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一九六七年六月说过：“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毛泽东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当时代表上海工人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它的领导人王洪文在“文革”后期更是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被毛泽东当成接班人来培养。因为有了“工总司”，上海的“文革”与其他地方相比，便有了其特殊之处。因此，对“工总司”的研究，是“文革”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迄今对“工总司”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依据两类资料：一类是“文革”时期的传单和报纸，另一类是“文革”后当事人的交代材料。这两类材料当然十分重要，但又有着明显的缺陷。前者在“造反有理”的政治环境下以“文革”话语渲染、强调“工总司”的造反精神及辉煌战绩，旨在突出“工总司”作为造反派的“光辉形象”；后者则是“工总司”主要成员在“文革”结束后作为犯人在关押和受审期间的罪行交代。显然，这两类材料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主观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对“工总司”的进一步研究，发掘上述两类资料之外的新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里要介绍的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以下称《工作笔记》）就是研究“文革”初期的“工总司”十分重要的新史料。叶昌明一九四四年三月出生，“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室工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工总司”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任“工总司”常委。参加“工总司”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后，叶昌明记有工作笔记，现有五本存世。这五本工作笔记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第一本起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五本止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涵盖几近八个半月的时间，总共约十三万字。其中第一本为三十二开笔记本，第三本为三十二开黑色硬面抄，第二、四、五本均为当时十分常见的六十四开工作手册。
工作笔记“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召开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紧接着就发生了“安亭事件”。草创之初的“工总司”发起人员来自全市十七个厂，组织架构并不完整，当然不会有任何文书制度，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正式的文字资料。因此，单从时间上看，叶昌明从“工总司”成立大会后第四天开始记的工作笔记就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工作笔记》是在工作状态中的实时记录，主要记录领导讲话、会议发言、讨论结果或做出的决定、他人反映的情况及“工总司”总部或下属组织的机构和人员情况等，与传单、小报等资料相比，更接近原始状态，史料价值也就要胜出一筹。
总体而言，对于成立之初的“工总司”总部、它的主要负责人、“工总司”与其他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上海“文革”初期的情况，《工作笔记》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不少为现有的历史叙述中所未提及或叙述有误，因此为我们了解“文革”初期的上海政治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造反初期的“工总司”总部
“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紧接着的“安亭事件”将在全市范围内的造反派工人聚了起来，但“工总司”最初的发起单位有十七家之多，来自这些厂家的人原先相互间并不认识，虽有相同的“造反”目标，却缺少必要的信任，而且组织架构一开始也不完善，因此最初总部内的状况可说是相当混乱。现有的历史叙述，对成立之初的“工总司”均集中于成立大会和工人造反派拦截火车，而对总部内的状况却缺少记载。十一月十四日，即在“安亭事件”结束，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的次日，“工总司”在其当时的总部所在地巨鹿路六百九十一号有过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在“工总司”于一九六七年编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中没有记载（《工人造反报》编辑部、《一月风暴》编辑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初 稿）》，工总司出版系统总联络站出版，1967年，第12页），也不见于其他叙述，而《工作笔记》中记下当晚八点在总部有一次“群众会议”。据叶昌明多年后回忆，所谓群众会议，也就是所有当时在总部的人都可参加（按：在整理《工作笔记》过程中，笔者就此中提到的人和事专门请叶昌明就其记忆所及作了说明和解释，特此致谢）。《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次会上所提出的三十七条“意见”（第1本，第5-7页）。这些意见中不少是表达对总部的不满：“总部不能发动广大群众，工作没做到家”（第16条），“总部五人意见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引起损失”（第21条）；也有针对要掉换总部人员而发出的反对声音：“把原来的筹备人员都掉了，谁来承认你们”（第17条）。有对加强总部提出建议的：“总部人员一定要严格审查，不要被政治扒手钻空子”（第5条），“总部发特殊工作证，防止坏人入内”（第28条）；也有为总部领导设定标准的：“领导核心是最敢造反的”（第31条），“在大风大浪中能坚持的人才能是我们的领导人，最坚强的革命左派才能做领导”（第25条）。还有对当前任务发表看法的：“筹备开曹荻秋检讨大会”（第1条），“中心任务应抓张春桥的五点，以书面材料大量散发，驳斥陈伯达的电报，越快越好”（第6条），“揭露市委的欺骗行为”（第7条）。从这三十七条意见中，不难想见这次会议召开时七嘴八舌的情况，折射出总部成立之初的乱象。不过，这些工人造反派对混乱的场面还是高度警觉的，所以会反复强调防止坏人和政治扒手，还提出要“整顿好组织”，“纯洁队伍”，“我们的队伍一定要个人成分，革命观弄清”。强调阶级成分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维模式。《工作笔记》在记录那些到总部来反映情况的人们时，首先写下的是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而在决定“工总司”的纠察时，也规定了要由复员转业军人来负责（第1本，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