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虎子晓庄陶， 掌上明珠小蜜桃。
绍父遗风凝正气， 献身教育铸英豪。
不拘病体勤宵旰， 幸得知音渡怒涛。
亮节高风人景仰， 春风化雨倍辛劳。
风雨同舟六十年， 情同昆仲心相连。
平明备课疑团析， 夜半纵谈抵足眠。
似火热情融顽铁， 居高血压苦熬煎。
天何不佑遽西去， 思昔抚今涕泪涟。
上面两首小诗寄托着我对陶城学长的的哀思和怀念。
2011年年初，我在三亚避寒期间，突然听到一个不敢相信的消息：陶城学长走了！噩耗传来，我震惊得不知所措！立刻打电话给在哈尔滨的儿子黄庆新，要他迅速辨明消息的真假，待确认后，我感到悲痛万分！我只好让黄庆新先代我去看望陶夫人陈树新同志，表示悼念。回到哈尔滨后，因联系困难，又过了较长时间我才探望了陈树新同志。现回忆起陶城学长，勾起了诸多往事，唏嘘万千！
陶城学长走了，但他的精神风貌，他的道德风范，却永远留存在我们心里，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一
我和陶城是1950年秋开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研究生班同窗学习的老同学。哈工大是新中国为了培养建设人才，学习苏联办学经验而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办学之初，学校开设研究生班，来学习的既有国内各大学选送的，也有学校自己招的青年教师及大学毕业生，由苏联专家用俄语授课，培养各专业的教师和大学生。陶城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毕业后，从工作单位来到哈工大研究生班学习。我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先被分配到天津一家无线电厂，再转到哈工大研究生班学习。从此，我们就成了同窗。学习一年俄语后，1951年，学校成立基础课教研室，把陶城和我等人选调到理论力学教研室向苏联专家克雷洛夫（时任哈工大苏联专家组组长）学习。陶城是从机械系抽调的，我是从电机系抽调的，大家都听从党的召唤，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改换专业，专攻理论力学。一起学习理论力学的还有高为炳（较早调到北航）、童秉纲、吕茂烈、吴瑶华、尹昌言、谈开孚、李国枢等，还有比我们年长的王铎，共10人。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几年里，我们这批风华正茂的伙伴朝夕相处，如同兄弟姐妹一般亲密无间、其乐融融！那是多么难得和终身难忘的日子！
二
大家都知道陶城是我国著名的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公子，都带着某些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并以与他交往为荣。听说他是陶行知先生的小儿子，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全家人都喜欢他，特别是他的祖母，更是对他宠爱不已，因此他的小名就叫“蜜桃”。
俗语说：“将门出虎子。”陶城果真不同凡响，他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秀素质和品德，他从他父亲身上继承了许多美德，我感觉最突出的就是一身正气和火样的热情。陶城比我年长两岁，在和我们相处中，犹如一个大哥哥。他对我们非常关心、体贴，非常亲切地爱护我们。他对同伴、对群众是满腔热情；他爱国家、爱人民是发自内心深处，坚定不移。另一方面，他一身正气、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对反动派、对坏人坏事的憎恨、反对和抵制也是发自内心深处，决不含糊。新中国成立前，他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时，就因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学生运动，曾被学校开除。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这些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长大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旧思想需要改造。东北地区当时正处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哨，我们研究生班有极个别同学因害怕战火烧身而偷跑回上海，当了逃兵。研究生班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反“崇美、媚美、恐美”教育，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忆苦思甜和对反动派的控诉。
陶城非常热情地投入这些活动。他控诉他父亲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是班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久远、受教育最深的一次控诉。陶行知先生高举“民主建国”大旗，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是当时民主人士中非常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将其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陶行知先生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虽有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设法保护，但陶先生必须每天换一处秘密住所，处在极端紧张的白色恐怖之中。陶行知先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终于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下未能幸免于难，与世长辞了。他是一位伟大的、有崇高理想的教育家，如果没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必能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的辞世是新中国极大的损失。控诉会上，陶城用最大的力气，撕心裂肺地呐喊，伤心处声泪俱下，激动处壮志满怀，感动了全场的每一位同志，使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转变人生观的教育。陶城在每一次类似的活动中，都是全身心地投入，都能对每个人产生震撼的影响。
陶城有乃父遗风。他继承其父的性格：正直、正义，以火样的热情爱国、爱人民；对待反动派，他疾恶如仇，不顾个人安危，以满腔热火与之斗争。他不但和他父亲的性格一样，而且身体状况也一样。我们认识时，他就是一个大胖子，患有高血压，但是他一激动起来，就很少考虑自己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如果说陶城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为了正义，从来不顾个人安危。他和他父亲，从个性、风格，到体态、病情，几乎都是一样，真可谓是继承父辈遗志，“克绍箕裘”了。
三
60年来，陶城一直在哈工大理论力学教研室工作，而我的工作则有了几次变动，虽然因不在一个单位而日常接触减少了，但我对他总的工作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
陶城在工作上是全面优秀的，是一位高水平的教授。
他在教学方面是很出色的。首先，他对基础理论掌握得很深刻。在研究生班学习时，由于是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力学课程内容比旧大学的应用力学课程要深刻得多，我们几乎是在学一门全新的课程。苏联专家克雷洛夫的教学方法是，他自己基本上不讲课，而是把课程内容分解，布置给每个研究生自学，让大家讲解所分配的那一部分内容。我们接受任务后，都要到图书馆借来几十本有关的参考书，广泛阅读，然后综合各家之言，把所讲内容整理好，再向大家讲解。克雷洛夫发动大家踊跃讨论，然后进行总结和讲评。这样我们不但掌握了高一层的理论力学，而且学会了深入分析和综合掌握新知识的方法。陶城学习十分努力，因此他十分深透地掌握了教学内容。同时，参加理论力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也促进了他对课程的深刻理解。其次，他每次讲课前都认真备课。他不但精心安排讲课内容，使讲课能做到层次清晰、脉络分明、重点突出，易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而且非常重视启发式教学，启发学生主动思考，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型思维的能力。陶城讲课生动活泼、富有风趣，很受学生欢迎。
有人以为陶城的科研成果不多，其实，陶城的科研能力很强，只不过他不善于也不喜欢张扬，而是踏踏实实地进行基础研究。他擅长的是流体力学，在汽轮机空气动力学方面有独特的见解。他与哈工大动力系研究生、后转到上海大学工作的刘高联院士很熟悉。刘高联院士是在汽轮机空气动力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陶城经常与他讨论、交流学术问题，并写出了数十篇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陶城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理和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学说。在他晚年时，他的三位兄长相继离世，他是陶家这一代硕果仅存的后代，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要责任。这期间，陶行知先生的弟子们和社会上众多的陶行知教育学说研究组织也经常邀请他出席有关活动和发表研究论文，花费了他的大量精力。他感觉到苦恼的是，有些陶行知教育学说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正确地理解陶行知的教育学说。为此陶城立下宏愿，要纠正某些不正确的理解，还陶行知教育学说的本来面目。这样他就必须系统地整理出完整的陶行知教育学说。他认为：“这一重任的完成，舍我其谁！”但是这一重任实在是太重了！他深知自己已是垂暮之年，来日无多，精力有限,但也要不顾一切地努力去做。前面说到，陶城为了正义，从来不顾个人得失，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不论他的条件和能力怎样，他总要做到底。我觉得这种精卫填海般的伟大的精神，使他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我从内心深处敬佩陶城学长！
四
陶城的一生，不但有惊涛骇浪的一面，也有丰富多彩的一面。
陶城多才多艺。他酷爱音乐，老天爷赋予他一副好歌喉，拿行话来说，可说是“有很厚的本钱”。他唱起歌来，音域宽广，特别是低音十分厚重，有很强的感染力。
陶城懂乐理，有很好的音乐素养，能作词、能谱曲。他早年作词、谱曲的一些音乐篇章，是鼎鼎大名的大师赵元任为他伴奏的！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吧。陶城后期的音乐生涯转向与科普结合，他创作了大量的“科普音乐”，经常为中小学生演唱，并录有众多的录音带，有时以放录音代替演唱。“音乐科普”是普及和提高群众科学水平的一种新事物，是意义深远的创举。我没有调查，但觉得可能“音乐科普”这一新事物是陶城的首创吧，如果是这样，应该使陶城的这一贡献受到应有的肯定与尊重。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陶城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家庭。他和陈树新同志终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亲密无间，过着美满的生活，真是一对神仙伴侣，是很值得我们羡慕的。我觉得，他们的美满生活，来自他们之间的真心相爱。这方面有些脍炙人口的传闻，不管是真是假，都是值得称道和羡慕的。特别是陈树新作为哈尔滨话剧院的资深演员，近些年来，出于对陶城真诚的爱，拒绝了一切片约，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疾病缠身的陶城。斯人已逝，亲友同哀。但平心而论，以陶城的身体状况而言，87岁的高龄，如果没有陈树新的精心护理和扶持，也是很难达到的。陈树新功不可没。我们衷心地祝福她，祝愿她长寿！
责任编辑/苗 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