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灵魂不屈
收到老友高恒的《风雨流年》后，我一口气读完。他那近乎九死一生的苦难，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让我许久激愤满怀。
高恒是原热河省《群众日报》的骨干编辑。1955年热河省建制撤销时，他被上调中宣部。当时他参加的省审干工作未结束，拖到1956年才去北京报到。因他热爱新闻业务，便主动放弃留在部里工作，自愿去了《政治学习》编辑部。没料及到新岗位没一年，就遭遇“反右”风暴，无情的灾难便落在他的头上。
一个从16岁就坚信“八路好”，跟定共产党的热血青年，又是党一手培养的新闻业务骨干，一夜之间竟成了一场“阳谋”的牺牲品，被打入了“另类”。
诸多残酷，在大的政治环境下，往往源于单位当权者的“极左”思想或心术不正的私欲……。高恒的时任直接领导孟某，其反右“战绩”之“辉煌”，值得令人深思——在总共28个人员中，孟某竟然能抓出11个右派，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在全国也实属罕见，而且这些右派个个都是业务骨干。他究竟为了什么？其实，就高恒个人来说，只不过是率性地给孟某提几条工作上的意见，竟然下黑手一棍子打死。
历次“运动”都显现过，光鲜的革命外衣时常裹藏着野心与祸水……
高恒一向心地善良，性格豪爽，但容不得灵魂被侮辱，就倔强地呐喊：
“啊！？只因我提了几条工作意见，就定我右派？”
“为什么把我这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打成右派？打我右派的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定我右派我一百个想不通，永远持保留态度！”
政治高压岂能容你想不通！不通就是死不改悔！照样定他“四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职务降四级，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
长达20多年的身心摧残、非人待遇的痛苦人生，由此一幕幕地开始：
——默默无声地泪别全家妻儿老小，身裹厚厚而笨重的冬装，去北京前门外火车站集合，乘专列去北大荒——黑龙江省密山站。当列车开动时，他隔窗望着向后飞驰的原野，一腔离别亲人的哀愁，满眼含泪。他忧心何时能与亲人团圆时，还天真地深信那个搞“阳谋”的人，对揪出的右派们的许诺：“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样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改正了错误以后，可以把右派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
高恒傻乎乎地期盼着这一天。而且下狠心，为此拼命苦受，力争缩短摘帽期限，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为了这一天，他来到苍茫的北大荒，忍受着漫天飞雪、寒风刺骨；挤过每人只睡50厘米地铺的马架子；两人合抬四百多斤重土筐的超强劳动；骄阳似火的荒原里，赤身露臂抡大钐刀割草，皮肤晒得枯黑，干渴时只能喝几口草甸子里的雨水；蚊虫啃咬似刀剜火燎；夜半下地割麦，一直干到夕阳西下，腰背痛裂，苦受难耐；还遭受管教们的侮辱与训斥。
——最难熬的是零下40度气温下的寒冬伐木，累得厚厚的棉衣里外湿透，冷风一吹，如冰甲铁袄，浑身打颤，唯一的御寒之法，就是继续伐木流汗。晚间回到草窝铺，就围火烧木炭，烤干棉衣、棉鞋、棉袜，惧怕引起火灾，不敢瞌睡，不得不缩短睡眠时间。可是，那些“左”得可恨的管教们，对待他们就像使唤牛马、奴隶，不培训安全伐木之法，只管催逼木方进度，致使苦力们累倒、被砸，命丧完达山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不断消失在茫原林海中。高恒每晚摸黑进窝棚时，都暗自庆幸：总算活着又熬过一天！他是“副排长”，还要关注其他难友们的安全，一个个地查找归队，带回窝棚，他才放心。次日出工时又互相叮嘱：一定要活着回来！
高恒就这么顽强地活着，忍受着屈辱与奴役，期盼着早一天被“摘帽”。
从《风雨流年》里我体察到，高恒非常爱他的妻子和一家老小，他活着，他拼命地苦受，也为这个完整的家。他做梦都盼着早一天回北京与亲人团聚。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经北京派来人考察，他被确认是劳动改造表现最好的，真的第一批摘了帽；但他万没想到，摘了“右派”帽仍不让回北京，就地分配工作。没过多久，反把他的一家老小（老岳母已年逾六旬）也搬迁到北大荒，还说是国务院的统一命令。就这样，他苦苦争得摘了“右派”帽，反而连累一家老小也来到北大荒，同他这个“摘帽右派”一起苦受，过着处处遭人白眼的日子。
高恒曾一度分配在《农垦报》，后因一校对出了技术事故，上边就认定是“一大政治事件”，再一深入追查，发现编报人里有“摘帽右派”。党报怎能让“摘帽右派”编？高恒又被重新发配到虎林县一文教单位。
“文革”开始，一直勤恳老实工作的高恒，首当其冲地被视为“四家村”黑帮之一，“走资派”的左膀右臂，被残酷揪斗。缘由，自然也是“摘帽右派”；大儿子在校学习优秀，被保送牡丹江师范学校，上级不予批准。他爱人去问，答曰：其父是右派！爱人求告：他父亲的右派帽子早已摘掉了。又答曰：“摘掉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都可以给他戴上！”很显然，右派摘了帽也永无出头之日，还要株连家族、子女一辈子。而当年搞“阳谋”的人对右派归宿的许诺，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
物极必反！“文革”将极左路线发展到顶峰，否定之否定显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
历史终于还高恒以清白，他带领一家老小离开他苦受21年的北大荒，结束了失去尊严的漫漫长夜。
高恒很幸运，他重新工作就来到人民好公仆、原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的身边，担任王克东的秘书。在这里，他很切实地学到了不图名利、不贪权，全身心地为人民工作。后工作几经变动，升任正厅级的要职，尽管时有棘手之难，他都能坚挺自如，只是抱憾自己放开手脚工作的时间太短，终是无法补偿的损失。
心地一向善良的高恒，始终不忘引领他走向革命、关心、爱护和帮助过他的老领导、好战友。离休前，他去看望了几位健在的老领导、老战友。最让人感佩的是，高恒还特意去北京和北大荒，不只看望了遭难时对他有恩的人，也看望了整过他的人。令他困惑的是：整人的人怎么大多早逝？尤其一位同在虎林县文教部门工作的青年干部，高恒曾亲手帮助、培养他成长。“文革”中那人为表明与高恒划清界限，竟无中生有地出卖良心，狠整高恒。高恒却不计前嫌地特意去牡丹江市（此人已调至该市）看望他。他红着脸举杯道歉。后来，高恒听说那人不到60岁就去世了，特惋惜，连声感叹：“太年轻、太可惜了！他很有才，幸亏我早已原谅了他。”高恒在书中还感慨：整他的孟某等人均已早亡。这又一次印证了我思索许久的一种感觉：借运动心怀鬼胎整人的人，多不得好死或早亡。尽管我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因果定律，但，人若天良泯灭、心境久不得安，终会自我酿成大病……
仁者、善者多会长寿，岁已八十有三的高恒老友亦然！
小 于
小于并不小，论个头，一米七五；论年岁，与我同龄。可他从参加工作直到去世，大家都叫他小于。
奇怪吗？不怪。他十四岁进省直一文化单位，当过警卫员、勤务员，扫地，打水，跑街，送信，买车票，他一人全包。人机灵，爱开玩笑，人们有事没事喊他小于，他都痛快地答应，是很自然的。尽管后来当了管理员、总务、还兼职人事秘书等，大家仍然喊他小于。没办法，他从参加革命，直到“文革”后的新时期，一直没离开一个单位——建国后称省文联；加之，从没当过什么“长”，小字辈的名儿就这么叫下来。他谁也不怪，也不想怪自己。人嘛，总得有个称呼，习惯成自然，他叫，你答应就是了。总不能人家跟你打招呼，你却装傻充愣。
上世纪70年代末，他已年近五十，头发过早谢顶，还是个一般干部。有时，他抚摸着花发稀疏的头顶，当众半开玩笑地说：“咱年轻时候，提干论资排辈；如今咱好不容易排到了，又赶上提拔年轻人，命中官运不佳吆！”
也许他是随口一说，但我听着真有几分同情。虽说是当警卫员起步，那也是解放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啊！论文化，也是高小毕业，若在一般单位，当算“小知识分子”，但在作家、编辑成堆的省文联，自然显不着他。而他偏偏不喜欢文学和写作，常是口无遮拦地拿作家开涮，当众就嚷哄：“乌鸦——铁鸟；铁鸟——乌鸦——嘛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还让我打长途电话往北京《人民日报》传，这也算诗？……”这话传到大诗人兼主席的耳里，能喜欢他？说归说，玩笑归玩笑，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是为作家、编辑们服好务，绝对尽职。大作家、领导往返北京，车接车送，从不误事；在家写作的作家，需要什么，哪怕一支铅笔、一盒大头针，他都亲自送去；为适应“备战”，文联机关从天津搬回保定，修缮厕所时，他考虑到某老作家身胖体重，专设一间改蹲便为坐便，可以说体贴入微。但是，无论他工作怎么尽心，文联提干也轮不着他。原因，一言难尽。有领导嫌他整天痞痞溜溜，没个正形；有的说他嘴不严，爱漏气。给党组会记录，该保密的，他给抖搂出去了。如传：某作家生活作风不检点，屡错屡犯。在研究给她处分时，一党组成员反对，戳着拐棍吼叫：要知道，她是个寡妇！这事在机关传得活灵活现，疑是他透露的。还有，按他的工作经历和业务能力，如果提职，只能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可那时的省文联，历任办公室正副主任都是抗日老干部，有一位还曾是“保定外围神八路”的重要骨干，是为文化部门“掺沙子”，特意从公安部门调进省文联的。小于再努力，也很难登此官位，永远后备着吧！
不说他提不提职了，从我认识他，就是蛮不错的好后勤。我是1965年正式调入省文联的，这之前，作为青年作者，开会、改稿、出差过路等，常来省文联。住宿、买饭票就餐，全是小于一手操办，从未感到有难处，视他为靠得住的朋友。调入文联后，因为我俩同龄，家庭出身、经历等多有相似之处，很能谈得来。在办公桌上趴累了，听他口无遮拦地侃几句，会给你快乐。他是省文联的活字典，从解放区进城建省文联，他都亲历过。一茬茬领导及其“典故”，他张嘴就来，有荤有素，从不忌口。有一回，他掻一下光头顶，坏笑：“妈的，俺真傻！”我追问：“啥事？”他笑：“那会儿，某主任（那时不叫主席）常外出，他爱人喜欢我，约我夜里给她做伴，我小，嗨……”我一直弄不懂他“傻”在哪儿。
转年“文革”开始，机关被“砸烂”，派系林立，以机关服务人员为主的群众组织，是我们“造反团”的对立面，出我意外，小于甘愿和我们站在一起，说我们顾大局，讲政策。没事就和我凑一起，议论时局，闲聊天。他看似大大咧咧，内心很关心国家大事，毫不掩饰地抒发内心的忧虑。有一次，我俩说到国家重要领导人一个个被打倒，他转弯抹角说起他家族的老太爷：“八十多岁了，还不撒手家族的事，可他眼不太明，耳也背，还疑心大，看谁嘴动，他都探着身子去听，硬说是讲他坏话哩……。”谁都听得出，此时此刻他讲此话的含义。我曾提醒他：目下假洋鬼子满天飞，说话要看人、分场合。他一拍胸脯：“我怕啥？响当当的红小鬼！谁敢胡来，我还说是他说的呢！咱毕竟是‘老革命’啊！嘿嘿……”
真的，有几回，在群众组织里，他真是遇事不怕事。
“文革”初期，机关里的几个造反派，为表示“革命”，将省文联门外的大标牌改写成“河北省革命文联”。保定市偏有个叫“文艺兵”的社会群众组织，不认同“革命文联”。先是以“文艺兵”的名义，在省文联门口贴大标语——“革命文联不革命！”“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等。转天，又以王某为首的三十多个所谓“文艺兵”，打着红旗来砸烂、进驻省文联。小于迎门阻挡：“你们想干什么？”来者有人喊叫：“你们不革命！给老子滚蛋！”小于厉声反驳：“谁不革命？老子贫下中农出身！十四岁就打老蒋！响当当的革命派！”他还“砰砰”地拍响胸脯：“你们呢？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转筋吧？想干啥？”
怎奈来者人多势重，还是拥进院内。后经群众组织集体与闯入者辩论，终将“文艺兵”赶走。
还有一次，是社会上一大派的红卫兵，打着批判的名义，来抢“走资派”田间。小于急中生智，与陈虹飞一起，将田间扣在一个大铁锅里，红卫兵搜不到人，愤愤离去，田间逃脱一劫。
因为职责关系，他一向对领导、作家呵护有加，也因此，机关的造反派们，污蔑他是“走资派、黑作家的狗腿子”，威逼他揭发、狠斗“黑帮”。一次，召开省直文艺界批斗梁斌大会时，造反派指定他专题揭批。于是，他罗列了十几页纸的发言稿，在上千人的大会上，“疾言厉色”地喊嚷近半个小时，多是梁斌的日常琐事，譬如，说梁斌解放初期曾收养过小老虎；身上带过蝈蝈笼，正开会时蝈蝈叫了，弄得人们转头乱找……不时引得全场哄笑。散会后，他悄声问我：“咋样？”我会意地微笑：“意图、效果都不错。”他很得意地说：“算你说对了，别看我罗列了那么多条，没一条能定梁斌反党的，连反动都够不上！”
好心眼儿！富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遭罪，是他性格的另一面。还不会掩饰，遇事免不得煎熬自己。对“黑帮”们，他明着也和大伙一起扯着嗓子喊，背地里总说安慰话；见有人挥拳动武，他转过头，不敢看，泪在眼圈转；与本机关对立面群众组织争斗，他这边和同伙们研究斗争策略，转身又去对立面那边透气。头头们批评他，他辩解：“做嘛呀！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在社会上，两大派斗争最激烈时，他同熟人见面聊天，熟人总问他：“听你摆唬半天，我咋听不出你属哪派的呢？”他说：“俺有派，哪派受压俺同情哪派！”熟人批驳他：“你总得讲点是非吧？！”他笑着反问：“你能看出‘是非’来？反正我看不出。”
困顿中，他机关内外乱串；爱打听“小道消息”，谁从北京或外地回来，他第一个去打问；从不爱读书。一次，我想读《红楼梦》，问他借。他说，“我有，机关发的，从没读过。你要借，读到感兴趣处给我掖上，我想读时，一翻就能找到，省事。”
保定两大派武斗不息，河北省革委会不得不去石家庄成立。1968年10月，省革委令省直两大派去石家庄办“学习班”，省直文艺系统驻进320部队兵营，解放军站岗。清队、揪反革命，气氛恐怖。出门查验出入证。偶尔休息一天，上街有工宣队员跟踪，连不在同一学习班的夫妻会面，工宣队员也盯梢、追查。小于不理这一套，照样大大咧咧，我行我素。春节到了，严令不放假，任何人不得请假回家过年。小于去见军宣队王队长，进屋就挠着秃头顶，笑说：“队长您看，头发都快掉光了，急的呀！‘好时候’快没啦，过春节关照一下吧？”王队长也忍不住笑：“真没出息！按时归队！”
“是！”他欣然抬手打个立正，立马去买了回保定的火车票。走前悄声对我说：“我回保定也为给各家报个信，家属们还担心咱被整成啥样呢！”
学习班办了三年多，劳动、“斗批改”。有的人逐渐分配工作，有的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原省文联人员，有的先选调到省革委文艺组，后在恢复省文联前后，多数人逐渐回来。小于回文联后，还管总务那一摊，当然提职无望。后不知他疏通了什么途径，去了省文化厅，没多久，当上办公室副主任，仍然分管总务。他的宿舍和我们家同院。这时，我家属也调来石家庄，他晚间隔三差五来我家聊闲天。这时，我妻子已患有肾病，他领来他的朋友、省二院白法毅大夫来家诊病、开药，还让白大夫给开介绍信，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一次他来我家，我妻提出要重摆几件旧家具，我说没必要。小于立马对我挤眼，接腔道：“听嫂子的！您说咋摆咱就咋摆。”说着，立马动手和我一起抬家具……走时又小声劝我：“她有病，以后她说咋办就咋办！”有时，见我家饭桌上有顺他口的，抄起筷子就吃，从不见外。
可以说，他的工作、生活，正顺风顺水时，一天下午，他在省文化厅检查锅炉房，下台阶时，突然摔倒在地，人事不省，立刻送进省二院。他的好友白大夫闻讯赶来，确诊为脑溢血，立马请脑外科开颅救治。命是保住了，却近乎植物人。这天是1980年9月20日，我记得非常清楚，至今不忘。
小于几经治疗，虽有些知觉却不能动身，不能言语。我每去看望他，他能在我手心划拉字；我大声问话，他也点头或摇头；每当我要走，他攥住我的手不放、流泪。他就这样，受了九年多的哑巴罪，还是走了，那年他五十六岁。
追悼会的挽联上，清楚地写了他的大名：于建华。
责任编辑 王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