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铸造说及镌刻说新论

摘要:《古今图书集成》是成书于雍正年间的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该书在中国铜活字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清代后期开始,对于清代内府铜活字究竟是刻的还是铸的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下,直至今日也没有一个明确地定论。本文根据清代内府铜活字制作究竟是镌刻还是铸造的论据,进行辩谬得出清代内府用于《古今图书集成》印制的铜活字主要是为镌刻而成,铸造只是制作铜子的第一个基本步骤。

关键词: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铸造;镌刻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铜活字的制作过程不甚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铜活字制作工艺最开始的描述已经模糊不清,或张冠李戴,或断章取义,或道听途说,都没有真正地梳理和考据我们已知的论据,使得一些存在漏洞的论据还为人使用。当然,出现争议的首要原因,就是在帝制时代是不会有人去真正记载关于工匠之活计的,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匠人虽然不是最低等的人,也断然不会受到特殊关注的,所以典籍中的记录也只是只言片语,一笔带过。再则,刻书匠人也未必都是识字的,作为一门手艺、一门营生,他只需要能够熟练的使用刻刀,按照既定的方法就可以完成工作,具体刻什么内容,或者具体的字他不需要知道,也不见得知道。

事实上,铜活字的制作既包含着刻的环节,也包含着铸的环节,二者在铜活字制作中哪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才是铜活字制作可以归属的范围。因为并没有对于铜活字制作过程的实际记录,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秉持着“铸造说”的学者将刻定义为刻范,铸造才为最后关键环节;秉持着“镌刻说”的学者将铸定义为铸造铜活子,之后直接在铜活子上刻字,所以刻才是制作成铜活字的关键。其实,这两个说法都是片面的取了制作铜活字的一部分,现找到铜活字制作的流程的一份记录。

清代刻书家林春祺从18岁起用了二十一年的时间,花费白银二十万两,于道光二十六年完成正楷体大小铜活字四十多万个,在其传世的《音论》书名反面有“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字样。卷首有一篇《铜板叙》,说明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是一篇珍贵文献。这篇《铜板叙》言简意赅的说明了林氏制造铜活字的原因和经过,林氏历时二十年,斥资二十万两银子,制成了铜字四十余个。在他自己说明铜活字制作过程中,他说了“无力刻板”、“然举世刻之者”、“捐赀兴工镌刻”,他所使用的的动词都是“刻”而非“铸”,这说明林氏的铜活字是镌刻而成。放之于林氏所处的清代道光年间,这说明在清朝,铜板、铜活字均为镌刻是主流。

刻字说的主要依据应来自于清代内府的记录。

据《大清会典》记载:“武英殿库作专司铜字,铜盘及摆列等事雇摆字人,每月每人工银三两五钱,刻铜字人,每字工银二分五厘”[1]。《大清会典》中记录为“刻铜字人”说明最后使用的铜活字为镌刻的,其上之字为工人一个一个刻成。

清乾隆三十八年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中记载:“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刻铜字为活版,排印藏功贮之武英殿。”[2]于皇帝而言,最重要的便是最后成书,具体铜活字的制作其实也当然是一笔带过的,所以无心之话反而最能说出事实,作为皇帝他可以清楚地知道铜活字的制作以及使用,不需要道听途书,乾隆皇帝在记述这一事件时明确地使用了“刻”一字,可想而知制作环节最为重要的当是镌刻了。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内务府慎刑司参奏将管理武英殿御书处官永忠等治罪,这桩案件涉及了内府铜活字的诸多重要史实:“查武英殿奏销档内,有雍正十一年奏明,贮库有字铜子一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个,无字铜子十八万八千四百四个”[3]。这则档案实际上解决了铜活字是刻還是铸的问题。首先,内府铜活字分有字的和无字的,有字的就是我们在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时使用的,那无字的呢?无字的自然就是所谓的备用件,首先是备用刻冷僻字,其次如果原用铜活字出现了磨损、损坏、丢失、错字,那只需要拿出无字铜子,再由刻字工匠重新镌刻。如果非要说是铸造的这就说不通了,留有铸好规格的铜子还不如留够成堆数量的纯铜方便,更可以节省开支。除此之外,内府并未发现字模或者母字。铸造铜活字,是需要先制范的,现在并未发现范的留存,留有范也是之后出现其他问题再铸造字的捷径。只留有无字铜子便说明了铜活字是先铸造成统一规格的铜子,以便后来刻普通字和生僻字以及磨损备用的,然后再由工匠在无字的铜子上镌刻出文字。

今人产生疑惑最为重要的受到各种资料的影响,且不说近代以来一些著作中对于铜活字制作的工艺众说纷纭,就连清代后期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我认为资料的来源越接近于铜活字制作和毁掉的时代,记录者有机会接触到内府刻书机构,这些资料的可信度才越高,所以上文中的《大清会典》、乾隆帝和内务府档案可以说是最为接近事实真相的。

铸字说历来被引用的依据首先就是清代吴长元在《宸垣识略》中云“活字版向系铜铸,为印《古今图书集成》而设。”[4]清代吴长元是何许人也?吴长元约公元1770年前后在世,字太初,浙江仁和人。在他生卒年均不详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约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前后在世。而《古今图书集成》是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设立铜字馆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初准备印刷的,雍正6年(1728年)《古今图书集成》印制完成,乾隆十年(1745年)铜活字销毁。吴长元根据推测大约是乾隆年间之人,没有他入仕清廷的记载,他以一介布衣,因何缘由见到内府铜活字呢?他这一结论的提出是获取了什么关键材料吗?如果要用吴长元作品中的观点作为铸字说的依据,那就要先考证吴长元其人和他说法的真实性,但是我们现在引用吴长元的作者们并没有考证和解释这些关键问题,只是因为吴长元文中有“铜铸”一词就大用特用,未免有失偏颇,这是不能作为有力依据。

其二,清代龚显曾在《亦园脞牍》中云“康熙中武英殿活字版范铜为之。”[5]龚显曾,清道光二十一年生人,祖籍晋江县,出身书香世家,祖父龚维琳,号春溪,授翰林编修。可以说他发表这篇言论时,铜活字也毁去快一个世纪了,期间已经出现了铸字之说来混淆视听,龚显曾是否被误导也无从知晓。他的祖父也只是留下了虽为翰林编修,但却是清朝道光丙戌(1826年)进士,他到底从何知晓铜活字为铸造而非镌刻的,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这依据的真实性。

最后,铸字说的倡导者最为著名的就是潘吉星先生,但是,他在《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中的一些观点还是难以说服我。他首先提到“就清代而言,铸字技术已在中国有年以上持续不断的发展史,己趋于更加完美与成熟,怎么能想象会突然发生技术大倒退,不用铸造,反而以手逐个刻成这是违反技术发展规律的。”[6]但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开始普遍使用。宋代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全面普及的时代。内府刻书因缘际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清代继承明朝的基础上更是突飞猛进,刻书的各个方面都非前人所能望其项背的。纵使中国从商周时期就铸造青铜器,冶炼铸造技术一直很高超,但也不能说就没有刻字的出现,刻字一直是主流趋势,反而铸字才是支流,这里说的技术大倒退未免不太合适。

其二,他写道“即令乾隆皇帝说‘刻铜活字为活版’,也改变不了铸活字为活版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只有木活字是逐个手刻的,木质材料易于下刀并制成同一规格。将几十万铜活字逐个手刻,既难操作,又费时间,从技术经济角度观之,是行不通的。”[7]他这句话有几点是存在漏洞的,第一“只有木活字是逐个手刻的”,但据中国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载,泥活字为庆历年间平民毕升所发明。方法是用胶泥刻字,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成功,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这说明活字印刷从诞生的开始就是刻字的,这不仅反驳了潘吉星“只有木活字是逐个手刻的”论断,还从源流上证实了刻字的传统。第二,铜活字逐个雕刻难以操作和浪费时间,根据我对篆刻浅显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人刻章的角度思考,每一个铜活字就像是一方方小印章,我们在刻印章的时候固定好石料后,按照相同笔画进行雕刻,例如我们均按竖来雕刻,那么所有的竖刻完后,转90度横也变成了竖,继续进行竖的雕刻,撇捺更是转45度就可以了,只不过在小细节上略有差异,但是并不难以操作,反而可能更节省时间。

其三,潘先生认为“所用相同的字出现频率大,不可能以一个字模一次铸出,不能指望以多个字模几次铸出的同一字体结体都完全相同。朝鲜铜活字皆铸造,但每一部书中同样的字也并非个个一样,铸后修整也使笔画变异。拉丁文字母字形简单,在欧洲早期印本中也会在同一书内看到同一字母结体上的变异。难道能因此说它们是手刻的吗?”[8]首先,翁连溪先生在《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中就已经反驳了,他认为“从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字迹观察,与韩国铜活字印本及其它铸本相较(韩国铜活字为铸造),清内府铜活字印本,字体规整,墨色鲜丽,笔锋尖锐,如刀刻所出的效果,全书文字无一例外;而铸造的活字,虽然经过打磨修整,但有些文字笔画迟钝,立体感差。”[9]铸造和镌刻的铜活字不仅仅是各个字一模一样的差别,更是整体风格的差别。其次,我觉得潘先生将内府刻字和朝鲜、拉丁文字母的雕刻之比较是荒唐的。首先,拿中国的铜活字和朝鲜的铜活字比,按照潘先生的意思,朝鲜此时作为中国的附属国,理所当然一切都是学中国的了,朝鲜自身不存在任何的创新,那么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是否就因该是各个领域领先附属国的我们暂且不论,就算是这样的,那中国当时的铜活字铸造应该是十分精美的,是不是精美的就不是铸造了呢?拉丁文字母和汉字书写当然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横、竖、撇、捺、点、折,而拉丁文字母可是有圆润的笔画的,是不能保证每个弧线都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横竖不能保证长短和笔直吗?且不说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横换个角度也是竖的雕刻方法。

以上为笔者对于清代内府铜活字制作时铸造还是镌刻的一些新思考,在前人的争论和分歧的基础上得出来了一个汇总两家的结论,虽然众说纷纭,但是笔者認为两家观点综合起来便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步骤,可能更为完整和妥帖。

参考文献:

[1]昆冈,等.大清会典 .1976 年依据清光绪二十五年原刻本景印,1199卷第19046页.

[2]《题武英殿聚珍板十韵》.清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八年武英殿活字印本.

[3]内务府慎刑司.奏为将管理武英殿御书处官永忠等治罪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卷号:05-0128 档号:05-0128-070.

[4]吴长元.宸垣识略 .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3,第 55 页 .

[5]龚显曾.亦园脞牍.诵芬堂木活字本,1878,卷一.

[6]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3.

[7]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5-96.

[8]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5-96.

[9]翁连溪.谈清代内府的铜活字印书[M].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