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在地域上直接承袭距今约5000-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是中华大地上各区系文化交汇作用下的产物。它以陶寺和芮城为代表的中原玉器为主体特征,群集红山、大汶口、良渚以及江淮间的薛家岗、凌家滩为代表的诸文化因素,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自身的独立特征。
龙山玉器的时代特征
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距今约3500-4000年。该文化的玉器制品存在着有别于其它文化的独有特征。比如陶寺出土的玉环,环身窄、内缘或外缘的弧边呈刃状特征,或内外缘均呈弧刃状。并且环身的平面呈现中部突起的微弓台状,显现出与红山文化玉器雷同的以刮磨为加工特征的工艺特征。因而和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的玉环类器物,在造型痕迹上,有着因加工工具局限性而影响的造型欠规整的同类特征。苏秉琦于1987年就指出,陶寺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芮城县坡头遗址出土了一批龙山时代玉器,合计90件,其中玉璧占大宗(77件),还有琮、大玉管、小玉管、环、钺等。经实地调查,玉器放置方式与陶寺墓地一致。在材质上,软玉约占2/5,其余多是大理石、蛇纹石,其中的2件碧玉琮、1件大玉管十分精致。除个别的璧、钺独具特点外,其余的玉器形制与工艺同陶寺玉器无异,属同一系统。
大汶口到龙山文化的玉钺上的钻孔,一般只有二孔,附孔小于主孔,且位置常与主孔同在中轴线上,或在主孔旁,似与缚柄有关。陶寺玉钺的钻孔多为三、四个,孔径大小不一,个别附孔比主孔大,位置又多近两侧边缘。器身扁薄,有的钺只有0.3厘米厚,构成陶寺玉钺群不同一般的显著特征。器身扁薄似乎为龙山文化玉器的一种显著特点。中原地区出土者的器身扁薄度,一般在0.5-0.8厘米间,也有厚仅0.2厘米。器物如此之薄,说明当时起码解决了固定夹具与剖玉料的直线运动下移不偏的技术问题,为我们认识当时龙山文化玉器的水平,提供了实物标本。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质的铲、斧、长方形双孔石刀、石镰和以蚌壳制作的蚌镰等,另外还有许多石质的锛、凿等木器加工工具。陶器生产普遍采用快轮技术,而最能代表山东龙山文化制陶水平的是蛋壳陶高柄杯,这种器物的出现,亦说明当时已经可以利用旋转器对玉器进行砣具样的加工,使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里河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鸟形、鸟头形玉饰;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的玉头(冠)饰、簪、玉矛;临沂湖台遗址出土的玉扁琮;大范庄遗址出土的玉璋;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锛、玉斧;五莲丹土遗址发现的玉琮、玉璇玑等,均雕琢精致、造型优美,反映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玉器制作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龙山文化时期玉器的主要器形有玉壁、玉镯、玉铲、玉瑗、玉梳、璇玑、玉环、臂环、指环、玉琮、玉、人面纹玉锛(圭)、玉鸟、玉珠等,还有上述的鸟头饰和玉珠等成组玉器。这些成组玉器显示出首饰由单件向组佩的演变过渡。
在目前考古发掘报告中提及有璇玑或形似璇玑物出土的地点有14处,共得标本18件,尤以山东海阳司马台遗址岳石文化类型层位中,考古工作者采集到的一套十分完整的玉石璇玑最为典型。这个璇玑分内外两轮,外轮为浅黄色,周边有三个对称、斜倚向同一方向旋转的大齿,外径14.4厘米、内径1.41厘米、厚1.05厘米,与以往所见单件璇玑一样。内轮墨玉制作,上刻数道弦纹,内径6.6厘米、高2.1厘米,形状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后被称为领璧者相似,两轮套合可旋转。
显而易见,这种复合件组成器具绝不是装饰用品,而是具有观察天象用途的"璇玑玉衡"无疑。璇玑的形制演变以三里河M273:I墓出土器为代表器,身扁平近圆形,周边三个对称、斜倚向同一方向旋转的大齿,中心有一圆孔。由此衍生出在三个大齿旁,又有三个对称的小齿出现的璇玑形式;和在三个大齿旁出现六个齿组成的三组式璇玑。后期这种大小多齿状的璇玑,在小齿加工上,常常出现加工齿璧跑偏现象。这说明当时原始砣机的同心圆结构不稳定。
龙山玉神人琢工之谜
龙山文化玉神人玉质晶莹,光可鉴人,雕琢古拙简练,比例匀称协调,在金属工具没有出现以前,能够琢出如此完
美的玉雕人像,足可以反映出史前制玉水平的高超。究竟是用何种琢工,至今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以古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立论,认为当时人们是利用比玉更坚硬的材料,如石英、玛瑙等直接刻琢玉器的,也有人认为是用原始砣工具来琢制的。
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即采取最原始的方法,以一根木棒样的长杆状物,对着玉料的加工点进行手碾琢磨,另一人用一个软皮条曲弯起来,将木棒样的长杆状物的前端套住,对准玉料,
一边加细砂浆,一边控制长杆状物头部的移动,进行玉器加工。如果再变换长杆状物的粗细和角度,基本可以满足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某些加工态。总的说来,在中部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比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的玉器品种丰富很多,在种类上以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为主,装饰用品为辅。其玉器材质地似为本地所产,一般多采用质地细腻,不透明、光泽湿润的玉石为原料,经鉴定主要有绿松石、青玉、蛋白石、大理石、蛇纹石、南阳玉等。
大溪文化是长江中游社会复杂化的起步阶段。大溪文化晚期,部落社会解体并向酋邦社会过渡。肖家屋脊文化则是长江中游地区社会从酋邦社会解体向早期国家转型,是史前文化走向古代文明社会进程的一个完整过程。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等级制正式确立,宗教圣物再分配、器物的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等级差别,从出土的玉器中不难看出,琢玉技术已经相当精制。
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酋邦社会趋向集权化,等级制度深入到偏远山乡。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家庭住宅倾向于核心家庭居住,而不像屈家岭文化时期比较注重扩大家庭甚至家族的聚居。核心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细胞在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日益显著,为石家河文化社会公共权力的个人化和核心家庭化提供了社会组织基础。石家河文化玉器对夏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齐家文化玉璧工艺悬殊
齐家文化的玉琮多素面,工艺也较粗。如果分析玉璧的外观面貌,则可以使我们得到些许鉴赏知识。首先我们知道齐家文化是处在相当发达的父系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从许多齐家文化的墓葬品中,我们了解到以陶器、细石器、绿松石、骨片等为多,而玉器和青铜器却并不多见。在目前所知齐家文化玉璧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出土于武威市齐家文化第二类皇娘娘台遗址的玉璧。皇娘娘台遗址受到甘肃陇东的"马家窑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的影响,其关系是密切的,所以在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
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玉璧体外径8.8厘米、孔径2.4厘米-2.7厘米,厚0.9厘米。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属国家一级文物。对此玉璧的质地进行研究时,发现它的材质近似和田白玉,呈青白色,璧面光洁无纹饰,厚薄不匀,可见切割痕迹,而周边有沁蚀。这一现象有可能说明,它的玉质密度不太大,是地方玉的可能性多。从沁色的沁染状态看,它的璧外沿面的光洁度不能与璧面相比。这也正好说明边璧的抛光没有璧面的好。中孔规整,系单面钻成,故两面孔径大小不一。这样的钻孔似乎成了现在许多人判断是否是齐家文化玉璧的一个依据,其实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块玉璧,也是单面钻孔,孔截面呈孔径大小不一的梯形,但玉材是两广地区的玉材。所以对齐家文化玉璧的外观面貌要整体把握。
齐家文化玉璧的外观面貌的一大特点是,玉璧加工的不同工艺水平相差悬殊,比如厚薄不匀,切割留痕,而璧面却较光洁。其大部分玉璧制作简朴厚实,加工草率,留有明显的切痕。方圆不依规矩,可以看出玉璧的外形加工不是采取管旋取料的方法,究其原因恐怕和随形使工有关,所以璧沿的修整和其抛光粗糙不均,有的甚至未经抛光,像半成品一样。即使一些制作相对精细,较具观赏性的琮和璧,其工艺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依然存在。即使到了与陕西关中的西周文化同期的甘肃毛家坪文化年代,其玉璧外沿也不尽周圆,白色半透明,外薄里厚。所以,不能因齐家文化归属青铜时代,而想当然的将其玉器加工水平和发达时期的青铜文化玉器加工水平相提并论。
基于上述文化期出土的玉器综合特征,我们可以归纳出这一时期玉器的基本面貌如下:
首先,充分利用当地所出各种"美石"琢成玉器,出现了少量"软玉"制品。其次,在玉器的造型、形态、工艺雕刻上都达到-个新的高度。造型趋于多样和神秘化,造型纹样追求对称美,多静态化构图。有孔玉器占了玉器的多数。器物表面整件打磨平滑,多见平面化雕刻。有阴线刻、(粗阴线刻、细阴线刻)、阳线、斜面棱线、减地凸雕、透雕等等雕刻技法。从分类上讲,除生产工具和大量佩饰器形玉雕外,还出现了专门用于宗教或显示财富的器类,如琮、璧、璜等,在这些器物上多精细地雕刻有兽面和神人兽合雕纹怖。最后,在上述区域内,玉器种类渐趋统-,特别是环、璜、琮、璧等。在广大区域内均有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