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满洲国”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灭亡,历时十三年五个月。
围绕“满蒙问题”
的各种声音
“满洲国”的诞生,可以说是在“奉天”(沈阳)的一家日本旅馆的密室里开始的。密室位于曾经的大和饭店(现为辽宁宾馆)后面的日本旅馆——沈阳馆。
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晚10点20分,位于“奉天”郊外柳条湖段的“满铁”被炸,引发了“九·一八”事变。为配合事变,关东军司令部临时从旅顺迁到“奉天”车站附近的东洋拓殖大楼,临时关东军司令部附近的沈阳馆成了关东军参谋的下榻处。
从9月19日晚上到22日的三天时间里,在沈阳馆,经过关东军参谋的热烈讨论后,“满洲国”国家的基本框架被决定了。
事变爆发后的19日深夜,关东军参谋们在沈阳馆,迎来了正在满洲出差的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据说建川此次出差目的是为了制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但真相至今不明。迎接建川到来的关东军人员是: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片仓衷大尉、“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等人。据说建川是在18日晚9点到达“奉天”的,由于担心自己被怀疑与事变有关,一直闭居在日式酒家“菊文”中,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建川到达沈阳馆后,石原首先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他的由日本“占领满蒙”的一贯主张,“只有把满蒙作为日本领土,才是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办法。”这是他多年研究的战略。
所谓“满蒙问题”,指的是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管了俄罗斯在“满洲”的权益,并根据《日清条约》(《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译者注),日本获得了关东州的租借权、“南满洲铁道”的经营权、附属于“南满洲铁道”的区域行政权、铁道守备兵的驻扎权、禁止中国建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线等多项权益,后被称为“满蒙特殊权益”,这就是“满蒙问题”的开端,怎样保持已获得的这些权益,便是“满蒙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纷乱中,日本又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提出了“对华二十一条”。这是为了延长1923年(大正十二年)到期的旅顺、大连等关东州的租借权和1939年(昭和十四年)年到期的“满铁”经营权,延长时间均为99年。除此之外,还提出了土地商租权以及在中国开设的日本医院、寺庙、学校等所占用的土地取得所有权,招聘日本人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多项新的权益要求,由此点燃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华民国政府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交予日本,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的抗议行动,即五四运动,并最终发展成了反日、抵制日货的运动。随后,又由于日本拒绝中国提出的收回已到租借期限的旅顺、大连的要求,爆发了“收回旅顺、大连运动”,整个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1926年,为了打倒北方的军阀政府,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日本趁中国国内混乱之际,以保护居留民为借口,三次出兵山东,并在济南和国民革命军发生冲突,造成许多市民死伤。这次济南事件,使中国人的对日情绪恶化到了极点。
另一方面,在“满洲”,1928年(昭和三年)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策划的暗杀张作霖事件发生后,继承父业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开始建设威胁“满铁”经营的、和“满铁”平行的铁道,并归顺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部下,加入了收复国权运动,反日运动因而更加高涨。1931年(昭和六年),在长春发生了中国人和朝鲜农民冲突的“万宝山事件”,随后又发生了中国军人处决日本军人的“中村大尉事件”,关东军正是以这些相继发生的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满蒙问题”的大背景是,当时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世界经济危机,使得日本把占领资源丰富的满洲和蒙古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策略。同时,作为国防手段,占领“满蒙”可以阻止苏联南下。更重要的是,为了作好和美国进行最后战役的准备,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石原的“占领满蒙”战略便是在这些背景下形成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石原以《国运转机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为题,打印了自己的主张。内容如下: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唯一的出路。
1.为了消除国内民众的不安,必须向海外扩展。
2.满蒙的价值。
a.满蒙所具的价值还没有被伟大的日本人广泛理解。
b.只要解决了满蒙问题,中国的排日运动也将随之结束。
3.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仅是为了日本,对于中国多数民众来说也应该是最高兴的事,为了正义,日本也应该果断地采取行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民族的不如说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二、满蒙问题解决的关键是由帝国的国家军队控制满蒙。
1.只有在满蒙属于日本领土以后,满蒙问题才算完全解决。(以下内容省略)
同时,石原莞尔在手记《关于满蒙策略之我见》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汉民族即使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也可以断言他们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因此,日本人对于满蒙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力量,没有日本的帮助,满洲的民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和平安宁的生活。石原的这一想法,和当时日本人普遍抱有的想法一样,没有任何根据,只是从对中国人的主观优越感角度看问题。石原的想法丝毫也没有超越这个角度,他并没有注意到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兴起这一现实。
不过石原又说明,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必须把“满蒙”建立成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乌托邦式的独立国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与汉民族公平竞争。石原提倡的这一精神,日后作为“满洲国建国”的口号被继承了下来,即:由日本、朝鲜、汉、满洲、蒙古五个民族实现“五族和谐”、“王道乐土”。
同年4月参谋本部第一部制定的《参谋本部·形势判断》的第三阶段中的“占领满蒙方案”即相当于石原所设想的方案。
参谋本部在建川美次第一部长的率领下,为了解决“满蒙问题”,提出了一份昭和六年的《形势判断》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书中指出“满蒙问题”需要分三个阶段来解决。首先是树立亲日政权,然后建立“独立国家”,第三个阶段便是由日本占领“满蒙”。6月,以建川为中心,与陆军省军事科永田铁山科长、参谋本部支那科重藤千秋科长对《形势判断》报告书作了几番讨论之后,完成了《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大纲》。
陆军中央在“满蒙问题”需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一点上,和关东军的想法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根据6月份所提出的“大纲”内容来看,行使武力的时间计划在1932年(昭和七年)的秋季之后,这是因为预测到为了取得国内外的理解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关东军应采取的方针便是隐忍持重。
9月19日,建川在关东军参谋会议上,承认需要打开局面,但同时,对石原等人的急躁进行了告诫。关于满洲的统治,建川认为首先要树立一个亲日政权,来取代现在在中国(中华民国的简称)主权之下的张学良政权,他坚持要按照《形势判断》报告书中的第一阶段来行动,不作一丝让步,两方的主张始终处于平行状态。军中央的方案是先在满洲树立亲日政权,板垣和石原的方案则是占领,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板垣和石原的方案在建川及军中央的反对下没有实现。昭和六年年末,总算落实了建立独立国这一方案。石原对自己当时的心态,作了这样一番描述:
九月十九日提出的占领满蒙这一意见,中央完全不作考虑,而且因为连建川少将也不同意,所以知道绝对不可能实施,只得忍痛退让,暂且同意建立满蒙独立国这一方案,期待机会到来,占领满蒙这一方案最终付诸实施。(《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9月21日,中国政府就事变向国际联盟提出了申诉。“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事态发展,向着日本预测之外的方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9月22日早上,在沈阳馆的一号室,也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房间,关东军方面进行了最后的商议。除了三宅之外,在场的有“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关东军参谋部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片仓衷大尉五人。在这转折时刻到来之际,必须决定该如何收拾时局了。
关于占领“满蒙”这一方案,通过和建川的讨论,关东军已经知道军部中央对此持反对意见。对此,关东军打算如何走下一步,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这一天,在场的五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后终于取得了一致,作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由关东军参谋部通过电报(关参四一一号)把意见呈报给了陆军大臣及参谋总长,内容如下:
由我国支持宣统帝为首领,在东北四省及蒙古领域树立支那政权,使之成为在满各民族的乐土。首领及我帝国所需国防外交等诸费用均由新政权承担。
关东军以“以宣统帝为首领的支那政权”这一方式,同意了建立“满蒙独立国”。据说引入溥仪是建川的献计,9月20日板垣和石原对此经过了一番商议。从1932年(昭和七年)月1日起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历时十三年五个月的“满洲国”政体框架就这样被决定了。
抬出清朝废帝溥仪
由关东军决定的,拥立被废黜的清朝皇帝溥仪,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开始的?在《绝密会见录》中,关于抬出溥仪一事,仅有一次记录。
1933年(昭和八年)11月6日,上午九点半,溥仪在“执政府”与土肥原贤二进行了会面,这是两人时隔一年半后的首次见面。前一年4月,当时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调任步兵第九旅团长,1933年10月又恢复原职,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此次与溥仪会面,是礼节性拜访。
土肥原贤二少将是陆军中的中国通。北京的坂西公馆是日本陆军的中国情报和策略活动的中心组织,坂西利八郎中将是这个组织的首领,土肥原贤二少将作为他的副官,1913年(大正二年)来到中国,直至历经“九·一八”事变,回日本担任步兵第九旅团长为止,他在中国待了近二十年,作为对华策略专家,土肥原贤二在中国一直从事军务活动。
在《绝密会见录》中,溥仪所说的“在天津时,若没有土肥原少将的一番话”等等,指的是1931年11月2日晚上,两人在天津会面的事。那天晚上,土肥原大佐,带着“抬出溥仪”这一重要任务,在天津与溥仪进行了会谈。这是根据9月22日,在关东军参谋会议上作出的让溥仪作为“满洲国”首领这一决定,很快开始了工作。
当时,溥仪住在从政客陆宗舆那儿借来的,位于天津日本租界、协昌里的“静园”中。取“静观变化、静等时机”之意,溥仪亲自把这一住处命名为“静园”。
1911年清朝因辛亥革命而灭亡之后,溥仪根据与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缔结的《清皇室优待条约》,被允许继续使用皇帝尊号、继续住在紫禁城。但在1924年政变后,冯玉祥掌管了政治实权,订立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了溥仪的皇帝尊号并把他赶出了紫禁城。
当时溥仪打算逃往位于北京市内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为溥仪到英国公使馆亡命做了工作,但被公使拒绝。于是溥仪的亲信郑孝胥走访了驻中国的日军大佐竹本多吉,经过交涉,由芳泽谦吉公使安排,溥仪终于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落了脚。
由于这件事,溥仪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但日本公使馆也不是溥仪长期居留之处。溥仪的另一名亲信罗振玉,经过与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及驻中国日军司令部的交涉,决定让溥仪从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暂时迁入天津的日本租界。
1925年(大正十四年)2月,溥仪乔装成学生,离开了日本公使馆。在日本警察的秘密保护下,坐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二等车厢。
当时的中国,虽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依然战乱不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天下这条路关隘重重。溥仪对自己的将来也抱着强烈的不安,他自认为,要让天下太平,除了复辟清朝之外无路可走。与清朝遗臣们的商谈,更膨胀了他“复辟清朝”的野心。
1931年(昭和六年)9月30日,溥仪忽然被驻中国的日军司令官香椎请去,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等候溥仪到来的,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使者——上角利一,另一位则是帮助溥仪逃离北京的罗振玉。罗氏随身携带着熙洽托付的秘密信件。熙洽在1928年的东北易帜(张学良更换旗帜,归顺蒋介石)后,任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公署参谋长,“九·一八”事变时他代理暂时离开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工作。熙洽虽然毕业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但一直作为排日官僚为众人所知。他是满洲八旗的旗人(正蓝旗人),原来的姓氏为爱新觉罗。在“九·一八”事变中,熙洽屈服于关东军的枪口威胁,而后又发布了吉林省的“独立宣言”,从而改变了他当年的排日态度,暗中成了一个想要抓住机会复辟清朝的人。
溥仪接到这封秘密信件的一个月以后,土肥原拜访了溥仪。这位代表关东军意向的日本军队实力派人物来到天津,亲自和溥仪进行会谈,使溥仪觉得复辟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溥仪的期待更为强烈了。
在《绝密会见录》中,还记录着另一个重要会谈,那是在溥仪和土肥原在“执政府”会谈的四个月前,1933年7月17日,关东军司令官兼关东厅长官武藤信义和“国务总理”郑孝胥,在旅顺黄金台的关东厅长官别墅的会谈。当时,武藤第一次告知郑孝胥,“满洲国”将要向“帝政”制转换。
武滕:“满洲国的基石已日趋巩固,在明年的第二个建国纪念日,可以实行帝政制了吧。”
郑道:“那当然好。只是按照我的想法,是否稍微早了点。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只是唯恐自己自满。中国内地有些人说我,自从成为满洲国总理后,便心满意足,好像忘了大业等等。若让执政登上帝位,我怕自己会因此而过早地沉浸于高兴和满足之中,我还是盼望执政早日在北京即位。”
从郑孝胥口中说出的希望在北京举行“皇帝即位”,道出了“复辟清朝”的愿望。
可是对于关东军来说,根本从未考虑过在北京“复辟清朝”。郑孝胥这样说实在稍欠慎重。
“满洲国”的“帝政”,如武藤事先告知的一样,于1934年(昭和九年)3月1日,在“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开始实行,溥仪终于登上了期盼已久的“满洲国皇帝”之位。
听从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佐“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的劝告,溥仪在指定日之前,1931年(昭和六年)11月13日到达了汤岗子温泉。汤岗子温泉位于辽东半岛的底部,鞍山近郊,当时是“满铁”经营的高级疗养地。
在戒严令中,溥仪逃出了天津。在逃出天津之前,溥仪身边的人曾收到不知名者送来的放着炸弹的水果篮,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威胁溥仪的事件。感到危险的溥仪,按着关东军做好的安排,趁着骚乱,悄悄地离开天津,前往满洲。跟随溥仪的有郑孝胥、郑垂父子,祁继忠,日本人上角利一,工藤忠(铁三郎),大谷猛,警卫诹访绩等人。一行人从天津前往塘沽,趁着夜色突破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然后渡过渤海,前往位于辽东半岛底部的营口。
溥仪逃离天津一事属于绝密行动,只有关东军首脑等军中少数人知道。现在还留存着一行人在日本大连汽船株式会社的“淡路丸”号轮船上所拍下的珍贵照片。当时碰巧有船员拿着相机。可是只剩一张胶卷了。在这张重要的照片上,留下了从渤海驶向辽东湾时船上溥仪一行人的身影。时间为11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郑孝胥穿着儿子郑垂的西装,这是郑孝胥第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身穿西装的照片。乔装打扮的溥仪,戴着礼帽,身披披风端端正正地坐在甲板的椅子上。
一行人在11月13日早上九点左右到达营口。在港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期待着的迎接他到来的满洲民众,只有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等几名日本人。溥仪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他感到前途暗淡。一行人从营口转乘火车,到达位于鞍山和海城之间的汤岗子温泉,被带入“满铁”经营的对翠阁。溥仪入住这座高级旅馆二楼的西式房间内。事实上是处在了被软禁状态。军部立即向关东厅、“奉天”总领事、“满铁”等日本重要的有关方面发出了通告。
因天津暴动使溥仪深感自身处境危险,自愿逃离天津,十三日十点,突然登陆营口,请求保护。从人道立场上考虑,暂收容于汤岗子加以保护。鉴于当前时局、禁止其政治活动,并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为了对其加以专门保护,经溥仪同意,未到适当时期,禁止发表与溥仪行动有关的一切消息。(《满洲国史》“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
当初逃离天津,就连“皇后”婉容也未被告知。11月26日夜晚,婉容才在清朝公主(在中国的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川岛芳子陪伴下前往溥仪身边。当时溥仪已被转移到旅顺的大和饭店。
“满洲国”的“国体”
1932年(昭和七年)2月23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旅顺。下午,溥仪在前肃亲王公馆会见了到访的板垣大佐。关东军第一次向溥仪报告了“满洲新国家”的“政体”。
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满蒙人民宣言书》、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不紧不慢的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 (《我的前半生》)
板垣事务性地将“满洲国”的“国体”是“民主共和制”、政治为“民本主义”、“元首”为“执政”、“国号”为“满洲国”、“国旗”是“新五色旗”、年号为“大同”等事项告诉了溥仪。
1932年2月23日,对溥仪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屈辱日。溥仪对自己说,这是“屈蠖求伸之计”。他把尺蠖为了向前行而不得不弯曲身体,用来比喻自己为了更大的发展不得不先屈服。“屈蠖求伸之计”从那一刻起,便成了溥仪面对关东军的行为准则。在那以后,《绝密会见录》的记录中,溥仪有一段时间被关东军司令官称为“执政”,内心一定是感到非常屈辱的,但是在关东军司令官面前他绝不表现出愤怒的样子。
两天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向内外公布了“新国家”的“政体”。紧接着3月1日上午九点,在“奉天”发布了“满洲国建国宣言”。
关东军参谋片仓大尉在3月1日的《满洲事变机密策略日记》中这样写道:
现在虽然只剩下迎接执政就任,但不得不说新国家前途艰难。
的确,对于关东军来说,溥仪的态度如何,是“满洲国”能否顺利建立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关东军甚至担心:溥仪究竟会不会老老实实地出席“执政”就任仪式?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诞生了。面积为七万七千三百十四平方里、人口约为三千四百万(战争结束时在“满洲国”的日本人为一百五十五万)。长春改名成“新京”作为“首都”,在爆发“九·一八”事变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新国家”就诞生了。随后立即宣布了“政府首脑”的名单以及“政府组织法”、“人权保障法”等基本法令、加速完备着“新国家”的“政体”。
“国家机构”以“执政”为最高首领,有“参议府”和“立法院”、“国务院”、“监察院”(行政监察、会计检查机关) 、“法院”(裁判、检察机关)四院。“国务院”作为“满洲国”的中枢行政机关,相当于日本的内阁,中心是“国务总理”担任“议长”的“国务院会议”,由“各部总长”、“总务长官”等构成。“总务厅”作为“国务总理”直属机关是“国务院”的中枢,全权处理“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事项。“国务院”下属七个部,分别为: “民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司法部”。由相当于大臣的“各部总长”掌管各自事务。
虽然中国人(满洲人)被任命为了行政机关各部门的“总长”(大臣)、“省长”、“县长”,但是“总务长官”及各部门的“次官”、“副省长”、“副县长”等第二把手的位置都被日本人占据了。“满洲国”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以“总务长官”为中心的日本官吏运转的。
“新政府”立刻向美、英等十七个国家提出了承认“满洲国”国际地位的要求。但是以发表过不承认新局面的美国为首,各国都没有承认“满洲国”的意思。
“奉天”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这样回忆道:
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局部解决方针,制造既成事实,在战略战术上无所不为,证明其行为必要性的理由全部都是虚构的,其中最大的借口莫过于“三千万民众的民意”以此为理由建立了“满洲国”。除了数名清朝遗臣之外,难道有一位东北三省的中国民众希望独立吗?首先根本没有舆论。所谓的舆论全部都是形式上的作虚弄假。 (《外交官的一生》)
如同片仓在《满洲事变机密策略日记》中所担心的一样,“新国家”刚诞生就遭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