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管理思想刍议

陈光甫的管理思想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实行严密的业务管理和严格的人事管理,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一个“小小银行”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商业银行,在当时全国银行界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管理思想 业务管理 人事管理

陈光甫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银行家,他的管理思想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管理有业务管理、会计管理、费用预算管理、成本管理、分行管理和人事管理等六个方面,其中主要的是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诚如陈光甫所说:“吾人所亟应管理者,第一在于业务,第二在于人事。”[1]729正是靠着陈光甫严密的业务管理和严格的人事管理,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一个不入流的“小小银行”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商业银行。

一、严密的业务管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后,随着业务不断扩大,各项制度急需建立和完善。192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总经理处,总揽全行事务,下设业务部和事务部两部分。业务部办理营业上一切事务,负责分行、分理处、存款部、往来部、信托部、国内汇兑部、出纳部、放款部、会计部、国外汇兑处及储蓄处有关业务;事务部,即总经理处,办理管理上一切事务,专司总务科、业务科、研究科、进展科、调查科、秘书科、文书科、人事科、公用科有关事项,并对总经理处各科责任的分配作了具体分工。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实行总行制[1]683-687。全行组织分为管理、营业二部,原有总经理处各科改称处,计业务、人事、调查、检查、总务五处,营业部共分为16部。业务处,司计划及审核全行业务,办理查账事宜,以及催收呆账坏账事宜等。同时废除区制而代之以管辖行,添设视察员,由总经理随时派往各处视察业务。

银行的发展,除了业务兴盛之外,还必须抓好内部的管理。如果只是片面追求银行业务的发展,却忽视银行内部的管理,那么银行终究会失败。陈光甫认为,赚钱为求生存,固然重要,而内部管理是银行精神所寄,千万不能忽视。因而,陈光甫非常重视内部管理。要加强业务管理,必须先明确业务管理职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成立之初是将业务科与检查科混合办理,总务、业务、检查统归一人主管其事,后随着业务的发展,遂将两科划分为二。业务科分为函报、统计和放款三组,并对各组的业务职责作了详细的分工[1]736-738。对于业务科的工作,陈光甫说:“业务科所应知之消息甚多,全行一切事务均须有明了之认识,对于旅行社及保险公司部分,以及德士古、光华、大华之透支暨各处栈务情形,亦应彻底了解……希望明年今日对于一切事务,均能有明白的了解与明白的办法,业务科所有报告之方法,分组之职务暨一切重要消息,能令吾人随时可以查阅,此即为今年之成功。”[1]738为了能使业务科的业务活动得到有效保障,陈光甫要求其他各科必须全力协助业务科,否则业务科的工作就难以完成。

为了确保业务管理的有效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19年即增设调查部,后改为调查科、调查处,且颁布了“总行调查处办事规程”13条,设经理一人,由留学日本回来的资耀华负责。主要办理调查工商行家金融机关以及个人营业资产信用、派员或随同视察员赴各处实地调查、编制经济报告及统计等等事项,分为经济调查和信用调查两大类。经济调查主要进行押款商品的调查、编辑重要商品市价周报、剪报、编制商品书籍以及委托研究经济问题等五项。信用调查主要负责各行信用放款的审核、工商行家的调查、同业委托工商行家的調查、编制存放款户名录、信用调查报告的归档、编制外埠信用放款统计,以及联络中国征信所等七项事务。我国银行界对于是否需要设立调查部还处在考虑、试验中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调查机构,“在吾国银行界中组织调查部者,自以我行为最早”[1]746。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信用调查为主,就信用调查而言,分为内勤调查和外勤调查两方面。内勤调查分为整理材料、建立分类和索引档案、对各种数据进行统计、撰写各种报告等。外勤调查则分为分类调查、商品调查、不动产调查、账务稽查。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于信用调查的要素也把握得十分清楚,信用调查注重三个C字:Capital(资产)、Capability(能力)、Character(人格)。所谓人格,包括放款对象可信赖的程度、过去的经历、沿革基础;所谓能力,包括其营业的手腕、经营态度、金融关系、交易情形、同业情形;所谓资产,包括其纯财产、借贷情况等[1]750-751,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有资产能力而无人格,债权债务之收支决不爽直;有人格能力而无资产,亦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格资产而无能力,事业亦终归失败”[1]750。

陈光甫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认为调查部是银行最重要的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可以为银行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向提供智力支持,“本行积30年之经营,一切行动无不息息与国内外经济动态相关联,故吾人欲求经营技术之改进,必须时刻检讨国内外经济动静,工商金融之趋势,予以不断研究,就研究所得为推进业务之根据,有如航行大海,必须依指南针之所示,而后可免漂泊汪洋之危险也……今后我国与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益见密切,任何世界上之经济变动,均足影响本行主业副业,故本行对于经济研究一事,必须特别注意”[1]876。通过信用调查,不仅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供了正确的经营业务方向,带来巨额利润,还能够使其规避经营风险,减少损失。例如,有“美国保险王”“远东保险王”美誉之称的史带,在创办美亚保险公司后,曾一度负债累累,濒临破产,许多银行都拒绝向其贷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过调查发现:美亚保险公司雇有职员200多人,代理20多家外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遍布海内外,实力雄厚,规模庞大,“历年营业鼎盛,信用素著”。史带本人“饶有资产,信誉殊佳”[2]159,因此也吸引了不少华商投资者。同时保险事业在我国也是一个很有市场的新兴行业,所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积极向美亚公司放款,并购买美亚公司的不少股票,结果获利颇丰。另一则事例就是1931年发生在天津的金融风潮,也说明了进行信用调查的极端重要性。当时在天津,曾经当过北洋政府执政总理的段祺瑞的女婿奚东曙组织了一家协和贸易公司,经营从美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从澳洲进口的面粉,而出口花生、皮毛等农副产品的业务。此人喜欢讲排场,装点门面,出手阔绰,同时又有段祺瑞的背景,因此各大银行、公司都趋之若鹜,争相与其开户往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过调查,发现此人信用不佳,拒绝向其放款。由于经营不善,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与之有关的银行、钱庄损失惨重,岌岌可危,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由于事先经过调查,未向其放款,而毫发无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仅自己重视信用调查,还呼吁银行公会拟办征信所。信用调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以及高素质专业人员,能够像金城银行那样聘请经济学家刘大钧担任顾问的到底是少数,而当时已在国外金融界流行的征信所正起着某种示范作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银行就不断呼吁建立征信所,直到1932年6月,中国征信所才正式成立。中国征信所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根据不同需要而开展专门调查[3]11。中国征信所开设后,参加的银行日见增多,开办当年会员单位达58家,1933年末达90家,1934年9月增加到120家。参加的会员不但有华资银行,还包括几十家外商银行和外商企业,其吸收的会员单位数量可与美商和日本商人在上海所办的征信所相媲美,“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视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1]749。

中国征信所开张后,向会员发送调查报告,为会员单位比较详细地了解一些企业和商号的情况提供了方便,特别是关于那些资金实力不强,经营状况不好或信用程度不佳的企业和商号的调查报告书,为银行放款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如中国征信所1932年第36号关于“邵万生南货号”的报告书,征信所将查得邵万生不稳的信息,以及该号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经透支1万余两的消息报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引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警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立即采取措施,令有关行员催收,因此没有受到损失。

通过严密的业务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扩大了业务范围,而且还规避了银行风险,减少了损失。

二、严格的人事管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后,随着业务的发展,银行职员的增加,于1923年设立行员部管理人事。1929年更名为人事科,订立各项人事规章制度,管理初具规模。1934年,人事科改组为人事处,与总行的业务、检查、调查、总务四处并立,足见其重要性。人事处专司执行全行人员的迁调、进退、奖惩、加减薪金等事宜,并负责训练全行需要之人员,计划行员福利事项等。

陈光甫在人事管理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人才的选择和培养上。他说:“事业之成,必在人材,本行前进,更有赖于努力造成服务社会之人材。”[1]877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初期,陈光甫侧重于选拔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人才。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初期聘用的三位副总经理杨敦甫、朱成章和杨介眉,其中杨敦甫是武昌文华大学毕业,曾任无锡中国银行、苏州江苏银行经理;朱成章是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士学位,担任沪宁、沪杭甬两路外务科长;杨介眉亦是武昌文华大学毕业,曾任邮政局要职,浙江兴业银行副经理,各分支行经理多由当地绅士任经理,一般业务员则多从曾在银行或钱庄服务的人中录用。

为保证新进人员素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要求主管人事者必须按照人事管理的“罗致最适当之工作人选”“每人均有其最适当之工作”“上下融洽通力合作”“训练技能充实知识”和“树立良好风气”[1]793-794五项原则进行。要求每个职员抱定“银行是我,我是银行”[1]795的态度,做到廉洁清正,刻苦耐劳,以全副精神来进行工作,不阿私,不取巧,以发扬光大其服务机构为职志,不要斤斤计较个人的荣辱和得失。高级职员更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楷模。由于新进人员关系到银行的未来,陈光甫极为重视,“积二十余年之经验,益知办理银行,必以人事健全为无上要素。本行将来复兴,端在努力改进人事。关于今后之人事,第一要有守纪律守秩序的精神,不可颓唐,纠正本身缺点,而尤须绝对不能再发生舞弊……故今后必须抓紧训练,行员严格管理”[1]73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主要从选才、调度、训练、福利和考核等五个方面,来加强人事管理。

首先是选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招聘人才的办法,或登报,或与学校联系,或托熟人介绍,均无不可。但必须要经过笔试、口试和体格检查三个环节,德、智、体三方面具备才能录用,否则即便是银行高级职员的子弟或亲戚也不录取。

当时上海金融界的旧式钱庄或新式银行都各有派系,用的都是同乡亲戚,尤其是负责职员,必须是关系人物,因此就有镇江派、官派、学生派、广东派、杂派之分[4]4。陈光甫认为世上无完人,也绝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扬长避短,发挥其特点,设法防止其缺点。他说:“本行用人,自开办迄今,素一秉大公,不论何人,苟有优秀之才能,必予以相当之地位,愿诸君勿为堕落环境所诱惑,而一心一志,用功上进。同事苟有人堕落,或有人不用功上进,应劝告之,勉励之。同事亲如手足,谊若家人,倘有过失,固当互相劝戒者也。”[4]132虽然陈光甫本人是江苏镇江人,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层负责职员中不乏湖北人、四川人、江苏人、广东人、河北人、江西人、湖南人、福建人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人以“任人唯贤”为原则,通过考核,量才录用,对有专长的人才,则破格录用或提拔。

其次是调度。人事管理最重要的方面,是要调度适当。也就是说,使每人担任最适当的工作,每一工作均有最适当的人员担任。要做到调度适当,必须做好人事记录和职务解析两项工作。人事记录就如我们现在的个人档案,每个职员设立个人专档,记录其过去的一切情况,诸如家世、出身、学历、经历、婚姻、特长、社会关系等,并附有本人照片。以后对其职务调动、升迁、功过、奖惩、主管人员的评语,以及加薪、请假等事项,都随时登记在案,只要翻阅其档案,就能将其个人的种种情形,一目了然。职务解析就是将银行内部各种职务,加以分析解释。经过人事记录和职务解析,使主管人事的工作人员对所有职员能做到“按图索骥,了如指掌”,從而达到“人与事为最适当之配合,而无脱节之虞”[1]797的目的。

再次是训练。陈光甫十分重视对银行职员的培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刚成立时,他白天跑业务,晚上为职员上课,进行培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开办后不久就从银行盈余中提出资金作为训练银行专门人才的经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选派人员赴国外学习,进行培训的同时,还开办训练班,在银行内部自造人才。他相信:“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1]7,并多次强调“人才、人心实为事业之根本”[4]31。192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实习学校,招收学生19人,学习6个月,修业期满经考试及格,陆续分派到各分行实习。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的训练内容包括学课训练、职务训练和修养训练等,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习与见习并进,还特别注意对职员进行精神方面的训练,要求职员确立“同事间要协力将事,重大我,轻小我”,“大公无私之精神”,“热烈之服务精神”,牢固树立“行与同人原属一体……行之前途,亦即同人之前途”[1]798的理念等等。上海商业儲蓄银行的高级职员则受到更高级别的训练,每年都选派高级职员轮流出国实习,以扩大视野,提高业务水平。正是通过这些选拔、培养人才的办法,陈光甫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功发展的无形资产[5]129。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极盛时分支机构多达111个,职工人数达到2700多人,由于实行了严格、系统的招聘和训练制度,才使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没有出现人才缺乏的现象。

第四,改善职员的福利待遇。为了提高职员的工作积极性,陈光甫在建行之初就提出“银行是我,我是银行”[1]795的口号,使职员忠于银行、忠于职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的工资比其他银行的要高。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门制定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服务待遇规则》,计8章71条[1]818-825,对各级行员的待遇及奖惩制度都有严格的规定。《规则》将员工分为试用助员、助员、办事员和职员四级,除试用助员外,其余各级又分为三等三级,按序提升。每年年终举行全面考核,据此提级加薪,使职工抱有希望,安心工作。其中超等职员月薪为380元,比当时一般大学教授的月薪还高,最低的初级试用助员每月也有30元。此外,还有各种福利,如特别储蓄、补助职工子女教育费、报销职工本人及家属医药费、设“行医室”免费应诊、发给养老金等等。

第五,严格的考核制度。在提高员工的工资待遇的同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制定了严格的人事考核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工的管理。

首先是制定严格的人事考核制度,作为对员工进行升降奖惩的准绳。行员办事成绩,贵在缜密考核,经过考核,奖勤罚懒,才能做到上下振奋,促进事业的发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考核成绩的标准按照德、能、绩、勤的原则,从24个方面逐一对员工进行全面的考核,根据考核成绩,将考核对象分为“优秀分子”“可用分子”和“成问题分子”三类,对于优秀分子予以褒奖升迁,“对于凡庸不堪造就者,严格辞退”[1]809。

其次,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仅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制度,为了能落实到实处,还建立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设有检查员。检查的时间不定,每年一次或两次,也可能几年不检查。检查完全采取突击的方式,事先分行经理也不知道,可能是上班时间,也可能是快下班的时间。检查不是听取汇报,而是采用听、看、问、查的方法。如对存款,要逐笔核对账单,对存折则柜面核对。对贷款,除了对账外,还要分户走访。检查的内容共有100多项,主要包括经营方面的问题,贷款的可靠性,与同业合作情况,服务态度等。甚至行员签到制度执行情况,金库、账库是否按制度规定由两人分管,拆阅信件和电报是否由专人负责等,也要一一检查。对于检查的结果,由总行来信逐一指出并限期纠正。至于中层干部有作风不正或贪污舞弊等情况,检查员通过与普通行员的接触,调查了解,予以揭发,否则就是检查员的失职。遇到此类情况,总行对被检举者的处理,一般是训斥、调离或开除。对一般职员则更严厉,如有贪污零用款项30元者,一经查出,立即开除,检查员仅需向总行检查处和人事处报告备案即可。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对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维护纪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仅维护了银行的信用,提高了办事效率,也促进了银行业务的发展。

正是由于实行了严密的业务管理和严格的人事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很快就跻身全国大银行的行列,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营银行,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效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邢建榕.老上海诊档秘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参见上海市档案馆.档案里的上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上海市档案馆.陈光甫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史全生,徐亚玲.论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思想[J].江苏社会科学,2000(1).

★基金项目:2017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贵州省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编号:2017jd081。

★作者简介:黄江华,教授,博士,贵州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