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利用历年来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掌握的文物资料，就海南陵水地区发现的古墓葬埋葬方式、葬具材料和墓制形式的不同进行分类，并简要介绍其一般文化性质。
关键词：海南陵水；古墓葬；分类；文化性质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实地调查登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现保存下来的古墓葬有10多处。数量虽然不多，但极具地方特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汉代的瓮棺墓、唐—元的珊瑚石碑墓以及唐宋时期的珊瑚石椁墓。它们不仅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海南古代墓葬的丧葬体系、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化内涵特征提供了较重要的文物资料，而且对研究海南古代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依据历年来考古调查和清理发掘掌握的文物资料，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就海南陵水地区发现的古墓葬埋葬方式、葬具材料和墓制形式的不同，大致分为土坑墓、珊瑚石碑墓、瓮棺墓、石板墓、石棺墓、砖室墓几大类。
1 土坑墓
土坑墓即直接在地面下挖坑埋葬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种墓葬最晚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从产生之时一直盛行至秦汉时期。因时代和墓主人身份的差别，墓葬的规模、构造、设施等差别很大。如竖穴土坑、竖穴土坑加斜坡墓道、有无腰坑、壁龛、夯土二层台等，葬具和随葬品等就更难数举。海南发现的土坑墓很少，仅在海口和三亚等地有一定分布。目前陵水发现的土坑墓仅有2处。
1.1 桥山遗址土坑墓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联合对陵水桥山遗址发掘时，在遗址探方中发现海南首座史前墓葬。挖掘发现墓内有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保存状况较差，未见随葬品出土。墓葬四周环绕着8个柱洞，柱洞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柱洞填土为灰白色细砂，柱子所在的中心部分为灰黄色细砂，柱洞内未见文化遗物。推测柱洞与墓葬共生，墓葬之上应有建筑。据初步分析，应为早期土坑墓。
1.2 古楼坡唐宋土坑墓
该墓位于英州镇古楼坡村前约500米的海滩沙丘上，南距海滩600米，东距军屯坡约1000米，西距石井村900米。遭人为破坏，于1984年8月27日清理，平面呈长方形竖穴土坑式。墓内挖出唐代破碎的平底瓷碗6个，其中有2个可复原。碗高55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5.5厘米，敛口，饼底，斜身，原胎，青釉无纹饰，碗底表里无釉，但表里各有五个烧垫点。同时出土的还有破碎的青釉瓷缸1个，高16.5厘米；铁刀1把，长66厘米，宽4厘米，并有刀刃和刀圈，木柄已爛掉。经海南省党史办公室副主任王克荣同志鉴定，该墓应为唐宋时期戍边屯垦之兵戍墓。
土坑墓是墓葬诞生的最早形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是十分流行的埋葬方法。广东、广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一定的土坑墓，但海南除了桥山遗址发现首座史前墓葬外，其他遗址却没有发现，是墓葬离遗址较远，还是受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待考古专家进一步思考。桥山遗址发现的首座史前墓葬，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2 珊瑚石碑墓
此类墓葬的基本形制近同于土坑墓，但突出特点是每座墓坑前后各立1块珊瑚石碑，碑上刻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及花纹图案。据对墓碑形制、纹饰图案、文字书写特点等初步考察，可大致推定这类伊斯兰教徒石碑墓当为唐—元时期的墓葬。海南发现的此类墓葬仅仅集中在陵水、三亚临近南海的海岸边。陵水县主要有福湾伊斯兰教徒墓群、干教坡墓群。
2.1 福湾伊斯兰教徒墓群
福湾伊斯兰教徒墓群位于陵水县英州镇福湾海湾。此墓群东起福湾村东的石井路，西止番岭坡，处在一条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40～60米的海滩沙丘地带上，共发现53座。经发掘清理，均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北脚南面朝西。墓穴两端竖碑，上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死者姓名、死者日期，并刻有月亮、花卉图案。
2.2 干教坡墓群
位于陵水县英州镇福湾村西1000米的干教坡海滩，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40～50米，已发掘4座。均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北脚南面朝西。墓穴两端竖碑，上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死者姓名、死者日期，并刻有月亮、花卉图案。
对于这些墓葬，广东、海南曾多次派来文博专家到实地进行考察研究。根据1983年12月由古运泉、钟元秀、麦穗、李居礼、陈达生等同志对其中15座墓碑的考证材料，其主要特征是：
①从石料看，这批墓碑都采用珊瑚石雕刻，大小差异不大。前碑高67厘米，宽47厘米，厚10厘米；后碑高45厘米，宽38厘米，厚10厘米。
②从形状看，墓碑顶部呈尖弓形，突起五峰或多峰状，碑面上部雕刻弧形放射线衬托一颗心状物的图案，与碑体的五峰造型相互陪村，看上去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图案。它与阿曼萨拉拉地区佐法尔城遗址墓地上的个别墓碑以及东非肯尼亚等地的墓碑和清真寺顶部造型有许多相似之处。
③从图案看，有星状、植物、月亮、飞鸟等。星状图案没有一定规则，有呈三棱、七棱、八棱或更多的，中部留出宽32厘米、高6厘米的空间。这些星状图案多装饰在阿拉伯文雕刻的两端。植物图案都属于“生命树”题材的不同表现形式。有的碑面浮雕图案像一株植物的树条，又像是叶脉丰富的一片叶子。圆盘状圈是用弧形放射线烘托的，圈内刻有阿拉伯文，如“……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先知……乐园”“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这个坟墓仅是他最终的归宿”等。圆圈象征月亮，这是常年生活在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对夜晚出现的月亮所怀有的特殊感情的现实写照。
④从丧俗丧式看，死者直接土葬，侧身屈肢，头北脚南面朝西（伊斯兰圣地麦加方向），坑内没有随葬品，墓穴两端竖碑，周围未立挡石为界，墓碑雕刻文字和图案的一面朝外侧，这是简朴的阿拉伯伊斯兰丧法。
海南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陵水是其中的补给点。在陵水的移辇海滩曾发现外销瓷的窖藏点，古代县志中也有“番船停泊于此”的记载，可见唐宋以来就有外国商人在此停留通商。相似的墓葬在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均有发现，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应该值得重新认识，它为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等热点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物资料。
3 瓮棺墓
瓮棺葬是一种古老的埋葬方式，即以瓮为棺或以瓮与其他的陶器相互配套实施丧葬。埋葬的对象以未成年的小孩死者为主，也有个别的成年人瓮棺葬。葬法有一次葬、二次葬，出土随葬品很少。此类墓葬主要分布在海南陵水福湾、三亚海棠湾一带，东方、乐东、临高等市县也有发现。陵水县的瓮棺葬主要有3处：孟坡瓮棺墓、福湾东汉瓮棺墓群、军屯坡东汉瓮棺墓群。
3.1 孟坡瓮棺墓
该墓位于三才镇后港村孟坡上，东距后港村约200米，西距旧县坡龙头村旧县署址土城墙约50米。此墓葬是1986年3月20日调查发现并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王恒杰指导下开展清理工作。这座瓮棺葬葬具为二瓮一釜，是大陆常见的汉代陶器。从本县已发掘的陶器看，此墓葬具的器形比较大。一瓮为硬陶，通高50厘米，口径30厘米，颈长3厘米，腹径45厘米，素面无釉，肩部饰有11道水波纹和13道弦纹；二瓮亦为硬陶，通高50厘米，口径35厘米，颈长2.5厘米，腹径60厘米，底径40厘米。侈口，在肩部相对方向有三个三角状耳，二横一竖，耳大1.5厘米，素面无釉，肩部有压制的曲尺菱形纹；三釜为圆底夹砂粗陶，敛口，鼓腹，素面无纹饰，高40厘米，口径50厘米。在发掘出土时，这些陶器全部残破，却可复原，葬具里面填满泥沙，没有随葬品，骨头也全部腐烂。在这座瓮棺葬南侧95厘米处发现三件套在一起的夹砂陶釜。
3.2 福湾东汉瓮棺墓群
该墓群位于英州镇福湾村东侧约300米的石井路海滩沙丘上。南距海滩约200米，东距古楼村约1300米，北距石井村约700米。1979年以来调查发掘12座东汉瓮棺墓葬。从每座墓葬具的数量和组合情况看，其中墓具有四件的，即三釜一甑，在不远处又有一件，可能是套在死者头上，并用两块火烧裂的石块置于死者身上；还有葬具为五件的，即中间三件陶釜，头尾两件硬陶罐，尾部旁边有两件小陶釜随葬。这些瓮棺葬除二座为成年人外，其余均为埋葬小孩。在随葬品中，有三彩琉璃珠和琥珀珠，但均未发现方格纹带几何图案小戳印纹。而这些葬具，即陶瓷罐的口沿及器身高低不一，有多种形式。瓮棺是用水波纹高身硬陶罐和灰黑色的夾砂粗陶缶将口沿合并而成，罐上有四个橘饰宽环状耳，具有地方特色。瓷罐上有水波纹、弦纹、蔍点纹的组合纹。
3.3 军屯坡东汉瓮棺墓群
该墓群位于英州镇保墩村西400米处的军屯坡海滩上，范围约6平方千米，共发掘9座。葬具组合有釜罐相扣、罐罐相扣、釜釜相扣、釜罐罐相扣。随葬品有琉璃珠和琥珀珠等。
从目前发掘墓葬的情况看，这种瓮棺葬可能多是一次葬，但并不排除有二次葬。这是因为这种瓮棺葬具是使用炊具圜底釜（有些是使用过的）和容器水波纹四耳罐（瓮）。在葬俗上主要是一次藏，包括成人和小孩，可能是也二次拣骨葬。大多数没有随葬品，少数有铁刀、小陶器和琉璃珠等。
4 石板墓
石板墓是在长方形竖穴土坑内以珊瑚石板围立四壁，有的石板采用榫卯结构，顶部一般铺有石板，有的底部也铺有石板，少见或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主要有珊瑚石雕人头像、青瓷碗、罐、壶、杯、酱黑釉陶罐和铁剑等。从瓷器的釉色、器形特点来分析，应为唐代墓葬。此类墓葬在陵水县有军屯坡唐宋珊瑚石椁墓群。该墓群位于英州镇军屯坡沙丘上。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1000米。东距保墩村约400米，北距军屯桥约400米，西北距古楼坡约1000米，南至赤岭港海滩，东北侧有一条很长的赤岭河从墓地旁流淌而过。此墓地是1975年调查发现，1978年经广东、海南文博专家复查，已发现有100余座珊瑚石墓群，大都坐北向南，均被当地村民人为性地挖掘毁坏，挖石板修建猪圈、房舍。这些墓穴的石椁大小不一，其中在墓地中心处有一座较大的墓穴，长4.2米，宽2米，深2米，石椁壁厚12厘米，并于墓穴南侧1.2米处砌筑一道墓室，墓室正中有一个半身镇墓人珊瑚石头像。此墓群分两种形制：一种是沿土坑四壁直立大小不一的珊瑚石板，上覆以石板为盖，未置底板；另一种是以打磨规整的珊瑚石板，采用全榫卯或半榫卯套合成“金”字顶形的墓室，底部无石板。有的墓在搭置石板之间用石灰勾缝加固，有的还在底板下铺一层厚约10厘米的木炭。经专家发掘鉴定，此墓群为唐、宋长方形石板墓，是用珊瑚大石板锯成的，四角刻有凹凸榫套，随葬品有青釉、酱黑釉四耳罐、六耳罐、彩绘花卉罐、平底碗、圈足碗、刻花碗、铁剑和石雕人头像等。陶器火候很高，硬度很大，扣之似金属声，显然是用较强的还原焰烧成的，反映了一千多年前我国制陶技术的成就。
陵水县的珊瑚石板墓几乎同伊斯兰教徒石碑墓处在相近的区域，且年代都在唐代，都采用珊瑚作为葬具，墓主人与海上贸易往来是否有关联，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5 石棺墓
石棺墓是在长方形竖穴土坑内放置石质棺具的墓葬，棺具多为青石制作，形制规整。有的石棺由成型的几段棺具相接而成，有的则为数块凿刻规整的石板搭砌而成。石棺内一般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有金银器、瓷器、陶器、铜钱、铜器等。此类墓葬在陵水有较多发现，经清理发掘的有老包园村明代石棺墓、包春岭明代石棺墓、陵城镇明代石棺墓等。
5.1 老包园村明代石棺墓
该墓位于提蒙乡老包园村的荒坡上，方位坐西北向东南稍偏东，南距老包园村约1000米。1973年，当地农民开荒种植甘蔗时，已将坟塚全部扒开，只剩下一个大墓穴。该石棺葬具为三段，仅保存二段，采用花岗岩刻制，通长2米，高65厘米，宽67厘米，厚8厘米，入榫套。还有一段采用花岗岩刻制的断碑，断碑长1.23米，宽50厘米，厚13.5厘米，碑上刻有边框及卷草纹饰，文曰“明故隐德处士陈公讳……”。
5.2 包春岭明代石棺墓
该墓位于岭门农场包春岭脚下，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女性石棺棺身和底由两块近等的整石刻凿加工而成，棺盖为一整石板，长2.29米，宽0.62米，高0.7米，随葬品有鱼形金箔片、金耳环、金戒指等装饰品。男性石棺棺身由1块整石镂空而成，棺盖棺底各为一块整石板。长2.13米，宽0.62米，高0.66米，棺内未见随葬品。两具石棺搭置的空缝间用白石灰勾缝加固，棺内四壁也涂抹一层白石灰。
6 砖室墓
砖室墓就是用砖砌墓室及各墓壁的一种墓葬形式。它是在洞室墓的基础上，在砖发明和广泛使用的条件下得以实现的。这种墓葬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的中原和关中地区，以后流行于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因墓主人身份地位、时代、地区的不同，其规模和结构也各有差异。陵水县发现清理的砖室墓均为单券顶单室墓。
6.1 港演旧县坡明代女墓
该墓位于三才镇港演管区旧县坡，1986年3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王恒杰同志指导发掘清理工作。该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南，出土时面部偏东，双手平放腹部，双腿伸直。当清理遗骨时，上颚骨完全腐烂，下颚骨完整，头壳尚存残骨，下颚牙齿除残缺一颗外几乎齐全，两个前臼牙及后臼均保留完好，下膊尺骨、上下腿骨、桡骨有残段保存，但一触即碎，胸肋骨、脚腿骨也全部腐烂。根据出土的遗物，专家们初步推断为明代墓葬，墓主为一位中年妇女，身高约1.6米，卒于48～50岁。入葬时有大量珍贵饰品随葬，头部有一对龙头钗（一钗长17厘米，另一钗长15厘米），龙下有鸟啄食；还有一对长16厘米的双铢银碧簪，一支鹤嘴钗，一支银钗；一对吊钩形银耳环。这些饰物均为银质，外鎏金，花纹为书简。当清理下颚第二臼牙时，还发现两颗银钮。墓主手指上共戴有古铜色戒子12只，其中左手戴有5只（内中指3只，食指、无名指各一只），右手戴有7只（内中指3只，食指、无名指各1只，拇指2只）。左右手下膊下腕部各戴一副带式银箍，箍上刻有镂花纹图案，还铸有阴阳八卦图。宽1.5厘米，厚0.12厘米，圈的直径为6.4厘米。右手还戴有一只环状镯子，原已断段。此外，还出土饰有“双凤朝阳”的环珠银胸带。
6.2 加昌埇下村明代武略将军墓
该墓位于本号镇加昌埇下村东侧约100米处陡峭的山坡上，方位坐东北向西南。墓前约50米处有一口小山塘，东距旦岭约200米，东北距进武岭约500米。该墓葬的随葬品有一对鎏金弓、一对小陶坛。在墓葬地的陡坎下和加昌下村内，各发现一段采用花岗岩刻制的断碑，可以复原，碑长1.77米，宽45厘米，厚10厘米。碑上刻有边框及卷草纹饰，顶端还雕刻一钩新月，文曰“武略将军万公明、慈善宜人陈氏之墓”。
6.3 黎安村明代刘太将军墓
该墓位于黎安镇黎安村。1986年1月，农民钟阿清在村东侧挖地基建新房舍时，从地下挖出一座明代刘太将军墓。墓碑高1.1米，宽45厘米，厚10厘米，是用花岗石制作成的。碑上刻“大明正德十一丙子年八月初二，公諱宽蒙兵部引奏，勅赐武德将军刘太公之墓，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仲冬吉旦众玄孙修立”49个字。该村民挖掘此墓葬时，发现遗存的随葬品只有一把已残损不全的铁剑，它是墓主生前佩戴的武器。据查《崖州志》《琼州府志》《广东通志》等地方史志记载，刘将军系番禹人，曾任过明代崖州学正教谕等吏职。
海南陵水古墓葬无论是从丰富性还是系统性上来看，都无法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古墓葬相比。但其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以及丧葬特征还是无法与中国大陆割裂开来。两者之间共性很多，充分表现了历史上海南岛与中国大陆地区的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郝思德.郝思德文物考古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2]王育龙，高文杰.海南古代墓葬[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