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的故事

笃信至少三个车轮才能撑起一辆车子的人,不可能发明自行车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新大陆发现以前,印第安人在封闭发展的历史中,始终没能发明车轮。有人说,这是因为美洲大陆山路崎岖,丛林密布,车子派不上用场;也有人说,那是他们缺乏牵引的家畜,车子无法尽其材用。既然无车,也就无所谓车轮。

不过更多的人认为,真实原因可能更加简单。那是因为印第安人认为步行、水运、背扛肩挑的方式,已然足够有效,交通方式的改进,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既然社会无需求,车轮也就无从诞生。

现代人观看良渚文化的玉琮,通常会感叹良渚玉器的鬼斧神工,尤其是玉琮“神徽”的细致雕刻,在金属工具诞生之前,史前先民竟有如此表现,简直神乎其技。

其实,以人类潜能之大,只要具备强大的信念,长久的训练,足够的韧劲,又不违背自然规律,在建筑、技能、器用方面,人类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只要参观埃及金字塔、罗马竞技场,看看杂技演员行走于钢丝之上如履平地一般,就能感悟一二。

良渚先民可能认为,玉琮的“神徽”图案很重要,关乎他们共同的信仰、族群的团结,乃至决定他们的存亡,在玉器上细致表现神徽的形象,有其巨大的必要性。于是,全社会最充足的财力、智力,高明的工艺,均倾注于此,从而造就匪夷所思的良渚玉器。而同时期的石锛、石斧、石矛,则未表现得十分先进,至少比更早期的崧泽文化进步并不明显。也许是良渚人认为诸如伐木、松土之类的石器,稍加打磨即可,并无十分精工的必要。一个能够创造辉煌玉器的文化,当然有能力將石器琢磨得更加锋利,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话题回到车轮上。

早在商代,中国已能制造战车、运输车了。当然,西亚、北非地区的车子,其出现比中国早很多。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车子和车轮是西来的,“文化传播论”者的说法有其合理性,但也并非无懈可击,野外滚动的鹅卵石,织机上飞转的纺轮,随时给人以创造的灵感。假如人们有迫切的改善交通的意愿,也有可能独立发明车轮,而无需外求。

如车轮之类,并不依赖特殊的材质、复杂的技术、巨大的花费,独立起源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这不是片面夸大社会需求的重要性,《封神演义》中固然有顺风耳、千里眼,但一个封闭的文化,却不可能诞生电话机或电视机。

可问题是,简单的车轮,与复杂的电视机、电话机毕竟不同,它的出现无需长期的知识积累,就像陶器、墨水、筷子一样,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个天才人物的灵光乍现而诞生。

对载人的车子而言,舒适与速度,是刚性需求。长期以来,人们的材料、技术不足以发明气胎车轮。追求舒适,只好在道路的平整上下功夫。据说,宋室南渡,南方城市的路面,颠簸湿滑,坐车不舒服,达官贵人纷纷改坐了轿子。在展示舒适性与威严性方面,人力轿子显然更加恰当,只是科技含量,仿佛一夜又退回到了商代以前。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汉代到清朝,车轮都没有本质的改变。至于速度,最快的车子也跑不过轻装上阵的骏马,人们对车速最大胆的想象,就是所谓“天马行空”,约与“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赤兔马相当。

在绝大多数的文化里,充气轮胎不会出现,机动车更不会出现。但是,有的文化不同,发明蒸汽车,又发明机动车,后来又有F1,速度太快了,几圈下来,轮胎就报废,又要换新的,真麻烦,不过请放心,他们的文化中一定会出现更耐用的轮胎,无需等待太久。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笃信至少三个车轮才能撑起一辆车子的人,不可能发明自行车。有个愚蠢的问题,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孰更重要?答案当然是两个都重要。然而,这样的回答依然缺乏想象力,杂技演员就能轻松驾驭独轮车。

车轮的故事,坐实一句话,“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这太像诗人的口气,翻译成老百姓的口语,就是:只有想得到,才能办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