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都长安，到张骞出使西域开创“古丝绸之路”开始，再到唐、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至今，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西安，先后出土和传世的体育文物至少在千余件以上。这里先挑选五类体育项目，包括舞蹈、骑术、狩猎、球类和百戏，给予简略介绍。
舞蹈
古代的舞蹈，既是娱乐活动，又是身体锻炼。在陕西所发现的出土舞蹈文物中，表现出种类繁多、风格多样的特点，其中还有一部分西域舞蹈的图像。
陕北东汉画像石中有数十幅描绘东汉舞蹈的图画，其中以米脂东汉墓出土的“七盘舞蹈图”画像石最为典型，画面分五层，第三层有七盘舞和乐舞（图1）。
西安东郊唐代银青光禄大夫苏思勖墓有一幅《乐舞图》壁画。图中一舞者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脸颊涂淡红色，头戴白尖顶胡帽，帽尖倒垂，身穿圆领长袖胡服，腰束宽带，足穿软靴，右腿弯曲，左足着地，扬眉动目，在绿色毯子上展臂跳舞。图中舞者形象和装饰，与唐代诗人刘言史的“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樽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肩，细氎胡衫双袖小”诗句所描写的颇为相似。舞者应为来自西域的胡人，所跳之舞即当时长安风靡一时的胡腾舞。这幅图画是研究唐代舞蹈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图2）。
礼泉县唐代郑仁泰墓出土了七件一组的彩釉陶乐舞俑，其中舞蹈俑两件。舞者穿丝绸长袖衣，结高髻，以基本相似的动作婆娑起舞，周围有五个乐者在尽力伴奏。整组乐舞俑造型相当生动，充分显示了唐代舞蹈艺术水平的高超（图3）。
骑术
西安出土的骑术文物，在丝路体育文化中别具一格。1963年陕西西安红庙坡出土的“彩绘马术纹铜镜”（图4），现藏西安博物院。铜镜直径27.5厘米，圆形钮座，钮为三轮覆瓦纹，镜背饰红、绿、黑色彩绘。图案分内、外区，内区涂绿色，以云水蔓草衬托，绘制四朵花卉。外区以朱红色为地，绘制车马人物，间以林木花草。专家评价此彩绘铜镜较少见，且除绘有众多车马人物外，还刻绘有出行、骑术和狩猎等绘画题材作为装饰，别具一格，是一件反映西汉马术内容的绝佳体育文物。
唐代，丝路开拓达到了鼎盛时期，受到西域养马事业的影响，唐代十分重视马的驯养，所以，骑术随之获得发展，從丝路起点西安的骑术文物的不断出土来看，更加印证了唐代骑术的发展。
《便桥会盟图》，元代画家陈及之绘，画面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与突厥颉利可汗在长安城西渭河便桥上相会，订立盟约的一场体育表演，其中引人注目的节目要数骑术表演。画面上有胡人表演马背倒立：一人飞马倒立，足蹬一棍，上一人倒立（图5）。
1966年，西安制药厂唐墓中出土了一件“三彩奔腾马俑”。此俑通高38、长52厘米，马作飞腾状，全身赭黄色，间斑纹，鬃尾，蹄均为白色，髻、鞍、鞯均为蓝色。鞍上骑俑为胡俑，发分梳两髻，脸略向右侧视，身微前倾作控缰状。这件文物形神兼备，色彩绚丽，堪为唐三彩遗物中的瑰宝，为海内外仅有的孤品（图6）。
此外，三彩骑术俑在集中反映马匹的健壮和胡人的善骑术之余，似乎另外还告知我们唐代也有赛骆驼活动。我们在这里欣赏一件1959年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陶骆驼载乐俑”，高58、长43厘米，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其造型新颖独特，人物表情丰满，形象逼真，陶艺精湛，为唐代雕塑艺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图7）。至今，新疆诸地仍有赛骆驼之戏。
唐代以后，丝绸之路官道各省区仍盛行骑术活动，如户县贺氏墓出土的元代“灰陶骑骆驼击鼓俑”就印证了这一点。
狩猎
狩猎曾是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统治者以此“教民以战”，锻炼百姓行军、骑射、手搏等军事技能。由西汉开始，狩猎逐渐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活动。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元吉更是“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猎”。
从史书记载来看，西汉盛行狩猎活动，但出土文物反映此活动极少。然而，东汉时期的狩猎活动，在陕北榆林地区出土的东汉墓画像石却反映得淋漓尽致。从米脂绥德东汉墓出土的狩猎画像石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射猎图，有一人、四人射猎图三幅，绥德县出土（图8）；二是骑猎图，有一人、二人、四人、六人骑猎图，绥德县出土（图9）；三是车猎图，有一车、四车、六车车猎图，也是绥德县出土（图10）。
到了唐代，狩猎娱乐性更为突出，其规模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1971年发掘乾县章怀太子墓时，墓道口的东壁上，绘着一幅场面壮观的《狩猎出行图》。画面中，四匹奔马为向导，其后一坐骑手持旗帜紧跟，他的后面左右各有数十旗，中间簇拥着一个圆脸微须的人，他的坐骑高大、通身白色，最后有十多个骑马者和骆驼队、马队紧紧跟随。马上人物均头戴幞头，身穿短袍，腰佩弯弓与箭囊，有的拉狗，有的架鹰，浩浩荡荡地去狩猎（图11）。
在唐代的狩猎出土文物中，还有乾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的两件彩绘陶骑马狩猎俑，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鹰犬出猎图》，西安出土的“狩猎纹高足银杯”等（图12、13、14、15、16）。
比赛。解放后在长安南田王村和临潼关山村等地的唐墓中，还发掘了许多打马球俑（图19）。其中以临潼关山大队唐墓出土的四件马球白陶俑最为生动。这组俑通高7厘米，马头前身，马耳直竖，四蹄凌空飞起，充满了真实感和运动感。打球者均作击球形象，但姿势各不相同，与马的动作配合得十分协调，可谓唐代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图20）。
除上述马球壁画和陶俑外，《便桥会盟图》中还有男女同场打马球的形象（图21）。传世文物中，有《唐明皇击鞠图》和《宁王调马打球图》。
除击鞠外，日本奈良市东大市佛殿的西北正仓院里还保存了一幅唐代《儿童步打球花毡》，说明唐代长安盛行过步打球（图22）。
关于唐代球场设置，除文献记载外，还有两件文物可以证明。如《含光殿球场奠基石》，1956年冬季在大明宫西侧麟德殿遗址西南处发掘出土。这块基石的出土，在全国还是首件，它为研究唐代球类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图23）。再如《唐·华清宫图》中除绘有讲武殿、斗鸡殿、舞马殿等建筑外，还有大小球场各一处。
百戏
从原始社会后期，技巧动作雏形的出现到秦汉时代角抵百戏的繁荣；从隋唐时代杂技的发展到明清时技巧的演进，古代杂技尤其是汉以后的动作，为现代技巧运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是现代技巧运动的源头。
西汉《漆奁杂技图》出土于咸阳市马跑泉，大漆奁（墓主人随葬的梳妆镜匣）周围，除绘有狩猎图像外还绘有造型优美的杂技图。斗兽石雕，兴平茂陵霍去病墓旁出土，该石刻反映西汉时期的人与兽斗形象，现仍陈列在茂陵博物馆里（图24）。
东汉时期，西安的杂技文物主要反映在陕北东汉画像石中。绥德县东汉墓有一块杂技图石刻，画面中有一贵族坐着观看杂技表演。其中二人一作蹴鞠戏，两侧各一人披长发，作舞蹈状。左侧二人作击剑表演。该图内容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生活的情况，它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的杂技艺术，是一幅写实性极强的民间风俗画（图25）。
唐代百戏获得飞速发展，反映丝路体育文化中的杂技内容文物，当推西安出土的“黑人杂技陶俑”，此俑高27.2厘米，卷发，着圆领窄袖衣，左肩斜挎佩带，右臂上扬屈肘，似握一物（已失），右臂弯曲握拳，穿短裤，赤足，即兴表演。
丝路起点西安出土的体育文物，除上述五类外，还出土和传世了不少其他体育内容的文物，诸如东汉的击剑、六博、投壶；南北朝的相扑、武艺；唐代的围棋、游戏、沐浴和宋代的围棋、荡舟；元代的《全真开教秘语碑》（记述养生）等（图26-28）。
出现在西安周围地区的体育文物可谓丰富多彩，这些文物的出土、研究与传世必将对丝路体育文化研究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是研究丝路体育文化交融不可缺少、生动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出土的不少体育文物填补了历代史书记述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的空缺，对今后“一带一路”体育文化研究和全面分析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