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赵州桥与卢沟桥是中国石拱桥的典范。那么,眼前的这一座龙脑桥便是中国石板桥梁桥的无与伦比的杰作。
建在四川泸县九曲溪上的龙脑桥,共有十三孔十二个桥墩,连两旁的泊岸,共有十四个桥墩。在这些厚重的桥墩之上,架设有石梁十三道。每一道由两块石板拼合。这些石梁每块大约长三点六米,宽约一米,厚约六十厘米,重六吨左右。整座桥长五十四米。
这座桥向世人展示的魅力,在于它中间的八座桥墩。八个桥墩的墩首上,共雕了四条龙、两只麒麟、一只狮子和一头大象。
四条龙居于桥的中部。两边分别是大象、狮子、两头各蹲踞着一只麒麟。在中国,龙是一种民族的图腾。而象、狮子与麒麟则是民间喜爱的瑞兽。将这四种吉祥的龙兽放在一起,反映了当年造桥人对太平盛世的向往以及对神示苍生的启示。
在夕阳下,或者在霏霏细雨中,我们看见这些采用圆雕手法的龙头与兽头,均迎着水波流来的方向,傲然地展示着各自的英雄姿态。你看那只脚踏绣球的狮子,收敛了巨大的力量,仿佛要扑出去,却蹲了下来,含笑望着在脚下流过的波浪;那只大象,弯曲着它的长鼻,悠闲地饮水河中,看它大耳下垂一副悠闲的样子,憨厚中又显露出某种不容亵渎的威严;还有那对麒麟,一只嘴衔绶带,一只口吐玉书,它传达了中国人对智慧与尊严的理解。最令人震撼的,是中间的四个龙头,它高拔于群兽,显示出“一览众山小”的至尊地位和“一口吸尽西江水”的无远弗届的威力。最中间的这只龙头顶部,刻了一个王字。可以断言,它是这八只龙兽的首领,只见它的嘴中含了一个大圆石球。据当地人讲,平常,这枚石球卧于口中一动不动,设若洪水暴发,波涛灌进龙嘴,这枚石球就会快速地旋转起来,发出呜呜的响声,远远听起来,像是龙的怒吼。
欣赏龙脑桥的雕塑,不但能够激发我们视觉感官的狂欢,同时感到凝固的音乐渗透到我们的内心。这些雕塑所保留的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至今仍然让我们震撼。
据考证,龙脑桥诞生于大明王朝的洪武时期,即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这段时间内。泸县境内,在历史上曾拥有五百余座龙桥,至今尚有一百四十余座,横跨在各道溪流之上。
在人类的中世纪,在这个远离通邑大都的西南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建造了如此众多的龙桥呢?翻遍史书,均无记载,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二
位于四川盆地南端的泸县,古称江阳。它建县于公元前一三五年,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水经注》说:“江阳县枕带双流,据江、洛会也。”江,指的是长江,洛,指的是长江的支流沱江。两江汇流之后,古人称之为泸水。江之南为阴,江之北为阳。这座古县在长江之北,这是称它为江阳的理由。后来改为泸县的理由则是因为泸水的缘故。
泸县位于云、贵、川、渝要冲,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始终是一个军事要塞。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会在这里驻扎重兵,用以控制“西南诸夷”的造反与骚乱。在今天,泸县属于远离边境的内陆地区。但是,在明代之前,它却始终是控扼西南的前线。这一点,在明代李东阳的《泸县修城碑记》中有明确的记载:
泸为蜀名州。当云、贵要地。南接大坝诸夷,犬牙相入。古者设险守国,王公所同。况边疆之哉域,要害之区,苟非崇墉峭堑固垒深沟,何以控扼险隘。国初建一卫三所,置城池,宿官兵,以控制之。
卫与所,均为明朝的军事建制。一卫约有四千五百名军士,一所约有一千二百人。在李东阳写作此文时的弘治时期,明朝全国人口约有六千万。比当今四川一省的八千万人口还少了两千万。可是,在泸县一地的驻军,却高达八千余人。放一支如此庞大的官军在这里,诚如李东阳所说,因为这里是控扼诸夷的边疆。
古之军事要冲,因为迫于战争的威胁,很难成为文化发达之地。事实上,自西汉建元六年设县以来,一直到北宋,泸县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古迹。其间,在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岁月中,黄河两岸的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已经历了多次宗教的狂欢与艺术的兴盛,为我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不同类型的圣地。无论是飞檐斗拱,还是暮鼓梵钟,是青苍的塔影还是缥缈的风铃,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接近神祗的虔诚和品享生活的智慧。但是,此一时期的泸县,似乎成了一块被艺术遗弃的土地。军事家与艺术家不可能在同一种条件下诞生。布满鹿砦的要塞传出的是号角而非洞箫。这应该是泸县长期沦为艺术荒地的原因。可是,为什么到了明代,泸县却大批涌出龙脑桥这样的石雕艺术的杰作呢?
如果说,在公元五世纪前,中国没有诞生过一件真正的石雕艺术作品,那么,从五世纪开始,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北方的石雕几乎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浪潮。从石窟中的佛像到墓道上的翁仲,我们读到了中国人思想的变迁及对生与死的深思。
在中原的石雕艺术进入休眠的公元十四世纪,以龙桥为代表的泸县石雕却开始进入它的全盛期,它们究竟是土著的居民对中原艺术的摹仿呢?还是中原的石雕工匠们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来到了这里?
三
二〇〇〇年以来,泸县发生了多起古墓盗掘事件,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二〇〇二年的九月,泸县文物局对县内三处已暴露的六座石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八十五件各类精美的石刻。当年,这一考古成果被列为全国二十三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随着深入的普查,文物部门发觉泸县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南宋墓群,从已开掘的十几座南宋墓中,几乎全部都有着精美的石刻。这种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美术界、建筑学界、宗教界等各个方面专家的高度关注。二〇〇五年,泸县宋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翻开一九二八年编纂的《泸县志》,无论是对南宋的墓葬还是对明清的龙桥,均没有作详细的记载。关于宋墓,只记载了两处。一为宋泸南诗老史扶墓,注名墓地为白劳原,已不可考。二为宋杨隐君子墓,在龙溪之南插旗山下。如今已发掘的十几座南宋墓中,并不包括这两座。关于龙桥,则更是完全没有记载。县志中《津梁》条目下,只是简单地记录了泸县境内二十八条溪河上的二百三十七座桥梁,至于这些桥梁的造型与雕刻艺术,却没有只言片语的阐述。甚至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龙脑桥,也仅仅只是记下一个名字,淹没在众多的桥名之中。
在《泸县志》中,我们找不到任何泸县石雕的记载。或许,当时的修志者,并不觉得这些龙桥石雕是国家级的艺术瑰宝,而藏于那么多南宋墓室中的石刻,因为沉埋于地下,更不为修志者所知。
但是,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为何在南宋,泸县会有那么多不为世人所知的规制豪华的墓室呢?墓室中的石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无比丰富的石刻艺术博物馆。
西方学者认为:陵寝雕刻随着中国的强大而兴盛,随着中国的衰落而萎缩。在南宋,尽管中国南北分裂,是民族的萎缩期,但那时的泸县,却是陵寝雕刻的兴盛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造成了泸县的这一奇迹呢?
随着金兵入侵,北宋南渡,中原的士族纷纷逃离故乡,在广大的南方重新寻找定居之地。当时的泸县,一定有不少北方的贵族迁居,他们不但带来了痛苦和忧患,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与精湛的艺术。
生而不能返家,死后在墓室中通过石刻再现故乡的生活,这应该是泸县南宋墓室大量出现的原因。那么,南宋墓室的石刻与明朝龙桥究竟有何关联呢?它们艺术的纽带只有一个字:龙。
四
泸县宋墓石刻丰富多彩,几乎可称之为宋代民俗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灵造像。石刻中的青龙,身段颀长矫健,没有一条龙是蜷缩的,它们尽量舒展壮美的身躯,即便是石刻中的白虎,有不少也是虎头龙身,在幽冥的苍穹中展现雄健的力量。
龙,作为中国人想象出来的一种图腾,既非山林之兽,也不是天空的禽鸟。在远古生民的意识里,龙是世界的主宰,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既能潜藏于深渊,也可翱翔于九天。汉朝之后,国家的统治者开始强化“君权神授”的观点,于是,龙成了皇帝的代称。由此,龙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变得更加神圣。
当北宋南渡,北中国落入大金国的版图,流寓南方的中原贵族目睹山河易主,国土分裂的局面,内心的创痛难以言表。陆游的绝命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所表达的沉痛的希望,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于是,他们开始大量地雕刻龙,以此表达国家正统的皇权能够早日回到中原。这是南宋墓室中龙刻的价值和个性,也应该是它的起因。
关于泸县龙文化的起源,当地人还有另外的说法。泸县的雨坛镇,地处川渝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交通闭塞,水源匮乏。当地农民屡受旱灾折磨,他们经常设坛求雨,求雨最大的仪式就是舞龙。
当地人将常见的舞龙称为龙舞。两个字这么一颠倒,意义就大有区别。舞龙的主体是人,而龙舞的主体是龙。据传说,古时候,有一位姓罗的农民第一次用稻草扎制了一条“草把龙”求雨,当天夜里便大雨倾盆。从此,龙舞引雨便成了雨坛镇的风俗。草把龙易于制作,一般是一至两人手握长约五十厘米的草把龙表演。到后来,草把龙派生出火龙、板凳龙、水龙等样式。罗氏家族也就变成了龙舞的传人。随着简陋的草把龙逐渐被淘汰,人们开始用竹篾编出龙骨,用布料作龙衣,并特别注重龙头的制作,这样使龙的形象更加艺术化。此时,罗氏家族又大胆地将一条龙改为两条龙,分为龙公龙母,并增加两个耍宝者,使龙舞更具神秘性与观赏性。如今,雨坛彩龙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舞也早已脱离了早期的祈雨仪式,成为泸县欢度佳节的一种习俗、一种娱乐。
观赏雨坛彩龙的表演,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舞动的彩龙,它们扭动的身躯,与南宋墓刻中的青龙有某种相似之处:既单纯又曲折,既丰富又简练。在蜿蜒与扭动中,揭示东方的灵性;而彩龙的龙头,与龙脑桥上的龙头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复杂而又浪漫,夸张而又热烈,在昂扬与震慑中,彰显图腾的尊严。那么,南宋墓刻中的青龙与龙脑桥的雕塑以及雨坛彩龙三者之间,存在何种内在的联系呢?
五
据说,泸县的龙舞起源于唐,鼎盛于明清。但是,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认为龙舞的诞生应该与南宋墓刻产生于同一时期。此前,虽然当地的土著居民也普遍尊崇龙的信仰,但是,将之上升为艺术并让这种信仰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联时,则一定要借助外部的力量。由印地安人的舞蹈演变成风靡全球的迪斯科,由丝绸之路的开通导致了敦煌莫高窟的诞生,都是这方面的明证。
在南宋,泸县的龙文化在地下与民间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明王朝初期,随着龙脑桥的建成,泸县的龙文化达到了一个极致。
了解到泸县龙文化发展史后,我们对龙脑桥的建造不会感到突兀。但是,如果我们得出以下的定论,龙脑桥代表了中国十四世纪石雕艺术的高峰。我们仍然不免惊讶,是一种什么样的机缘,使得一批伟大的工匠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精心雕刻出世界的杰作?
龙脑桥的诞生,与北京的明代紫禁城差不多同一时间,龙脑桥可能还要早出二十年左右。可是,将这龙脑桥与故宫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相比,它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显得大气磅礴。
民间艺术与宫廷艺术的分别在于,前者重风俗,后者重风尚。民间艺术率意为之,多有随意性,宫廷艺术精心制作,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典范。龙脑桥的雕刻呈现出某种宫廷艺术的气象。因此,关于它的诞生,由于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一些好事者,便附会了一个传说。
公元一四〇二年,时任燕王的明成祖朱棣率兵打到南京,从侄儿建文皇帝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从此,建文帝下落不明。有人说,建文帝曾避难来到泸县某座寺庙中。至今,在泸县古城近郊的玉蟾山摩崖石刻上,还刻有建文帝的遗像。但是,根据有限的史料分析,建文帝并未到过泸县。作为朱棣一直秘密寻找的要犯,建文帝即使到过泸县,也决不敢露面,民间也决不敢明目张胆地为他修建一座龙桥。
从历史记载来看,龙脑桥在现存的泸县龙桥中修建的年代最早,也保存得最为完整。至今,我们游览基本完好无损的龙脑桥上的龙兽雕刻,从它们的眼、耳、鼻、眉、须、髯、角、甲、翅和流云,无一不精致传神。我们认为,龙脑桥不仅是泸县龙桥的极品,也是泸县龙桥的发端。由于它的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早在清代,就已引起外界的关注。一七七八年,乾隆皇帝曾颁布圣旨:“钦命永宁道泸州城北九曲河龙脑桥予以保护。”
六
虽然有人指出,泸县龙桥主要建于宋、明、清三个朝代,但无论是从典籍还是从实证中,我们都找不到宋代建设的任何龙桥。现存最早龙桥,就是这座龙脑桥了。
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夺取政权之后,元朝的统治者重新回到了蒙古高原。崇拜龙图腾的汉人,几乎以狂欢的姿态迎接朱元璋的登基。在整个南宋,龙是一种寄托;在元朝,龙已潜隐。大明王朝建立之后,龙又重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飞翔。龙脑桥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境况下诞生,它表现出六百多年前中国人的政治情结。
此后,在明代的嘉靖、万历时期,清代的康熙、乾隆、嘉庆时期,泸县一直在建造着龙桥。最盛时有五百余座,这些龙桥最长的有一百余米,最小的龙桥仅长一米左右。
修桥筑路,盛世之举。泸县的龙桥修建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民间。如果不是盛世,地方上的士绅与商人资本充裕,修筑这么多的龙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明万历年间,泸县平滩修建了一座太平桥。一位名叫邓顺的人,为此写了一篇《太平桥记》:
桥去泸百里许,地名平滩。东接荣昌,北连大足。而西南达于泸……
今圣明在上,庙算无遗,抚绥有道。兵气销而丰年兆,妖星坠而泰阶平。故商旅辐辏,贸易交通,聚五方之人,致百物之精。以与泸人共遵坦荡而賚饰文明。然则斯桥之成,非惟一州之利涉,而实以昭国家之泰宁,边陲之静穆……
邓顺的记述,意在告诉世人,一座桥的兴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难则桥毁,国兴则桥兴。
在漫长的岁月里,泸县的龙桥“养在深闺人未识”。进入本世纪之后,它们才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但有很多的旅游者来到这里,泸县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龙桥,寻访龙桥的热心人。像我在泸县探访龙桥时的向导,他的职业本是一名汽车司机,二〇〇四年,他忽然迷上了龙桥,短短五年时间,他几乎踏访了泸县境内的所有龙桥。
走在泸县的大大小小的龙桥上,我们怀念那些已经远去的无名的石雕工匠,他们在偏僻的乡村创造了伟大的艺术,他们是真正的龙的传人。因为他们,石头产生了灵性,艺术浇灌了历史。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