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在归途中，墨子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对此也没有抱怨和解释。
墨子的行为无不体现着侠的最高境界。韩非把儒、侠放到一起，又把儒、墨放在一起，不仅因为儒与侠在行为本质上常有相似，而且墨与侠也颇有关系。墨家热衷于利他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讲究兼爱、重义轻利及绝对的忠诚，这些主张和特点都与游侠相类似。
因此，学术界持游侠起于墨家说者大有人在。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墨家可分为兼爱、游侠、名理三派，分别偏重于道德、行为、学术，而汉初的大侠“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今人吕思勉所著的《先秦学术思想概论》中也说：“墨之徒党多为侠，多‘以武犯禁’，为时主之所忌。”
侠出乱世说
柳亚子先生有诗曰：“乱世天教重侠游。”侠的产生实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形势相关。
自周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君臣上下等级名分遭到破坏。王室衰弱，政归诸侯，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了春秋初年，已经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战国时期，更是“合纵连横，力政争强”，列国纷争、相互兼并。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致使一些为人臣者僭越职守，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徒，借以另构个人权威。战国时期各国贵族竞相养士，典型如战国四公子，他们盛养门客对游侠的兴起有推助之功。
另一方面，春秋后期，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社会结构尤其是宗族血缘关系的日趋松动，西周时期的社会局面彻底改变，士阶层应运而生。战国时期，尚武的风气比较兴盛。在尚武风气的浸染下，士阶层出现了文士和武士的分化，尤其是后者，其行亦“不轨于正义”，又特别讲求“士为知己者死”。于是在一片混乱中才有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现象。
乱法犯禁，实在是因为“法”可“乱”而“禁”可“犯”。这样看来，乱世之中侠客的产生也是非常自然的。可见，侠起于春秋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