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小故事

工作，特别是做通了两位在学校有影响的临夏籍老师的工作，由他们出面向临夏籍学生做工作。两位老师一出面，事情就好解决了，毕竟临夏学生也是“石油花卷”事件的受害者。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终于流产，两地学生和好如初。

临潭籍一位同学打听到专署的何专员是临潭一位绅士的朋友，这位同学手中恰好有一张绅士的名片，就拿着名片去找专员，请求放人。何专员也听到西北师范学校几位教师恳求放人的呼声，就把在专署的拘留所里待了三天的两位同学放了出来，“请学校严加教育”。暑假时，两位同学又各收到学校“勒令退学”的通知，转学到岷县农校去了。我后来也转学到岷县农校，跳了一级，成了他们的同班同学。

吃鸽蛋

我在西北师范学院上学时，临夏城市井整齐、商业发达，当地居民回、汉杂处。八坊一带的回民善于经商，八坊堪称商贸中心，成为内地与藏区物资交流的枢纽。当时临夏餐饮业水平相当高，远近闻名，小餐馆和饮食摊也清洁雅致，饭菜可口，价位低廉。我们这些穷学生，一学期到八坊的餐馆里打几次“牙祭”，改善生活，享受口福。总是四五个人或七八个人同去，一来是大家同去热闹，二来是临夏当时餐馆的习俗是不管你吃什么，都先送小菜，一个人两碟，两个人四碟，四个人八碟，花样不重复。这些小菜，味道可口，人多就可以品尝更多的小菜。

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同去，有人提议我们去大点的餐馆吃米饭炒菜。那时点菜没有菜单，由堂倌口报，不报价格，吃完再算账。报的菜中有一个鸽蛋，一位同学提议尝一下，另外还点了四菜一汤。我看到堂倌在我们点鸽蛋时，诡谲地笑了一下，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上菜后，鸽蛋确是好菜，一大盘子，上面全是鸽蛋，下面鹿角菜、海带等垫底，味道鲜美。吃完一算账，傻眼了，一共34元！堂倌说鸽蛋25元。大家把带在身上的钱集中起来才十五六元，根本不够。堂倌见我们是大学堂的，通融我们把钱凑够再送来。当时临夏人把西北师范学院称为大学堂，能慷然赊账，也代表了群众对大学堂的信任和当时人情的厚道。我们出了餐馆，互相指责不该点鸽蛋，其实大家当时都没有反对。到了南门，碰见一位同学叫张国仁，他父亲经商，家中有钱，当时他正好到邮局取了30元钱，我们就把实情告诉他，向他借钱，先去付账，到学校后再凑钱还他。后来我们打听到，当时临夏的有钱人正兴吃鸽蛋，马步青就有专门养鸽子的“鸽子副官”。我们这些穷学生，竟然跑到餐馆去吃鸽蛋。这次遭遇，使我们几个人一个学期没有到八坊去“打牙祭”。

遭劫之一

虽说旧社会土匪的“职业道德”有不抢这学生一条，但我们还是遭遇了两次抢劫。

第一次在买吾草原。1943年，甘南农民在王仲甲率领下，武装造反，占据了莲花山一带作根据地，我们便不再走这条路。春节前回家，改道甘南草原，途经临夏溯大夏河、土门关、完尕滩、卡甲、买吾草原、完科洛、旧城，最后到新城。在兰州和临洮上学的学生，也改走甘南，到临夏和我们汇合后一同前行。这使我们的队伍空前庞大，有四五十人。大家都背着10多斤重的锅盔，穿越藏区回家。正好那年我得了奖学金，给家里买了一个铜洗脸盆挂在包袱上，财产比往年多一点。

第四天下午，我们到达买吾，那里有商店和旅社。我们住了下来，和我们同住的还有几个脚户。从买吾到旧城的克卡山时常有土匪出没，因此，我们和脚户一同去找藏民用交保的方式让他们保护我们过山。然而藏民没有收保费，并热情地同意与我们一路同行。

隔天，大家很早上路。五个藏民背着枪，腰挂长刀，骑着马走在前面。脚户们赶着牲口，夹杂在学生中间。爬上克卡山，道路崎岖，盘旋而上。藏民牵着马和脚户走在前面，学生跟在后面，队伍拉得很长。突然，一个藏民把我的铜洗脸盆取下来，用腰刀把子敲着，声如小锣。我害怕他把脸盆敲坏，就想赶去阻止，却见另一个藏民拔出长刀向一个脚户的头上砍去，那脚户大约感觉到脑后有动静，把头一偏，刀砍掉了他的帽子，伤了头皮，血立即流下来，滴在山羊皮褂子上。所有人都乱作一团，同学们四散奔逃，我跑下山坡，想越过冰溜子跑到阴山坡上去，但在冰溜上滑倒，顺着山沟滑下去二三十米，才被小树枝挡住。我爬起来看见藏民挥舞着刀驱赶着脚户，刀光一闪一闪，在阳光下十分刺眼，我和一个滑下来的小同学一起赶紧爬上阴坡。

五个藏民拉着他们的马匹，驱赶着脚户的牲口，向上方的山垭走去，脚户们跟在藏民后面。散乱分布在两面山坡上的同学们渐渐集中起来，跟在脚户们后面向山垭走去。

藏民们赶着战利品通过山下的村子完科洛，顺沟而下。脚户们找到村子里的头人，要求他们组织人“抓贼”。头人起先不答应，但脚户们知道岷县专员公署曾给他们几条枪，用来维护地方治安，便编出如果不去抓贼，专员会治罪的谎话。头人看到穿着草绿布衣服的我们从山路上盘旋而下，以为是公家的人，害怕担干系就答应了。号枪一响，满村子藏民男丁迅速背上枪、牵出马，来到河滩集中，有二三十人，在头人带领下，他们很快追上那五个藏民。因为人数悬殊，五个藏民没多久便投降了。当天晚上，头人就派人骑马到旧城镇报信。第二天不到中午，旧城镇镇长傅西园就带着十几个镇丁骑马赶来，押解着五个藏民进发，他们被捆起双手步行，马分别由五个小同学骑乘，我也分到一匹马，顺便还背着一支藏民的步枪。我的包袱、洗脸盆也全部归还。

天黑时我们到了旧城，步行的同学也先后到达。第二天中午过后，我们和两个镇丁一起出发，五个“贼”被绑在皮袄袖子上。傅镇长骑着一匹大马，腰间别一把20发连击手枪，我仍然骑着马。在杨永村耽误了时间，进眼藏沟时天都黑了。藏民们要求解手，就把他们带到崖边。这种土崖一般是一人高左右，是小河冲成的土坎，下面的小河可以涉渡，对岸山坡上，是茂密的灌木林。藏民们一到崖边，就挣脱绳子跳下崖去，奔向对面的树林。镇丁听命令向他们开枪，镇长却始终没有掏枪。天黑地暗，山高林密，要想搜山捉人，根本办不到，于是我们一行10多人只能在眼藏村先住下来。回到新城后，大同学们回自己的家，只有我们五个小同学牵着藏民的马，随着傅镇长和两个镇丁到县政府去向县长“证明”。结果县长只说“这件事交由专员来查”。

家人知道我们遭抢的事，也知道五个“贼”跑了。我哥哥陡剑平说：“这是‘吃钱发放’。”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说：“就是那五个藏民的家里人，拿钱买通了傅镇长，他们安排好时间、地点假逃跑，实际上是放走了他们，眼藏沟对面树林里，一定有人接应。”

后来专员来办这件案子，但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开学的时候，县政府给每个在外地上学的学生2元钱。据说发放的钱是拍卖藏民的马匹衣物得来的。后来剑平哥哥告诉我：“傅镇长收了5000元贿赂，退给藏民家属1000元，县长得到1000元，专员拿走2000元，傅镇长最后得到了1000元。”

遭劫之二

第二次遭劫是在1944年赴兰州的途中。因为我参军未成，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上不成了，我们一行四个同学，就到兰州找一个可以继续上学的学校。步行五天后，到达临洮县的中孚。中孚距离兰州80里，还有整整一天的路程。因此，早上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已走出约20里路，到了接近七道子梁的山沟峡谷中。两面都是红色岩石构成的大山，寸草不生，凄凉荒寒，没有道路，我们就在峡谷中冲积的干河滩上找路。这干河滩如遇大雨，立刻就会成为洪水道，雨一停，太阳一出，河道干涸，就又变成了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路，非常容易疲乏，也容易口渴。快上山时，左面的山沟口，站着一个拿着一根疙瘩棍的人，这种棍的一头是树根，削成一个疙瘩，犹如木锤一般，打人非常有力。他把我们拦住，命令我们进入左边的岔沟。我们不敢反抗，进入岔沟时，出来两个人，手中拿着手枪，押着我们继续向沟深处走。拿棍子的人又返回到沟口。转了两个弯，我们看到山崖边石头上有好几个拿着步枪的人在警戒。有10多个人被捆住双手，躺在地上，这时，押解我们的两个人命令我们解下裤带。当时，我们穿的是中式大裆裤，用一条布带子作裤带，我和其他两个同学的路费五六个银元都缝在裤带里面，他们一拿走裤带，就发现了里面的钱，拿走了钱后再用裤带把我们绑起来，命令我们躺在地上。我很害怕，躺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爷对我说：“学生娃，不要害怕。他们只是图财，并不害命。你的钱已被拿走了，财去人安，你就好好躺着吧！”还有人不断被押进来，毛驴、马匹、牛等牲口被拴在崖下，驮的东西卸到地上。这些土匪有20多人，每人手中都有武器，大多是步枪，少数是手枪。拿手枪的显然是指挥者，他指挥手下的人注意警戒，把一些年轻力壮的人绑紧些，严防他们乱动。在抓进沟的人比较少的时候，命令他们把牲口上驮的粮食、洋芋等倒到地下，腾出口袋，把布匹等贵重的东西用口袋装好。

天气热起来了，人们开始口渴。有一个老汉哀求给口水，话音未落，就挨了一脚：“命都不要了，还要水喝！”吓得其他人再也不敢提什么要求，只好忍耐。也不知道这样被绑在地上要到什么时候。我看着那满山危岩乱石，心想要是有个地震什么的，这些岩石崩落下来，满山沟躺着的人，统统都会丧命。也不觉得饿，只是口干舌燥，想到山中的野果子，有几个吃就好了，又想到钱没有了，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忍着忍着，好不容易太阳落西，山沟中被一层紫色阴影所笼罩。对面山上夕阳照射之处，一片金红，好像是血染成的一般，恐怖而狰狞。

土匪们从沟口到沟里，挨个儿搜身，钱财、妇女的首饰如耳环、手镯、戒指等统统拿走。人们包袱中的好东西、好衣服一件不剩，把所有搜查出来的东西都装在麻袋里，驮在牲口背上捆好。他们把一些年轻的妇女抓到沟的深处去，引起一阵哭喊和用枪托击打她的亲人的声音。匪徒们在干完这罪恶的勾当后，把她们放了出来，手依然捆着。匪徒们赶着驮着他们抢劫来的财物的牲口开始撤离，向沟的深处走去。最后离去的两三个土匪，解开一个老年人的手，命令他等天黑了再解开其他人的手，不然就开枪打死他！说完，走到沟深处的大石头后面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土匪从大石头后面走出，举枪向人群瞄准，看着没有什么动静，就进去了。过一会儿又出来举枪瞄准，又进去，如此再三，那个老人始终不敢动手解开其他人。天色接近黄昏，被绑着的许多年轻人向老人喊：“快解人，他们早走了10里路了！”老汉还是不敢解，口中喃喃地说：“成不成啊？成不成啊……”这时已有人互相背着手把对方解开，老人才开始解人，一解二，二解四，大家迅速地互相解开，整理包袱。有些妇女要碰石自杀，亲人和其他人赶紧劝解，大家才纷纷走出岔沟，向南北分流而去。我们几个同学估计过不了七道子梁，又返回中孚，去向驻在中孚的保安队报告。他们答应要迅速抓土匪。我们之中有一个同学把钱缝在布鞋的鞋帮子里，没有被搜去，大家就借他的钱作路费，当晚住在一家小店里。第二天早上我们并没有动身，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老板问我们为什么还不动身，我们说等保安队抓土匪。老板压低声音说：“昨天断了路（只有去的人，没有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前面出了事，他们（指保安队）是干什么的，怎会不知道？你们赶快走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土匪就是保安队装扮的，所以有那么多武器，而且什么也不怕，敢一整天断路抢劫行人，兵匪不分，古今相同，令人寒心！

这一次兰州之行，没有找到合适的学校，却遇见了朱心泉先生，他介绍我们去岷县农校，学校不收费，每月还有新市和伙食补贴，我们便到岷县农校上学去了。

名人画像

在国立西北师范学校，老师们会给我们讲述世界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故事，以鼓励我们学习，同时也使我们了解世界历史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同班的同学大多来自偏僻的山乡，小学时，主要学习语文和数学，课外读物很少，地理、历史常识贫乏。我由于爱看课外读物，在这方面的知识要比他们多些。地理课画地图，同学们都请我替他们画。我画得多了，能把中国地图背画下来，28省和蒙、藏两地方位置大体不错。画世界地图，我能用尺子、圆规和一个自制的工具，大体正确地画出地球的经纬线。

画名人肖像的开始是我在潘老师房中看到一本世界名人画像集，是用素描形式画的，画得很好，我就请求潘老师借给我，让我临摹一下其中的画像。潘老师说他有一个计划，请教务处同意，由学校买一些好纸，由我来临，临4开纸大，贴在各个教室里，使更多的同学都知道这些名人。我听了既高兴，又担心自己临不好，而且假期快到了，也临不完。潘老师安慰我不要怕，临过几张就会顺手，他也会帮我修改。那个假期我便留下来在潘老师家中临画，画像人物有爱迪生、富兰克林、牛顿、瓦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泰戈尔、罗曼罗兰、伏尔泰等二三十人。我已不记得画这些肖像的画家，但画得很好，造型准确，笔触流畅，手法多样，神态逼真，有些人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黄色的，都感觉得出来。他们或凝望、或深思、或慈祥、或刚毅、或喜气洋洋、或悲天悯人，个个画得活灵活现。他们的头发蓬蓬松松，胡子有的翘起来，有的遮住了胸膛，但表现得既有整体感，又有微妙的细部刻画，好像一根一根都看得见似的。临摹这些画像，提高了我的素描能力。潘老师的房间大、光线好，又安静，画板画架都很顺手，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机遇和条件，潘老师隔几天就给我具体指导。例如，我总是画不好中间色，明暗交接线也画不好，很生硬，也不知道在深色底子上出现的浅色线条是怎么画出来的。潘老师一一给我指导，示范明暗交接线的变化，而且暗到明部的过渡要逐渐形成，明暗二部要严格分开，明部再暗，暗不过暗部，暗部反光再亮，也比明部的中间色暗。这样才会有光感，否则明暗造型的规律就会被破坏，画也就失败了。他还教给我用手指、布条和纸笔画各种不同灰色的办法，并教会了我用黄川纸卷纸笔的方法。至于在深色底子上画出浅色线条的办法，那是用揉捏了的面包块当笔使用画出来的。因为我当时没见过面包，他解释说是一种吃的面食，比馒头好吃。现在也没有卖的，但馒头也可以代替，并示范给我看。果然效果不错。但我知道馒头捏成小块，擦木炭，当笔使用之后，就不能再吃了，那多浪费啊！听潘老师说面包比馒头好吃，那不是更浪费吗？后来我到了兰州，见到了面包，也曾画了不少木炭画，但始终舍不得用面包擦木炭，最多只用馒头，大部分还是用橡皮。

一个假期下来，我画了20多张世界名人画像，素描技术大有长进。我还知道了这些名人的事迹，激发了我学习的积极性，最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这些画像挂到了各个教室里，几乎全校都知道二年级有个洮州学生姓陡，画得不错，这些像都是他画的（他们不说是我临摹的，似乎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区分），为此，我小小地出了一阵子名。

素描教学中的反苏分子

1955年，北京召开了“素描教学工作会议”，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有两位教授参加，回来后贯彻会议精神，素描教学开始有组织地统一在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体系之下。

我当时对契氏素描教学体系知之甚少，只能从他们传达的状况中判断什么是契斯恰可夫教学体系，也看到了一些列宾美术学院教师和学生的素描作品——当然是印刷品，不是原作。两者相比较，总觉得不相符合，表述并付诸教学实践的“显影法”和上述作品中所体现的严谨造型与艺术性有明显差距，所谓“显影法”是素描造型的逐步呈现。吕先生教我们必须用线去控制造型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国传统绘画，对线的运用，达到非常高明的程度，西画对线也有精深的研究，他曾以希腊瓶画为例，说明西方艺术家们对线的把握达到何种高度。他更经常用徐悲鸿先生的素描为范例，说明线所能表达的内涵多么丰富精彩，精确表现人体的解剖结构，肌肉的弹性与肤下骨骼的形状与硬度，受光与背光，光滑与粗糙。而线本身的刚直与柔韧、淡薄与沉郁、抑扬与顿挫、伸展与收缩，凡此等，都和艺术表现力紧密相关，最终目的是表现人物心灵和自然的意境。可是“显影法”既无准确性，又无艺术性，下笔犹如草束，不知轮廓线到底在什么位置，和吕先生讲的不能“相差一线”的要求，大相径庭。无休止地要求学生“深入”，似乎越画得细、画得黑就是越深入。学生手中拿着一大把铅笔，从6H到6B，每根铅笔都削得又尖又长，用它们来排列又细又密的线条，以表现主体和背景细微的层次变化。如此繁琐的工艺过程，导致出现了长期作业，有时一张石膏作业画长达140个学时。即使在当时专业课学时占到4/5的情况下，一个学期也只能画两三张素描，违背了造型技巧训练总要反复练习的原则。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浪费学生的青春，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

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冲突的事件。素描课上，老师要求学生杨鸣山“继续深入”，杨鸣山认为这样很好，再深入就不是艺术了，老师到办公室来向吕先生告状。那时办公室只有我和吕先生两个人，吕先生是系主任，我是助教，由我兼管行政事务。吕先生安慰这位老师不要生气：“我来批评杨鸣山。”老师走后，吕先生对杨鸣山说：“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它的长处，吸收一点点也不坏，对老师要尊重，不可任性。”杨鸣山唯唯答应着。他走后吕先生对我说：“画画要根据实际情况，譬如一张画需要4小时才能完成，而要求两小时就完成，那势必完不成。反过来说，这张画4小时就足够了，却要求画上10小时、2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又有什么必要呢？”吕先生很赏识杨鸣山的艺术才能，也知道我和杨鸣山关系好，所以对我说这样的话，知道我私下里会把这个意思告诉杨鸣山，对杨也是一种安慰。

在正式场合，吕先生绝对不说一句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体系的话，因为这关系到是否认真学习苏联，是容易犯忌的事。但是我不怕，我相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是画画，不是政治。在正式的教学讨论会上，我会把我的意见谈出来。还提出要学生多画速写，特别是到生活中去画速写，以便锻炼形象记忆能力，进入创作过程。从中央美院进修回来后，我经常带着学生下乡，去引洮工地、武山东梁渠、邓家堡、洛门等地，画速写、搞创作，契斯恰可夫教学体系无用武之地。不久，“大跃进”势头也更为强劲，契斯恰可夫教学体系很少有人提了。1959年开始，大饥荒的势头已漫延到城市。许多学生和老师因饥饿回家去度荒了，只有我和王启民等少数甘肃籍的老师，虽然全身浮肿，仍坚持给留校的学生上课，上级强调劳逸结合，也不再搞什么长期作业了。

在传达素描教学会议之初，还有一种做法，我也很纳闷，就是大白天用黑、红两色双层棉布缝制而成的窗帘，把教室窗子蒙起来，画“灯光作业”。窗外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一入画室，闷热酸臭，汗流不止。后来罗工柳先生来兰州，我问他苏联为什么要画灯光作业，他说列宁格勒夏天室内光线尚好，其他季节尤其冬天室内光线不好，开着电灯画画，便是“灯光作业”了。他顺便说列宁格勒的白夜，夏天即便在半夜，街上也看得见行人。那里晚霞时间很长，可以进行油画写生，这使我知道了为什么苏联画家画的晚霞那么生动自然，也了解他们为什么灯光作业，我们这儿阳光充足，却要遮起窗子画灯光作业，真可谓生搬硬套到家了。

1961年底到1962年，有一个暂短的宽松期，叫作“调整、充实、提高”期。学校渐渐恢复了教学秩序，于是又有人强调“长期作业”和“灯光作业”了，我表示反对，与之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对方企图给我戴一顶“反苏”的帽子，把学术问题政治化。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企图把我一棍子打死。我不甘示弱，找空子反击。问他们什么是反苏，我哪一点反苏了。契斯恰可夫是俄国人，就算我反他，也只能算反俄，俄不能反吗？我还抓住契斯恰可夫说过的一句话：“俄罗斯的文化，对那些落后的民族具有不可抗拒的征服力。”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言论，我不能反吗？弄得对方无法回答。这件事反映到艺术学院的领导那里，当时院长是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他长期在敦煌工作，1958年，兰州艺术学院成立，他兼任院长，不甚了解契斯恰可夫体系是怎么回事。他又是早期留学欧洲的画家，观点和吕先生一样，认为长期作业是浪费时间，常院长不支持他们，我这顶“反苏分子”的帽子就没有戴上。

40多年过去了，回想一生的教学过程，回想这一场争论，我认为是当时一边倒的路线和歪曲了的传达，把事情弄糟了。1995年后，我三次访美，看了数十个博物馆，得以见到欧美油画大师们的千百幅原作。2005年，我又参观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和列宾美术学院画廊，更深一步地了解了俄国19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大师们的原作，我们应该向这些大师们学习，以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但是，企图采取的一些如“灯光作业”等方法，甚至无中生有地提出什么“显影法”并演绎成长期作业是完全错误的，是应该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