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分期分批考试，陆续公布录取名单，然后分期分批入团。于是，平津两市近万名青年学生脱去各式各样的西装、长衫、旗袍和裙子，一律换上了草绿色的军装，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网团员。
南工团团员徐宝山拿到入团通知书那天，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考上了南下工作团，忧的是自己报考一事瞒着年迈的父母，不知自己将如何说服老人，毕竟父母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左思右想，回到家里已是傍晚时分了。一进门，母亲责问道：“这一整天，你到哪里去了?”父亲同样以严厉的眼光看着他。这时，徐宝山只好硬着头皮“高高兴兴”地拿出南工团入团通知书。父母一愕，随即问：“孩子，那你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应该先同我们说一声?”徐宝山有些尴尬：“打招呼你们会同意吗?”接着，是一阵沉默。过了好久，徐宝山打破沉静，安慰父母说：“我作为解放军的一员是光荣的，你们也，是光荣呀!那么多大学生、中学生报考，还有好些人考不上呢?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才是!”这时，父亲抚摸着徐宝山的头，徐宝山看到母亲的脸上分明淌着泪水，他不知道母亲流的是喜泪还是难过的泪，但是作为儿子的徐宝山认为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一天，时年16岁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学生、民主青年同盟支部组织委员高玲曾在北平西城区团委开出介绍信、到东城南工团总团报到后，在回家的路上犯起愁来：“该怎样同家人说这件事呢?家人平时尽管对我是信任的，自己干什么事他们都不过问，但是如果我说要离开家不读书了，而且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特别是那里还没有解放，正处在战火之中，他们很可能不会同意我走。万一他们不同意，这可不是好玩的，毕竟服从组织的大事，到时不容后退。”进了家门，高玲曾鼓起勇气向家人“宣布”自己要离家、离校参加革命队伍。在晚年，高玲曾这样回忆：“当时，让人吃惊的是，妈妈对我的举动虽然很是惊讶，但是她没有阻拦我，只是默默地给我准备了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姐妹听说我要走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新奇，都围着我问到哪儿去。我说要到南方去，不是打仗，是去工作。其实，我那会儿也是懵懵懂懂的，只是兴奋，没有什么离别伤感。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为我这次离家出走难过了好一阵子。”
老团员梁思美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年自己是满腔热忱，有一种献身精神。父亲不让我去，我就跟他顶嘴，说：你让你的学生参加革命，为什么不让我参加革命。父亲因此气得吐血，我临走时还到协和医院看望过父亲。女儿后来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出生在湖南而不是在北京。她不知道我们当年作为热血青年的选择。”
“下江南，下江南。取京沪，夺武汉，打到两广和福建，解放那同胞两万万……”这是当时北平学生中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据说，傅作义对青年学生踊跃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不理解。他曾问陶铸：“解放前我用美援的白面、奶粉供养北平的大学生，但他们还要反饥饿。我用中校军衔政治教官的优厚待遇招聘他们，也没有肯来应征。可是共产党来了，给他们吃高粱小米，大学生们不但不反饥饿，反而大批脱掉西装，打起绑腿，跑到你们部队甘当普通战士。这究竟为什么?我真想不通。”
那些年轻的大中学生一入伍即按战士要求，享受战士待遇，正式取得军籍。为统一供给制度与标准，便于南下行动，南下工作团的组织机构基本采取部队的建制，总团相当于兵团级单位，下设部、处、科。各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分队、小队，相当于师、团、营、连单位。总团设秘书处、教务部和总务部。第一、三分团设在北平，第二分团设在天津。南工团的学习、生活和作风，沿袭当年延安“抗大”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军事化。
南工团总团团部在北平市东四头条华文学校内办公，每天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陶铸看到青年学生热情参军的情景，十分喜悦，经常到大门口看看报到的情况，帮助他们拿箱子，带领他们办理入团手续，问长问短，并经常深入团员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及时帮助解决学习、生活及思想上的各种问题。
南下工作团第一分团是最先组建的单位，前身是热河整训第四师第十五团和为部队培训政治干部的原东北野战军的政治教导团。赵卓云为团长，钟平为政委。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3处和4个大队。3月12日，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率先在华文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四野政委罗荣桓到会讲话。继而，二、三、四大队分别于3月18日、21日和4月3日完成编队，随即于4月8日齐集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当晚，全体团员观看了歌剧《血泪仇》。5月，从各大队抽调了70余名团员，组建了第一分团文工团，下设演员队、装置队和乐队。
设在天津的第二分团，前身是原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赵复兴为团长，李孔亮为政委。下设教务处、总务处2处和5个大队。
四野领导原调整训四师师长刘兴隆率领一批师、团、营级干部到北平筹建南工团第三分团；电令驻锦州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徐懋庸率领干部到北平筹建第四分团。时至4月初，整训四师调来的干部不足组建一个分团，总团遂决定将第三与第四分团合并，撤销第四分团建制，整训四师干部留下一部分，其余调往15兵团。第三分团组建后，由王明贵任团长，徐懋庸任政委，下设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3处和5个大队。团部还于4月10日组建了专业性的文工团，团员由原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抽调。
对城市青年学生来说，到南工团后首先要过生活关。有的地方住宿条件比较差，有时连床都没有，有的只是八九人席地而卧的大通铺。吃的是小米饭和高粱米饭，很少有新鲜蔬菜，都是从东北带来的干菜，有西葫芦、南瓜、茄子、豆角等，一个小队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菜盆蹲着吃。“主食是高粱米，焖得很硬、不易消化，多数人吃不惯。陶铸得知这件事后，让炊事班再做高粱米饭时中间放些大芸豆，焖的时间长一些。有人说，我们胖了，精神了，谁都没想到那难以下咽的高粱米还挺养人的。”老团员们都说，虽然军营的生活很苦、很累、很紧张，但是大家都能自觉地接受改造，决心过好革命的每一个关口。
由于是非战斗部队，南工团军事训练的比重很小，尽管属军队建制，但是着重于生活管理，如实行早出操、晚点名制度，内务整理制度，请销假制度，学员轮流值班和每周班务会制度等，生活连队化、制度化。各分团还集中时间组织了紧急集合、行军拉练、防空隐蔽等训练，团员在这里学会了打绑腿、捆背包、防治脚打泡等军事生活常识，为随时准备南下长途行军做好充分准备，养成了紧张的军事生活习惯，有益于锻炼军事活动能力、提高组织纪律观念。
南工团青年工作队团员李文水日后这样说：“那年3月，我是经清华大学地下党的同志介绍参加南工团的。刚一发军装感到特别高兴，没想到上衣快到膝盖了，裤子也得卷几层，像个‘拉拖兵’。后来发腰带和绑腿了，把皮带往腰上一扎，衣服也不显宽大，人也神气多了。可是女同志都不愿打绑
腿，觉得太土，打不好一跑步就往下掉。队领导耐心教我们打绑腿，讲它对行军的用处。不久，我们就学会了打绑腿，出操行军也轻快多了。”有老团员回忆说：“从学校到军营，各方面的反差都很大。过去的生活自由散漫，参军后，清晨起床号一响，必须立即起床，晚上的熄灯号催促我们马上关灯睡觉。即使是休假日，外出时，在街上也要三人成行、步调一致，并保证按时归队。”
“一分团来一个……”“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三分团该你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歌声此伏彼起，南工团团员们沐浴在欢乐的海洋里。
在晚年，许多南工团团员还记得当年大唱革命歌曲的情景。每天早晚集合要唱，开会、上课吃饭前要唱，队列行进时更是大唱特唱。各队之间只要碰在一起，头一件事就是拉歌，你唱一曲，我唱一曲，互相比赛，直到开会、上课时间已到才肯罢休。
南工团生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除发些极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外，每月只发极少量的零用钱。有些团员回忆说：“那时候没有什么薪水观念。参加革命还要什么钱?”一身军装、军帽、军皮带、裹腿，英姿勃发。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的南工团团员十分自豪，有的还特地跑到照像馆照了一张行军礼的照片，寄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在背面还工工整整地写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字样。
南工团里最年轻的要数文工团的团员，平均年龄只有十六七岁。南工团的领导们都喜欢亲昵地称他们为“小鬼”、“娃娃兵”。然而，当这些“小鬼”们粉墨登场，活跃在革命的文艺舞台上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年华、他们的全部身心，已经完完全全溶入那惊天动地的辉煌的中国解放事业中去了呢?他们对于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目的和任务并不是完全能理解，然而凭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倾心热爱、对解放全中国的殷切向往，努力学习，艰苦探索，在起初连块像样的幕布都没有的文工团里排演出一出出激动人心的节目。尽管起初演出水平并不高，演出设备简陋，但是台上台下却是融为一体，相互间的情感的交流是真挚的。
“本是京城高校生，而今行伍一新兵。军装一着顿俊美，老友新途表讶惊。朝夕同歌声漫漫，官兵共舞热腾腾。军规涤尽书生气，马列浇红战士心。”南工团团员章兴当年这样用律诗记录自己入伍后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