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小六·漆雕开·赵恬田
《旅途杂记·伏小六、伏小八》：“中国的造像人大都无姓名可查。值得庆幸的是大足石刻有一些石壁上刻下了造像的匠师的姓名。他们大都姓伏。他们的名字是卑微的：伏小六、伏小八……他们的事迹都无可考了，然而中国美术史上无疑地将会写出这样一篇，题目是：《伏小六、伏小八》。”
至今尚未到过大足石刻景区，但好感陡增，以致神往。
忽视“人”的存在，不知怎么成了一个惯性。回望历史，匆匆掠过，竟然是由“无名氏”串联起来的。
因而，见着对“人”这般敬重，就按捺不住。
在西安的博物馆，一块砖上刻印着“官匠杨志”。这个让我印象深刻，兴致浓郁，直至写下这么几段文字才罢休——
“一块砖上说华年，听取赞声一片。”
西安有一方砖，稳稳地躺在柜子里，供人观瞻。
它来自大明宫遗址，这就已经够厚的了，让迷恋盛唐华章的人士喝上一壶。它更是狂狷，上边镌刻着“官匠杨志”的字样。
实名制。就像现今下馆子，有些饭店在餐盘上也标注厨师的名姓：“×号厨师××为您服务。”
都是为了溯源。
“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托红缨；穿一领白缎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条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开胸脯，带着抓角儿软头巾，挺手中朴刀……”《水浒传》第十二回刚开张，林冲细细打量的这条汉子也叫杨志，青面兽。
一个唐朝现实人物，一个明朝作家塑造的宋时人物，是否有一些隐秘的关联？
唐时的杨志，衣着、行囊自然与宋时有所区分。但身为工匠，会不会偶尔也这般豪迈、洒脱一把？酷热难耐，砖型设计方案卡壳了，会不会也“坦开胸脯”，发一通盛气牢骚？
然，你是“官匠”，在体制内，是有身份的人。这么说来，言行是不是有一套严密的规范与框定？
目下，“大国工匠”是个热词。“劳动的手”亦可缔造神话，人所敬仰。
真正的匠人在将自己精心打磨的产品脱手的那一刹那，愿意饱含情愫地将之端详，耳朵大张，倾下身来，聆听产品的“哭泣声”。
官匠杨志，你有没有像善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摩挲过这方砖？
哈雷戴维森工厂的装配工总是欢喜地对孩子们说：“街上那些漂亮的摩托车上都有我的签名。”说话间，豪气堆满脸庞。
你是否也手向大明宫，跟自己的孩子说，“彼有吾之名。汝当勉力，承吾衣钵，至要。切切”？
似乎有些莽撞，这方砖参与了你的人生，留下一串串谜，供后来人释读。
一块砖，因了刻上人的名字，而成了一块历史的砖、文化的砖、令后人欲罢不能的砖。
细读《论语》可见，谁向孔子发问了，孔子跟谁说话了，谁怎么想的，谁干了啥，都是实名制，一一对应，不含糊。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张问崇德辨惑。”“子夏问孝。”“子使漆雕开仕。”“孺悲欲见孔子。”“宰予昼寝。”“季康子患盗。”……
《宪问篇·第四十四》：“阙党童子将命。”倒是没有明确这个“童子”的名与姓，不过还是尽力给出信息，这个童子是从“阙党”来的。
但是，在有着“现代性”的当下，“人”的名字时常处于遗失状态。
君不见，报纸上还是这么写着的：“北京市民说……”图片说明八九不离十是这样的：“一位游客在天坛祈年殿前自拍留影。”电视荧屏上一個人在接受采访，说着对新上映电影的观后感，聊得正欢，字幕却是两个冰冷的字：“观众”。
为什么不留下他们的名字？——当然，有个前提，即事先要征得同意，不可侵犯人家的隐私。
1993年12月23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写下过一则值班日记：
现在有些发奖会的报道，新闻主体成了领导人，如今天一版报眼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评选揭晓，18位受奖的科学家一个名字都没有，只登了领导人的名单。后来夜班费了很大力气与地矿部联系，请他们电传来了名单，才补充上去。这个问题请各部注意，今后写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劳动模范等等受接见、受奖励，一定要以他们为新闻主体，要有他们的名字。
谨记教诲，并力行之。
2010年8月8日，我到中国美术馆采访“锦绣海西——福建当代美术（晋京）大展”开幕式。当时想通过图片新闻的方式加以报道。不过，展览现场是很混乱的，抓拍好的场景不太容易。只能说边走边瞧，等待时机。几轮逛荡下来，无甚收获。
恰好，一个小姑娘，正在跟名为“亲爱的孩子”的一组铜像比身高，背景也干净、利索。难得！赶紧按下快门，抓住这个瞬间。
我当即跟小姑娘的家人说明情况，告知我是记者，拍了这么个照片。可能会在报纸上登出来。如果愿意，请告知小姑娘的名字，到时写在报纸上。能留下手机号码更好，如果刊出了可以邮寄样报，算一个纪念。
家人稍事迟疑，还是同意了。她叫赵恬田，当时就读于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铁路第四小学，一年级学生。一位女士留下了手机号，看得出，目光里还残留着异样的成分。
第二天，这则图片新闻刊出了，题目是《欲与“铜娃”试比高》，不仅标出了小姑娘的名字，还把铜像创作者蒋志强的名字一并署上。
跟小姑娘的家人取得联系，得到是一连串的“是吗？”“不会吧？”“真的呀？”
收到样报，这位女士发来短信，内容大致是：非常感谢！我是她的姑姑，在北京的大唐公司上班，暑期领着她出来旅游。没想到还上了报纸。相信这是她一辈子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作为姑姑也为她感到开心。
那时，入职4年，正在步入倦怠期的当口，我却深深体验到作为一名记者小小的荣光。
稠李·美国·裹脚肉
《昆明菜·牛肉》，汪曾祺发现，很多地儿卖舌头都讳言“舌”字，无锡的叫“赚头”，广东饭馆把牛舌叫“牛删”。为啥？因为“舌”跟“蚀”读起来相近，换个说法，“讨个吉利”。
在名称上赚个好彩头，国人历来乐意为之。
黑龙江伊春是林都，植物王国。在这里转个几天，满目的树木、花草。在桃山园区偶遇“稠李”时，定眼看，树皮毛糙糙的，斑斑点点，不顺滑不流畅，好像人在说话，期期艾艾，磕磕绊绊。靠近，一股浓郁的异味冲了过来，感觉在兀自兴奋地吐纳某类化学物质。
从标示牌上得知其俗称是“臭李子”。按说，这个俗称直接、带劲，毛茸茸的，接地气儿，描述的是事实，又过于写实了，多少含有不敬之意，一点儿也不艺术。人家好好的一棵树，不过是面相上稍微弱一点，气味上有点儿特殊，也不至于扣上一顶那么不雅的帽子，盖棺定论。于是可能搬来字典、词典，一番斟酌比对，最终圈定了“稠”字。“稠”，多、密、浓，富足而饱满，是一个向上的词。
《胡同文化》，汪曾祺说，北京原来有大哑巴胡同、王寡妇胡同，后来都演变成了大雅宝胡同、王广福胡同。这一改，就升格了。
例子还有不少。我老家江西九江，鄱阳湖“腹地”有个棠荫岛。有个说法，这里是鄱阳湖的“肚脐眼”，水文数据对于把脉全流域水势而言至关重要。
为啥叫棠荫？当地“老表”说，这里曾经是无名岛，四面环湖，是渔村，有个腌鱼场，气味远播，惹得一群群苍蝇投奔而来，煞是可观。有人戏谑说这成了“苍蝇岛”。后来要给这个岛取个正式的书面名字，就比较慎重了。敲定的这个“棠荫”，用当地的方言说，跟“苍蝇”是谐音，保留了原初的特色与质感，但又拐了个弯，尽管“棠荫”二字并置在一起不承担具体意义，但依然有着柔和、温顺、美好的寓意。
再说外国国名的中文译名。“英国”为什么不译作“阴国”？“美国”为什么不译作“霉国”？“德国”为什么不译作“歹国”？“意大利”为什么不译作“疫大利”？
2011年1月24日的《文艺报》上，翻译家屠岸给出了解释：
有人说中国人自称“中国”，表示自己是坐镇在世界中央的天朝，说明中国人的自傲或自尊。但从国名的中文译名来看，中国人对别国却充满了善意与尊重。汉字有言，有义。译名中的汉字固然是译音，却又表达一种意义。……中国人要从同音字中选出具有最美好含义的字来命名这些国家。用什么字呢？用“英雄”的“英”、“美丽”的“美”、“道德”的“德”、“仁爱”的“爱”、“法理”的“法”、“义勇”的“义”、“芬芳”的“芬”、“祥瑞”的“瑞”、
“明智”的“智”、“康泰”的“泰”……如此等等。即便“巴西”、“埃及”、“俄罗斯”、“印度”等，也都是用中性汉字，而一概摒除那些不吉利的或带有贬义的汉字。中国人为自己或为下一代下二代取名，不是也要选用美好的或具有某种深意的字眼吗？外国，比如英国，用英文译别国的国名，只用音译，译名中不含有褒贬意义。从中国人译的外國国名，也可看出中国人对外国的善意，对人类的善意，对世界大家庭的美好愿望。
不管面对什么，都抱着温暖、正向的好意，这是一种文化姿态。
当然，也有不着调的。提出了问题，没有解决好问题，“好意”撒地上了。
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产有白肉，长条，薄片，《李庄镇志》记载：“好的刀工手可将1千克猪肉切成长20厘米、宽15厘米、厚1毫米一2毫米的肉片50余片。”之前这道特产唤名“李庄蒜泥裹脚肉”，这么叫，是有传说故事奠基了。后来文人介入，觉得如此美味佳肴，叫起来这么“不中听”，很是遗憾，“不免摇头感叹道：欠雅，欠雅”。
文人“沉吟片刻”，讲了一堆道理，拍板说，干脆叫“李庄蒜泥刀工白肉”吧。
依我看，还不如“裹脚肉”有意味。
穷讲究，瞎讲究，不如不讲究。
时代也不同了，现在是“审美”“审丑”一把抓。
还是四川，出产一种休闲食品，就叫“狗屎糖”，据说销量不错。
算来算去一般儿多·莫道会馆地面小·鄱湖受灾半边天
《浅处见才——谈写唱词》，汪曾祺说他在张家口遇见过一个说话押韵的人。这个人冬天把每天三顿饭改成了一天吃两顿。汪曾祺问：“改了？”得到的答复是：
三顿饭一顿吃两碗，
两顿饭一顿吃三碗，
算来算去一般儿多，
就是少抓一遍儿锅。
汪曾祺发现，这个人的语言除了押韵，还富于节奏感，“‘算来算去一般儿多’，如果改成‘算起来一般多’，就失去了节奏，同时也就失去了情趣——失去了幽默感”。
打油诗自有风韵。
翻读《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中国卷》，收录莫言的《与校友漫谈》。莫言自我评估，如果说自己有什么长项的话，就是喜欢写打油诗。他给一个笔名为“彦火”的朋友的会馆写字，计划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落笔却写成了“星星之花”。于是就将错就错：
星星之花原上开
引得凤蝶联袂来
莫道会馆地面小
高朋满座皆贤才
当时莫言展望，将来可以以写打油诗为主，没准儿过两年出本打油诗集。
他追溯，自己之所以拥有这项才华，要感谢父老乡亲，“在农村，很多农民都有这个才能。我们村子里面有很多一字不识的人，却能出口成章，字字押韵。从小就跟他们在一起，受了影响”。
我在老家也遇见这么一位。八十多岁，无儿无女，吃低保，算是“拾荒老人”，喜欢编顺口溜，用他的话说是“表上一表”。他的姓名中有个“爱”字，大家按照当地习惯喊他“爱爹”。
1998年，江西九江是洪水重灾区。“爱爹”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表上一表”：
九八洪水超百年.
鄱湖受灾半边天。
住的房屋都倒塌，
没有饭吃没衣穿。
水无情来人有情，
遭的损失数不清。
各项物资般般有，
送到灾民的手中。
国家政府言在先，
移民建镇来搬迁。
各行各业节省钱，
每户一万五千元。
老人家始终在状态，村里修路了，乡里的小学盖新楼了，乡里的企业效益好了，他都要说上几句。有时还要自谦一下，说自己不过是“粗言粗语说一篇”。
如此这般，我不跟着凑个热闹就不好玩了——
是花不香色也欢，
是人自有八两才。
高手就在村头住，
脑袋快些低下来。
这不是虚话，常言道：“成熟稻穗多低头。”
《红楼梦》·《战舰波将金》·姜文
《未尽才——故人偶记》，汪曾祺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名叫朱南铣，专事研究《红楼梦》的。说他把关于《红楼梦》的见解随手记在一些烟盒上，有心人根据烟盒上的片言只语，洋洋洒洒，伸展开来，结果写就了很重要的论文。
隐约记得早些年看到过这么一个说法：经典的一棵草，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具体到底怎么说的？翻箱倒柜，几番苦寻，屡次试错，抓耳挠腮……豁然开朗。
是导演姜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的，具体日期是2003年5月17日，当时他的身份是戛纳电影节评委：
有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没有往这方面想的。实际上很多商业片是用了经典片中的某个元素放大出来做成的。爱森斯坦在《战舰波将金》里面的阶梯，就被用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商业片《铁面無私》中。伯格曼片子中的很多东西，也被放大出来做成商业片。黑泽明的故事则干脆被好莱坞买去翻拍成商业片。所以我觉得，谁是商业片的营养、元素和母亲？是经典电影。我想斯皮尔伯格也清楚，美国大的制片商也都很明白这个，所以奥斯卡需要做门面的时候，会把终身成就奖给费里尼啊、黑泽明啊，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占领过那么大的市场。但是好莱坞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大师的精神，没有他们一只大螃蟹的一只爪拿来给他们拍，商业片也很难拍得好。没有这个螃蟹就没有这个爪。经典影片随便拔根毛摘棵草，就能做商业电影一大锅汤。但就像酒似的，特别浓的酒，能喝的毕竟是少数，但你不能说这杯好酒没有这瓶水的销量大，没有可乐的销量大。这个酒拿一点甚至一滴，可以调成各种软饮料，但这个酒毕竟是酒，值得人们几十年当神话去说。这一点上可乐没有这种资格，但它的市场是任何好酒也比不过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刚刚接触到这些，就说：什么好酒啊？你能卖得过这杯水吗？这就好像偷换了主题了。
不得不说姜文是个厉害角色。就这么叨咕着，道出的却是经典价值的永恒性、辐射力，以及内在的运行轨迹。
汪曾祺的文字，似乎也可以这样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