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武时代是中华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和发展的辉煌时期。汉武帝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有着很高的地位。汉武时代也留给后人许多丰富而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古丝绸之路、居延汉简、霍去病墓、巨石群雕等都极具历史、艺术、科学研究和观赏价值。这个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键词： 汉武帝； 汉武时代；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4-0072-05
自汉唐以来，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作者，在研究、著述和创作有关秦汉历史题材的作品时，大都把秦始皇和汉武帝相提并论，合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大雄杰。宋代杰出诗人王十朋曾有“武帝英雄类始皇”的喻语；当代伟人毛泽东更有“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名句。
其实，秦皇、汉武的相同相似之处，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功业方面，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汉武帝是继承和发展了秦始皇的事业；二是腐朽方面，追求长生不老、迷信鬼神，却又预造寿陵、追求厚葬，二者有惊人的相同之处。除此之外，两位大帝的不同点，也可以说汉武帝胜过秦始皇以及前人的地方太多了。
首先，汉武帝在位54年，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他把中国推向一个全面发展、繁荣昌盛的大时代。汉武帝富于创新、勇于进取、敢于开拓，德治与法治并用，仁义与刑罚兼施，追求用人之道，重视人才培育，关于总结经验教训，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为秦汉时期诸位帝王所莫及。同时，汉武帝在进一步统一中国、开边拓疆过程中，果断决策，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古丝绸之路，从而打通了中西方交流的第一个咽喉要道，促进了中西方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外交事业的先河。其次，汉武帝在位时始终坚持兴修水利，其兴修水利数量之多，地域之广，功效之显著，两汉以前无人与之相比，特别是汉武帝能亲临黄河洪患现场，亲自参与并指挥救灾工程，为中国历代皇帝所罕见。
更为重要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推尊儒术，这是他们的根本不同之处。汉武帝以儒家学说为统领和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又不排斥其他有用的学说，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创举。因此，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汉武帝作出了重大贡献。
亲政长达半个世纪的汉武帝，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和辉煌的中华文明历史，奉献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汉武时代”。这个时代留给世界的文明遗产十分丰富而宝贵。
所谓“汉武时代”的文化遗产，是指在汉武帝执政过程中所创新、所改革、所开发、所拓展、所独有的新生事物和事迹，并证明其在当时和后来具有进步意义和历史价值，而现在又存有遗迹可寻。
一、汉武帝对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有贡献
秦始皇“焚书”，其后秦朝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古老而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面临着中断的危险。面对这一形势，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时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并形成制度。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说：“至秦……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武帝）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在《七略》中说：“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皇宫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皇宫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同时，汉中央设置写书之官，把收集来的遗书，抄写工整、妥为收藏、保存。
汉武帝时，不仅中央政府各有关机构在大力搜求遗书，而且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搜求遗书。郡国搜求遗书成绩最大的有以下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間献王刘德，他“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于办法好，保护了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献书所得书皆占文先秦旧书，《周官》（《周礼》）、《尚书》、《仪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伏生所传的《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孔子后人孔安国“悉得其书”，“以今文读之”。这些郡国地方政府所得遗书，都通过种种途径献给了汉中央政府。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搜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这就为古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汉武帝时设置史官，收藏天下书、史书，对史籍的保存和史学发展贡献巨大。《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说，战国后“陵夷衰乱，史官放绝，秦灭先王之典，遗制莫存，至汉武帝，始置太史令，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公，嗣成其志”。《隋书·经籍志二》反复强调了收藏天下计书对史学发展的重要性：“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善恶之事，靡不毕集。……股肱辅弼之臣，扶义俶党之士，皆有记录。”“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记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时设立了专门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所以《史记》虽是司马迁父子个人修的史书，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给创造的。没有汉武帝创造的条件，《史记》是无法写成的。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是非常明显的。如《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真献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真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礼》），汉武帝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合成六篇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