这些古文化在长城地带构成强大势力，经常同黄河腹地同时代文化相逐赛。”{2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本世纪10年代，红山文化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一大批红山文化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纷纷发表。影响较大的比如郭大顺的《红山文化》{23}对红山文化的确立，红山文化的内涵，红山文化的聚落，红山文化的分布、年代与分期，红山文化的文化性质的等都予以全面的阐述，尤其是对红山文化的原始意识领域的探研见解颇深。张兴德的《红山文化研究》，{24}首先对红山文化研究的历程作了学术上的梳理，重点则是对红山文化的分布与特征，红山文化的分歧与类型，红山文化的渊源与流向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对红山文化的葬玉现象、红山玉的文化内涵以及文明起源的探索上都有一定的创新。刘国祥博士论文《红山文化研究》，{25}把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新成果运用到论文中，对以往的研究有较多的突破。专题研究可以说深入到红山文化的各个方面，宏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状况既经济形态，聚落发展情况与社会形态，宗教信仰与原始祭祀文化等都有鸿篇巨制，微观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而以红山文化典型资料为主要依据，提出了很多重大理论，如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郭大顺等，均有史前人类文化理论突破和宏观上的精辟论述。红山文化已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它已成为众多学科密切关注的一片圣地和一个时代。
三、结语
以红山文化为核心的辽西地区史前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开创了许多新方法新理论，当然也有研究上的诸多不足和认识上的不确切，为更好的把握后来发展方向，进行学术上的反思和回顾成为20世纪末以来必要做的一件事情，赵宾福的《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26}李少兵、索秀芬的《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现与研究》，{27}郭治中的《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28}等学术史论文，较清晰地梳理了百年辽西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历程，为后学提供了一个初入学术研究殿堂的门径。
——————————
注 释：
{1}这里指赤峰县，包括今红山区和松山区一部分，清代时归昭乌达盟（今赤峰市）所辖，中华民国时，属热河省的一个县。
{2}（日）鸟居龙藏著，戴玥等译：《蒙古旅行》，商务印书馆，2018;《东蒙古之远古居民》，《鸟居龙藏全集》卷5，朝日新闻社1975。
{3}（法）桑志华.华北十年查探记.北洋印书馆，1933。
{4}（日）滨田耕作：《热河赤峰游记》《赤峰附近发现的完整彩纹陶器》，分别载于《考古学》第6卷第8号，1935年（日昭和10年8月）;《考古学》第27卷第2号，1937年（日昭和12年2月）。
{5}（日）岛田贞彦：《热河行记——自承德至赤峰》《关于考古学上所见热河省的古文化》《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热河》三文分别载于《满蒙》第16卷第9号，1937年（日昭和10年）9月;《满洲史学》第2卷第4号，1939年（日昭和14年）3月;《满洲国古迹古物调查报告》第2编，株式会社满洲支社1940年印行。
{6}（日）赤窟英三：《大庙——热河省西北部的史前遗迹》，《考古学杂志》第27卷第5号，1937年（日昭和12年）5月刊行。
{7}（日）三宅宗悦：《关于热河省赤峰发掘的古人骨》《关于满洲国热河省叶柏寿附近的遗迹》，分别载于《人类学杂志》第53卷第3号，1938年（日昭和13年）3月刊行;《考古学杂志》第32卷第1号，1942年（日昭和17年）3月刊行。
{8}（日）水野清一：《赤峰的史前时代问题》《林西史前遗迹踏查记》，分别载于《蒙古学》第2册，1938年（日昭和13年）1月刊行;《东方学报》第15卷第2号，1946年（日昭和21年）1月刊行。
{9}（日）滨田耕作著，杨鍊译：《东亚文明的曙光》，商务印书馆1935年。
{10}梁思永：《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东北新石器时代》，文物出版社，2016年。
{11}（日）东亚考古学会：《赤峰红山后—满洲国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亚考古学会1938年。
{12}（日）东亚考古学会著，戴岳曦、康英华译，李俊义、戴顺校注：《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13}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之《后记》。引自张光直、李光谟：《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62～963页。亦载于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之开首语《李济关于中国民族及文化发展的初始的几点看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14}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增订再版。
{15}张忠培：《关于內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几个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16}刘观民：《红山后发掘以来，赤峰地区考古发现中提出的问题与认识》，《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17}严文明：《红山文化五十年——在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尹达：《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
{19}吕遵谔：《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20}赵辉：《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
{21}郭大顺、马沙：《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诸问题》，《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2年;孙守道：《三星塔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第6期;郭大顺、孙守道：《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11期。
{22}张忠培：《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的几个问题》，《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论文集》，1990年。
{23}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
{24}张兴德：《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
{26}赵宾福：《红山文化研究历程及相关问题再认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7}李少兵、索秀芬：《建国前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边疆考古研究》2006年第1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辽西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年第1期。
{28}郭治中：《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Prehistory of North of Yanshan Mountain and West of Liao River
——Academic Course of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Hongshan Culture
YANG Fu-rui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north of Yanshan Mountain and Liao River dates from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Hongshan culture. After nearly a century of discovery and understanding，Hongshan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type in the north in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China. With the further study of Hongshan culture，a relatively complate archaeological cultural pedigree has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980s. Therefore，social development of Hongshan culture and aspects of society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Moreover，theories of archaeological department of the district and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e a major breakthrough.
Keywords： North of Yanshan Mountain and West of Liao River; Prehistory; Hongshan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