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家，田径、篮球等运动健将，还是位出色的商人、建筑家、收藏家，曾担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第五任主席。布伦戴奇先生狂热地喜爱东方艺术，收集了大量宝贵的东方艺术珍品，并在旧金山公园内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博物馆。1971年，当他决定离任后移居德国时，他把自己的所有珍藏捐献给了国家，并选中旧金山市作为受赠者。旧金山市为了报答这样宏大的捐赠，在金门公园内修建了一座专门用于收藏展出布伦戴奇先生捐赠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目前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新馆位于旧金山市政厅中心广场，建筑前身为旧金山图书馆，经过著名建筑师的精心改造设计，匠心独运，把呆板的图书馆戏剧性地改造成既有古典艺术风格又有现代概念，同时又与博物馆的性质完全吻合的现代博物馆，于2003年3月投入使用，成为旧金山文化的新坐标。现任馆长是由上海博物馆赴美深造的华人许杰先生。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现有藏品17000多件，绝大多数为布伦戴奇先生的捐赠，来自上下6000年40多个亚洲国家、地区的文化艺术品，主要是中国艺术品，占藏品60％左右，其次是印度古代艺术品，还有来自韩国、日本、东南亚、印度等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珍品。中国艺术品主要是陶瓷、玉器、青铜器，其中陶瓷2000余件、玉器1200多件、青铜器800多件，许多中国文物珍宝闻名遐迩，价值连城，在美术史占有重要地位。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共有三层，一楼是临时展厅及公共服务区，二、三楼是亚洲艺术基本陈列，观众乘扶梯直接上三楼开始依次参观，共设30个相互串联的展厅，展线清楚，导向明确，科学合理，共展出各类亚洲艺术品2500多件，分南亚艺术、波斯世界及西亚艺术、喜马拉雅山及西藏佛教世界、中国艺术、朝鲜艺术、日本艺术等专题。每个专题下再依展品的时间先后或展品的性质分类展示，主题突出，内容丰富，艺术氛围好。中国艺术品在第13至20展厅展出，展览面积近半，足见中国艺术品在该馆的分量。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艺术品名称均用中文标明，这在国外博物馆是十分罕见的。
笔者走访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出于时间紧和专业偏好考虑，重点参观了玉器陈列，明显感到至少有五大特色：
一是玉器数量多，展览面积小。采用“博古式”“屏风式”“仓储式”展示方法，展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长处是增加了玉器的通灵美感及艺术感染力，不足是影响了玉器艺术效果，重点不突出，可能还会带来安全隐患，因为旧金山还是一个多地震地区。
二是玉器时间跨度大，延续时间长。无论是神秘色彩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还是古典风格的两周汉代玉器，或是雅俗兼顾的明清、民国时期的大件陈设玉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几乎都有比较重要的典型玉器。 三是玉器种类众多，用途广泛。既有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三叉形器，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又有大量的先秦时期璧、璜、牙璋、环、珑、风、神人神兽、玉具剑等礼仪玉、丧葬玉，更多的是十五世纪以来玉杯、玉瓶、玉洗、玉炉、玉壶、玉盘、玉鼓、玉砚、玉玺、玉笔、玉山子、玉插屏、玉人、动物玉雕等陈设玉、文玩玉。
四是玉器材料多种多样，五彩缤纷。大量新疆玉中，有和阗玉，也有于田玉等；有山料，也有籽料；有大玉料，也有小玉料；有羊脂白玉、白玉，更多的是青白玉；有碧玉，还有黄玉。除新疆玉软玉外，也有习惯称之为翡翠的缅甸硬玉。还有色泽艳丽醒目的水晶、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碧玺、珊瑚等宝石玉、半宝石玉，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的概念。 五是玉器产地较为广泛。展览中尽可能标出玉器的来源、文化性质、所属时代、生产地情况，尤其是清代“造办处玉作”“苏州雕”“扬州雕”玉器风格明显。除展出大量中国玉器外，还有数量不多但是非常重要非常精美的来自北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痕都斯坦玉”。朝鲜艺术部分还展出朝鲜出土的勾形硬玉。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国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也有相当精彩和重要的玉器，东周玉器、清代玉器以及痕都斯坦玉器是重点，不妨举例加以进一步说明。 东周时期比较重要的玉器有玉玦、龟背形玉器、玉珑佩等。一件玉块，青玉质，深褐色沁。扁平圆形，中间钻圆孔，一侧开缺口。表面满饰变形夔龙纹，相互盘旋交结，琢磨技法与图纹形象，与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春秋黄君孟墓出土的饰纹玉环基本一致，应为春秋时期中原玉块(图一)。一件龟背形玉佩，也有学者称之为玉双系拱形起脊饰，平视里椭圆形，正面中部起宽带状十字脊，器表纹样划分成四区，对称分布，饰谷纹。十字横带两侧各钻双孔，便于携带(图二)。考古出土的此类玉器见于山西省太原市金胜村晋卿赵氏墓、湖北省丹江口市吉家院墓地、江苏省无锡市鸿山越国贵族墓等，此玉佩正面的纹样及雕刻风格更接近晋卿赵氏墓玉器，应为春秋晚期玉器。东周时期玉珑有多件，其中一件玉珑佩，呈双s状曲形，体态优美，在龙身下曲部分斜出凤首，形成龙凤同体形。较为少见(图三)。另一件玉珑佩，呈双龙相背同体形，双龙间还附有环等饰，图案结构严谨，工艺地道(图四)。这两件玉珑佩，均与楚国出土玉珑相似，当为战国时期楚国玉器。
清代值得重视的陈设玉有水晶牛、玉炉、玉果盘、玉砚、玉山子等。一件清代水晶牛，用大块通透水晶雕刻而成，呈卧伏状，四肢曲蹲，头下靠在前
肢上，双眼下视，神态安逸，体形较大，难得一见(图五)。一件清代玉炉，系用新疆白玉雕琢，温润孕脂，仿青铜簋造型，器形庄重，比例匀称，上面带盖，盖上透雕兽形钮，左右出凤鸟衔环双耳，器表浅浮雕仿古纹样。清官旧藏玉器中有相似玉炉，明显为“乾隆雕”(图六)。一件清代玉果盘，造型与六朝时期陶果盘几乎完全一致，圆形，用突弦纹将盘分为九格，取“九尊”之意。新疆白玉，琢磨精细，当为宫中用玉，并不多见(图七)。一件清代玉砚，新疆青玉籽料雕刻而成，构思较为巧妙，整器作风鸟形，凤背作砚池，凤首为砚把手，用绿松石点睛，为清代中晚期玉作(图八)。一件清代玉山子，新疆碧玉雕刻，山峦叠嶂，柏林丛生，文武官员骑马出行，或驰骋或缓行，为戏文故事场景，典型清代中期扬州玉雕(图九)。
从玉器学术史的角度看，展出的痕都斯坦玉器是极为重要的，令人耳目一新，可填补痕都斯坦玉器的不少空白。一件联体双玉盒，碧玉雕刻，精美绝伦，形制两件玉盒，一大一小，并排相联，形状独特，均带盖，盖顶琢花形钮，外壁通体浅浮雕“西番莲”花纹，极为少见，弥足珍贵，为典型17至18世纪北印度蒙兀儿帝国玉作。玉质及形状、装饰花纹，与原藏清官端凝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碧玉心形盒相似(图十)。一件花果式玉盒，形制呈六果相连状，盒盖、盒身各为半果，上下合成完整花果，盒盖五果围绕主果依次排列，并附有花叶衬托，构思奇妙，令人爱不释手，为痕都斯坦玉器精品(图十一)。一件嵌金丝玉盒，高3.8厘米，宽7.7厘米，长10.5厘米，白玉质，琢四瓣花形，上带子母口盖，盒身琢四小盒相连形，盖面及器身外壁以金丝嵌线纹及叶纹，顶盖立雕花苞，以红玻璃点缀，画龙点睛。此嵌金丝玉盒，形状与装饰风格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碧玉嵌金丝小盒一致，应是同时期的玉作(图十二)。一件碧玉碗，器壁极薄，碗壁通体浅浮雕花叶纹，双耳及碗底以金、银及红玻璃制成，富丽堂皇，琢玉工艺与珠宝工艺完美结台，为典型伊斯兰风格玉器，难能可贵(图十三)。还有一件带把兽角状玉器，依清官记载叫“火药壶”，台湾玉器专家邓淑苹研究员依据称为“火药筒”，供盛火药用。整器作兽角形状，弯曲自然，较大一端有一可开启的盖，较小一端浅浮雕花叶纹。器上端及中部以银和红玻璃制成花草形器把，与器身融为一体，自然协调，是同类玉器中的上乘之作(图十四)。
玉器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重要收藏特色，被誉为中国以外收藏玉器最多的博物馆，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礼仪玉器直至近代翡翠佩饰、玉佛像等，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形象生动的中国玉器史，笔者称之为“集体主义玉”。
“国际主义”的“斯坦福”玉
纵览世界名校，除了悠久的历史、良好的校风、一流的师资、先进的设施、自由的思想外，大多还有国内大学一般没有的两样东西，一是教堂，二是博物馆。前者是人生的精神寄托，后者是师生的精神家园。斯坦福作为一所百年名校，自然也少不了教堂与博物馆，尽管与其他老名校比，数量还是少了点，但其水准绝对一流。教堂和博物馆不仅向本校师生开放，也免费向普通游客开放，成为弘扬校园文化、传递大学精神、沟通大学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 讲到“斯坦福玉”，有必要先说一下“斯坦福”其人其校其馆。斯坦福大学由老利兰·斯坦福捐赠建设。
老斯坦福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家庭，1861年担任美国加州州长，1863年他和夫人珍妮建立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出任总裁。发了财的斯坦福，在旧金山南湾陆续购买了30多平方公里土地，用来培训优种赛马的农场。1884年，他的儿子小斯坦福随父母在欧洲旅行时，感染了伤寒不幸早逝。悲痛的斯坦福夫妇返回美国后，决定将2000万美元的积蓄和农场捐赠出来，用来创建一所宏伟的大学，纪念因病不幸夭折的未满16岁的独生子小利兰·斯坦福。1885年召开第一次大学理事会，1891年10月1日学校正式开课，第一届招生465人，目标赶超美国最有名的哈佛大学。在这第一批学生中就出现了一位美国未来的总统——第31届总统胡佛(1929—1933年)。为了纪念这个著名的学生，学校在1941年修建了胡佛塔，现已成为学校的标志。
顺便说一下，由胡佛于1919年出资5万美元创建的胡佛研究所，成为斯坦福大学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研究机构，不仅是美国重要“智库”，而且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史料文献收藏地之一，包括收藏了蒋介石日记等一批中华民国重要人物文献史料。
斯坦福大学博物馆位于成排高大棕榈树和巨大椭圆形绿草坪的后面，英文馆名为Lecland Stanford luniorMuseum，可直译成“小利兰·斯坦福博物馆”。博物馆又称康托尔视觉艺术中心(Iris＆B，Gerald CantorCenter for Visual Arts)，主要是为了表彰康托尔夫妇对美国斯坦福大学博物馆做出的重要贡献，博物馆内包括《思想者》、《地狱之门》在内的187件罗丹雕塑作品，均由他们捐赠，从而使博物馆成为继巴黎之后第二个收藏罗丹作品最多的机构。康托尔基金会还在斯坦福大学设立罗丹研究基金，资助康托尔研究员从事艺术史和博物馆学方面的研究，一批接受资助的学者，已成为美国博物馆、大学的掌门人。 斯坦福大学博物馆是一座两层楼欧式纪念型建筑，四个高大柱子撑起了门厅和中央大厅的高度，传统庄重，既提升了室内局部空间，又使展厅形式多样化，既有固定的基本陈列展厅，又有宽敞的特别展览场所，建筑设计完全符合现代博物馆的规范要求。展厅以辐射式方式展开，装饰简洁明快，人工光与自然光混合使用，不仅节约能源，还能使不同的展品获得不同的光源，达到理想的展示效果。斯坦福大学博物馆虽是大学博物馆，但设计与管理一点不比大型公共博物馆逊色，名不虚传。
斯坦福大学博物馆收藏非常广泛，欧洲、非洲、亚洲、美洲艺术品都有一些，正如其师生一样，具有国际性。展品中除斯坦福家族收藏外，主要是接受社会各类捐赠，包括成批罗丹作品的捐赠。中国艺术品占有较大比重，有明清书画、陶瓷器、青铜器、玉器、家具，还有不少精美的西藏文物，包括鎏金佛像、佛经、佛坛、法器等。
斯坦福大学博物馆展出的玉器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主要是早期中国玉器、清代玉器、痕都斯坦玉器以及鼻烟壶四个部分。
早期中国玉器有一个独立展柜，共展出20件玉器，其中有龙山时期的玉钺，商代玉鱼。玉蝉，东周时期的玉带钩、饰纹玉牌、玉环，汉式玉璧，还有几件可能是明清时期的仿古玉，或是近代仿制，品质一般，没有特别重要的玉器。
展出的中国清代玉器，要比早期玉
器重要得多，玉质好，器形大，造型美，雕刻精，主要器类有玉锁片、玉带钩、玉碗、玉盘、玉洗、玉壶、玉炉、玉瓶、玉笔筒、玉花插、玉插屏以及玉人、玉鸟、玉羊、玉牛等文玩玉、陈设玉。这是一批非常重要的清代玉器，从玉器的精美程度看，部分可能是清代皇室用玉，以下择要介绍。
玉洗是高档文房用具，也可清玩。展出的三件玉洗，功能相同，大小、形态、装饰却各不相同。一件体形最矮的玉洗，形似浅钵形，器内外均浮雕花草纹，尤如栽花玉盆。另一件略高的玉洗，形似深钵形，口沿作如意状灵芝形，双耳琢花形衔环，器外壁浅浮雕花卉形，比较少见。还有一件玉洗，形似宽钵形，口沿内收，两侧圆雕双兽衔环，器外壁似浅浮雕暗八仙纹，锦上添花(图十五)。
玉花插是明清时期新出现的具有实用功能的陈设玉。展出的玉花插有三件，两件为新疆青玉雕琢，一件为黄玛瑙雕琢，形态与装饰也略有不同。一件较大的青玉花插，作双段梅树桩形，弯曲自如，老树桩绽开新嫩芽，朵朵梅花盛开其间，春意盎然。一件黄玛瑙花插，形取一段老树桩形，倾斜雕琢，外壁高浮雕灵芝纹，犹如一朵名贵灵芝高挂在悬崖峭壁。还有一件青玉花插，作莲荷形，盛开的荷花为插瓶，枯卷的荷叶睡于一旁，饱满的莲蓬左右摇荡，茎叶错落，是一件高雅的文房清玩(图十六)。
将玉器琢磨时多余的内心及边角料巧妙地加工成器件附饰，化废为宝，成为玉器的构成部分，延伸玉器的功能，增加玉器的美观，这一高难度的套活链琢玉技艺，虽然商代玉匠已经掌握，但明清时期玉器并不多见，清宫旧藏及其他国内大博物馆收藏也不多，主要原因还是加工难度大，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前功尽弃。展出的两件套活链玉瓶，质地异常精美，洁白无瑕，滋润可爱，为上等新疆白玉。虽同为套活链玉瓶，形态与琢磨工艺还是略有不同。一件玉瓶，器身高挑，上出高肩，下出高圈足，口立兽钮盖，兽足旁活环与双肩两侧衔环相连接，融为一体(图十七)。另一件玉瓶，呈扁平形，姿态优美，双花耳及盖钮分别琢出一条活链，与顶端双龙形提梁，形成一个整体，设计更加巧妙，工艺难度更大，展示出中国玉器的玲珑之美(图十八)。这两件套活链玉瓶，时代稍晚，可能是晚清时期江南扬州玉作。 大宗清代玉器，一般都会有插屏与山子，因为这两种玉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玉器，将中国书画艺术与雕塑艺术融为一体，是明清中国玉器艺术的创新，极具观赏性。博物馆展出的一件玉插屏与一件玉山子，虽然形态不同，造型各异，但玉质、题材相同，均用新疆青玉琢磨，体量较大，刻画长者携童访友图，高山丛林中，长者领着牧童缓步慢行在山间崎岖小道，周围云雾绕缠，小桥流水，树木参天，一幅人间仙境(图十九、图二十)。 大多收藏家喜欢中国的动物玉雕，一方面是动物造型惟妙惟肖，玲珑可爱，另一方面，动物多为圆雕，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玉雕。博物馆展出的动物玉雕数量虽不多，却均为传神之作。一件双羊玉雕，双羊就地并坐，口衔灵芝仙草，一副祥瑞姿态。一件双鹌鹑玉雕，亦步亦趋，前后顾盼，仿佛一对情侣在窃窃私语，生动传神，平安如意。更难得的是一件玉牛，以大块新疆青玉雕刻而成，曲肢而坐，肌肉隆起，肚子微鼓，昂首远眺，泰然自若，比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青玉牛、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水晶牛，此牛更具牛气，更有牛神，为玉牛精品(图二十一)。
博物馆展出的痕都斯坦玉器，尽管数量没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多，但也有一定特色，并且两馆可以互为补充，成为美国较为完整的痕都斯坦玉器艺术收藏。两件玉把手，一件碧玉质，另一件白玉质，均呈自然弯曲形。碧玉把手两头浮雕花叶纹，白玉把手两头镶嵌红绿蓝玻璃珠，并构成花形图案(图二十二)。两者均为实用器柄，可作铁剑或匕首把手，完整的痕都斯坦玉柄匕首、玉柄铁剑，分别见于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白玉盘和一件白玉碗，为痕都斯坦薄胎玉器代表作，盘壁通体装饰“西番莲”类花草纹(图二十三)，碗作莲瓣花形状，形体较大，琢磨精细。两器内外透明，花纹互为影衬，是乾隆帝常常赞不绝口的“薄如纸”的玉器。
从中国文物分类的角度，鼻烟壶为“杂项”“杂件”，但其中也有部分用玉宝石成器。斯坦福大学博物馆有一个展柜展出鼻烟壶，计40余件，处于展厅重要位置，十分醒目，价值不凡。这些鼻烟壶，从艺术风格看，均为中国清代制品，有青花、彩瓷、珐琅彩、料器、象牙，也有珊瑚、水晶、玛瑙、白玉等，质地多样；从工艺上看，有雕刻、套料、彩绘、内画，各显神采；从形态上看，有方形、圆形、扁形，也有人物、动物、植物肖像形，千姿百态。难能可贵的是，烟壶保存完好，壶盖完整，均用碧玺、翡翠、象牙、珊瑚等名贵材料琢磨，与壶身相得益彰(图二十四)。 斯坦福大学为硅谷培养了大批科技精英，他们奉献给世界的科技成果，不仅有先进的科技含量，也很具观赏性、艺术性，看来与他们在求学时的艺术熏陶密不可分。如果说，哈佛与耶鲁大学代表着美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那么，斯坦福大学则是2l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而科技精神是由国际性的文化艺术精神支撑的，其中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目睹美玉遐想多
在美国短暂和匆忙的行程中，面对如此宏大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我似乎明白了美国为何如此强大，为何能领跑世界近百年?当然原因有很多，但美国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吸收了全人类文明成果为其所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文化绝不仅是牛仔裤、可口可乐、麦当劳、迪士尼几个商业品牌，而是建立在全人类文明基础上具有现代观念充满活力的新颖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具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目睹一系列的中华美玉、华夏瑰宝，我谈不上感叹万千，但也遐想颇多，不妨再说几句。
遐想之一，美国藏家爱好收藏中国玉器。 本文所述赛克勒、毕晓普、布伦戴奇、斯坦福先生，还有弗瑞尔(Freer)先生，他们均是出色的实业家，也是艺术收藏家，对东方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收藏的东方艺术中，中国玉器，与中国玉器有密切关系的痕都斯坦玉器，都是他们的收藏对象。但他们都不会孤立地或单一地收藏中国玉器，均与同时期的中国文物一同收藏，或与青铜器参照，或与陶瓷器比对，或与石刻、漆雕艺术类比，或在绘画、纺织品上寻找玉器造型、纹样、使用的蛛丝马迹。赛克勒、布伦戴奇、弗瑞尔先生，既收藏中国玉器，也收藏中国青铜器，因而他们收藏的早期玉器特别精彩。他们收藏中国玉器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到处旅行，尽可能接触中国玉器的原产地或集散地，掌握第一手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这种大文化、大艺术、大视野、大环境下收藏中国玉器的方法，不
仅能避免盲目收藏，而且更能寻找到中国玉器艺术的风格特征，更能寻找出中国玉器艺术的真谛。这也是为何西方收藏家收藏中国玉器精品多、真品多，赝品少的科学方法所在。
遐想之二，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玉器颇有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藏家大量收藏世界艺术品，是与美国学术界高水平的研究、指导分不开的，其中包括中国玉器研究。在美国，建筑史、绘画、雕刻以及其他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属美术史学科研究范畴，许多美国名校均有美术史学科，培养了大批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且这些学者的学术地位、社会地位相当高。美国研究中国玉器的重量级人物，基本上都是美术史专家，几本重要的中国玉器研究专著都是出于美术史学者。他们治中国玉器的方法，是博大而又精深，全面而又具体，宏观而又微观，大多放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定位比较正确，鉴别比较可靠，成果比较显著。而且他们似乎对玉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透彻的理解，这从博物馆的玉器陈列上也得到明显的体现。如早期中国玉器与青铜器比对陈列，展示出玉器与青铜器在中国古代政治活动中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明清中国玉器与文人书画、文人生活联系起来展示，展示出玉器与中国文人生活的密切关系。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在总统特别展览中，用中国政府赠送给美国政府的一件套活链玉瓶，来说明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重要意义。此玉瓶现属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品。美国博物馆对一件当代中国玉瓶，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不能不说明美国政界、学术界对中国玉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有深刻的理解，谱写了中国玉器在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篇章。
遐想之三，私人收藏的最好归宿是捐赠给公共博物馆。 我们能在美国博物馆看到如此精彩、如此丰富的中国玉器及其他琳琅满目的中国文物，尽管五味杂陈，心中不是滋味，其中既有帝国主义的掠夺品，又有由于我们自己保管不善，流落到异乡他国的祖先藏品，当然也有正常渠道出境的艺术商品。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应该感谢这些玉器的收藏者。若没有他们的仔细收藏，就没有中国玉器聚沙成塔的效应；若没有他们的慷慨捐赠，就没有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玉器艺术的机会。
这里就涉及到收藏的动机与目的问题。赛克勒、毕晓普、布伦戴奇、斯坦福、弗瑞尔先生，还有许许多多西方收藏家，他们把用毕生心血和财富聚集起来的珍藏，全部捐赠给国家，不能说明他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情操有多好，而是更说明他们对收藏的本质和意义，有比一般人更深刻的理解。收藏家都是临时保管员，生不带来，死又不能带去，留给后代，难过三代。收藏的最大乐趣在于过程，在于发现，在于通过你的知识和财富重新认识或获得人类文化遗珍，在于你的知识财富、物质财富让更多的人共享。所以，私人收藏的最好归宿是捐赠给公共博物馆，一方面可以使你吃尽千辛万苦收集在一起的藏品，不会重新散失，另一方面，又为这些收藏找到了一个可以延年益寿、流芳百世的“家”，更重要的可以让这些淹没在尘埃中的收藏重见天日，重新发挥作用。在这些过程中，你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了“英名”，留下了人格精神和力量。当然，私人收藏捐赠国家公共博物馆，应有一套完善的制度，包括物质上、精神上、道义上的相关规定。西方公共博物馆收藏主要来源于收藏家的捐赠，因为他们有了一套制度与办法，相比较而言，我国公共博物馆这方面的制度还比较欠缺，有待完善。
此次美国访玉，由于不是专访，笔者仅走访了一小部分，而且观察得还不够仔细，记录得还不够正确，还有一些珍藏中国玉器的博物馆来不及去拜访，如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西雅图美术馆、纳尔逊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等，尽管这些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玉器，笔者心中有数，但大多还没有亲眼目睹，既是遗憾，也是冀望，期待着下一次的美国访玉，期待着下一篇访玉记的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