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岛村三郎，曾任伪满三江省警务厅特高课长兼地方保安局理事官、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和一等荐任官等职，对我国人民犯下过严重的罪行，是一名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一九五○年七月以后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岛村三郎在我国的政策威力和感召下，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一九五六年七月我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被提前释放回国。回国后，曾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被我释放归国的战犯组织)会长、日中友协理事等职，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工作。
本文译者金源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
一
周围已经黑得看不见了，隔岸的万家灯火，象宝石般地闪闪发光。我们换乘上几辆大轿汽车，驶进了一座没有灯火、漆黑如墨的高大的砖砌院墙里。我们在面熟的看守员引导下，登上了灯光昏暗的楼梯，被带进面积为三米见方的小房间里。
靠窗户那边，装有极为牢固的铁网。隔着一米半宽的走廊，才能透过玻璃窗遥望星空。监房的一隅，砌有高二十厘米、宽六十厘米的水泥台。台上是有冲水装置的厕所。在以后的两年中，这里既是我们的洗衣间，又是我们的洗脸间。一拧就流出水来的自来水，也就是我们的饮用水。
监房两侧的墙壁上，残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血书的遗迹。靠近房门的厕所旁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粗劣的墨笔画：一名中国士兵挥舞着大砍刀，瞄准日本兵的脖子。
“这里可能是松花江江岸……”
一种恐怖感，似乎是不祥之兆，顿时涌上我的心头。
次日下午三时到室外活动时，我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关押我们的监房是用清一色的灰砖砌成的旧式二层楼房，整座楼房呈□形，构成一个狭长的院子。另一面砌有高高的砖墙，墙上插满了碎玻璃片。高墙的前面有一个大烟囱在寒冷的天空中高耸着。烟囱上写着“哈尔滨面粉厂”几个大字。
一霎时我完全明白了，不祥之兆已经变成了事实。一点也不错，这座楼房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秘密机关——保安局在哈尔滨设立的秘密收容所。迄今我始终坚信，唯有这个秘密收容所的内幕是任何人也无从知晓的。在保安局里从事所谓反间谍工作与谍报工作的秘密警察，以至到勤杂人员，配备的都是日本人，这是因为害怕中国人泄露秘密。当然，最基层的组织也利用中国人当密探，但他们只能同那些以商人、职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的日籍指挥者接触和联系，既不知道有这个收容所，也不允许他们接近这个地方。
在整个伪满，各省都设有这样的秘密收容所，而且都挂着好听的招牌，诸如三江省①的“三岛化学研究所”、龙江省②的“满蒙资源开发公司”等等。而哈尔滨的这座秘密收容所，挂的是“第二松花塾”的招牌。
滨江省③的地方保安局，也就是我工作过的中央保安局的下属机关，在日本投降半年前，还进行了大逮捕，大约有十多人被押在这个收容所里。保安局的主要官员不分昼夜地对被捕人员逐个进行刑讯拷问，诸如：坐电椅、灌凉水、用烧红的铁棍烙身体，裸体穿上用厚纸做的衣服，点火烧得惨叫等等，使用凡是能够想出来的一切残酷手段进行拷打。为了保守我们这个组织的秘密，审讯结束后，如果再也没有用处，不论供词是逼供下的胡言乱语，还是当初错捕的无辜者，都一个不留地在收容所内处死。
在哈尔滨这个收容所里，至少杀害了十多名中国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在日本投降后被杀害的，这样做仅仅是为了保护我们保安局高级官员的安全。我在监房墙壁上所看到的血字，就是这些人的遗书。我是伪满中央保安局的高级官员，也正是指挥这种刑讯拷问和杀人的刽子手之一。今天我却被关进了这个从前的杀人魔窟里。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在这里都干过些什么？我和这里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就全完了。
绝望和死亡的恐怖袭击着我。突然间，我的两腿不听使唤了，脚步也迈不开了……
“立刻就要被处死，我这个……”
空中布满了阴云，今天夜里也许要下雪吧。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谈过这座房子过去是干什么用的。看守我们的哨兵天天在玻璃窗外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响着“咔咔”的军靴声。哨兵的肩上斜挂着子弹带，手中端着漆黑发亮的卡宾枪，每隔五分钟走过来一次。在那玻璃窗上，布满了一层东北特有的图案似的冰花。在我们那种杂乱而又单调的监狱生活里，这些冰花倒也是一种小小的点缀。每当看见玻璃上的冰花，便使人联想起海洋深处丛生的海带。我们把脸贴在铁栏杆上凝视着，仿佛被带进了海底海带丛生的水晶般的境界。在这座取暖设备齐全的监狱里，尽管外面的气温已下降到摄氏零下十五度，这些画一般美丽的冰花，也不够看两小时的。
我们当中不知是谁开的头，在每天规定的两个小时的散步时间里，在院子角上的垃圾箱附近捡点碎报纸。这些报纸都包过饭盒或书籍，全都是皱巴巴的，有时还非常脏。我们用水把捡来的报纸伸展开、铺平、擦干净，然后再阅读。
有一天，在垃圾箱和墙壁的夹缝里，我幸运地捡到了一张团起来的《松花江日报》，好象包过油炸的美味食品，处处都有油污斑迹。
我洋洋得意地举起报纸，给当时身边唯一的一个人、原伪满宪兵少校田中三治看，并且说：
“怎么样？是珍贵的出土文物吧！”
然而，我将那张报纸看了不到一分钟，脸色就变得铁青了。在那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用一号铅字醒目地印着一条大标题：
“肇州城外鲜血染红白雪的三肇惨案！！！”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这段报道，注视着文章中是否有“岛村副县长”的字样。
报道中说我到肇州县任职刚三个月，就在肇州城外的雪地上，枪杀了近三十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篇报道字字句句都充满着仇恨与怒火。作者是一位叫张铭的遇害者(领导干部)的妻子。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当时我任伪龙江省白城县副县长。一天，突然接到调我任伪滨江省肇州县副县长的调令。当时的肇州县不断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袭击。这支游击队是由第二路军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指挥的，约有六百人，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块殖民地的秩序搞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愿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然而，如果拒不赴任，就会被视为臭不可闻的懦夫，今后也就没脸再见亲友了，我只得提心吊胆地上任。
这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日本将大批军队投入了中国战场，但在广大地区遭到了中国军队的抵抗，仅占领了一些点(城市)、线(铁路线)而已，进退维谷。当时，美国通过重庆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十分频繁。苏联通过新疆路线的援助物资也相当可观。因此，日本妄想征服中国的美梦，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这时，活跃在北满山区的第二路军遥相呼应，以扰乱日军后方为目的，准备向平原地区进击。当然，我们也已经掌握了这个情报，但全然不知他们将在何时何地发动进击。不料，恰恰出现在肇州(肇州位于中国解放后发现的大庆油田的中心地带不远的地方)。
徐泽民支队长曾担任过肇州县丰乐街商务会长，是全县闻名的豪绅之一。在他担任商务会长时，就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主张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双手夺回失去的祖国领土。他辞去商务会长职务后，便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决堤洪涛之势，勇往直前地开展了反满抗日斗争。不久，他在肇州县城南四公里的托古村一个叫张铭的(就是写这篇控诉书的女作者的丈夫)家里挖了一个地下室，名副其实地从事地下活动。到了一九四○年十月底，北满的原野普降寒霜，农田里的高梁已收割完毕。他率领部队开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
在抗日联军袭击肇州县城的当晚，他用一部分兵力烧毁了托古村村公所和警察派出所。他自己率领主力占领了他的家乡丰乐街，攻克了警察署，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第二天便长驱直入袭击了位于肇州县以南的肇源县城，烧毁了县公署，击毙了日本官吏十三人，引起了震惊北满原野的三肇(肇州、肇源、肇东三县)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