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对于采取何种方式统治东北，才能确保扩大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利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经过多方面权衡利弊，日本侵略者最终确定了在东北四省成立伪满洲国，由关东军代表日本政府对伪满政权实行“内部统辖”的大政方针，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关键词：“内部统辖”；关东军；总务厅中心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在东北四省成立伪满傀儡政权，由日本人暗中操控伪满政权实行“内部统辖”的统治原则。“内部统辖”方针政策的出笼，经过了缜密的考虑，有一个长期酝酿策划直至最终形成的过程，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和扩大在东北的侵略利益。
一、事变前统治东北方案的谋划
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自强图存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掠夺的道路，物产资源丰富的中国东北自然也就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独占目标。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的东方会议，做出了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解决的重大决策，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东北的侵略步伐。
在阴谋使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从最初就明确地意识到军事占领行动只是事情成功的开始，要想长期真正地占有东北，更重要的还在于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东北实行有效的统治。一贯主张对东北采取强硬措施的关东军，在这方面照例积极地走在了前面。1929年7月5日，在关东军组织的对我方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北满参谋旅行途中，法西斯激进军人、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率先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案》，声称：“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日本领有该地区才能完全实现。”所谓“领有”，就是在侵占中国东北后，将东北直接并入到日本领土。 [1]（P.86）
北满参谋旅行结束以后，石原莞尔与关东军高级参谋，同为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积极分子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将如何统治“满蒙”的问题委托给关东军兵要地志主任佐久间亮三大尉，组织人力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佐久间亮三等人经过一年多的潜心调研，于1930年9月完成了《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对日本占领东北后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作了详尽全面的构想。此后直接吞并“满蒙”的方针，就成为关东军上下的一致性意见。
在日本国内，以军部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时机，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31年4月陆军参谋本部制定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提出日本占领东北后三个阶段的设想方案。第一阶段是在东北成立一个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实则由日本人在幕后操纵的亲日“独立政权”；第二阶段使这个政权从中国彻底脱离出来，建立傀儡国家；第三阶段再使东北成为日本本土的一部分。与关东军的一步到位相比，陆军参谋本部考虑到国际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采取渐进的方式，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将东北纳入日本版图的既定目标，其统览全局的眼光显然比关东军更胜一筹。
二、建立伪国实行“内部统辖”方针的确定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全东北，围绕着对被占领地区的统治问题，日本上层各界人士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也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侵略中国东北的出发点上有什么不同，而在于策略时机的选择上。也正是在这种共同的侵略利益的驱动下，当事各方最终确定了在东北建立由日本人实行“内部统辖”的伪满国家的统治方针。
按照关东军本来的想法，是要直接对东北实行殖民军政统治的，却遇到了来自上司陆军中央部的明确反对。1931年9月20日，陆军中央部来电指示：“由关东军直接实施军政是不适当的。”[2]（P.188）陆军中央部顾忌到如果冒然实行关东军的方案，会将日本对东北的领土野心过于暴露在世人面前，必然会导致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斗争；并且这一方案也明显地违反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规约的相关规定，其他国家显然也不会认同日本的做法。迫于情势，关东军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设想。9月30日，陆军中央部制定出台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之方针》，指出要“使满蒙在政治上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建立独立政权”，由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内部指导和操纵”，[1]（P.131）“独立政权”论一时之间占了上风。
关东军虽然表面上采纳了陆军中央部的意见，但实际上却不以为然，“如果以为仅仅树立独立政权，便可以按照帝国的意图实现其计划的想法，只能是空想”，[3]（P.374）无法做到使这个政权能完全听从于日本人的摆布，“九·一八”事变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在最初的设想被否定以后，关东军转而求其次，倾向于直接实行陆军参谋本部在本年度《形势判断》中所提出的第二阶段的预案。1931年10月2日，在奉天召开的关东军参谋部高级会议上，率先提出了创建伪满洲国，由日本殖民者对伪国行使“内部统辖”的计划。如若实行此案，日本帝国主义既可以利用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做挡箭牌，掩盖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活动；又可以通过“内部统辖”的方式行殖民统治之实，待到时机条件都成熟时再使东北成为日本领土，从日本侵略者的角度来说可谓是考虑得比较周全。
1931年10月24日，关东军制定抛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力主建立一个“满蒙新国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管理，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2]（P.232）呈报给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关东军决定不等批准，就积极地开展筹建伪国的各项实际工作，待一切准备就绪后，东京方面自会同意关东军的处置措施，“深信军中央部对既成事实终将追认的关东军”，便在这时开始“一步步地具体构思着从中国分离独立出来的新国家的建设。”[4]（P.479）
1931年9月26日，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汉奸煕洽出面组织成立了伪吉林省政府。随即在1931年12月和翌年1月，伪辽宁、黑龙江省政府也相继成立。三省伪政权分别发表了所谓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独立宣言”，但实际上各省政府的实权均掌握在关东军派来的日本人顾问手中。1931年10月，关东军委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到天津，于11月13日将前清废帝溥仪挟持到东北，准备作为这个“新”国家的元首。在关东军的一手操纵下，同年11月成立了伪地方自治指导部，一方面展开“建国活动”的舆论宣传攻势；另一方面指派大批汉奸夺取各地县级政权。12月15日，关东军在其司令部内新增设了统治部，下辖财务、产业、行政、交通、交涉五课，负责对即将成立的伪国进行对口的“指导”工作。
1932年1月，关东军派板垣征四郎回国进行汇报，得到了天皇的破格接见。看到关东军的活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侵略也只是道义上的谴责而无任何实际的制裁行为，陆军中央部便不再坚持此前的意见主张，关东军建立伪国的行动获得了日本各界朝野人士的一致认可。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联合制定出台了《处理中国问题方针要纲》，确定要成立伪满洲国，并通过往伪满政权中派遣一定数量的日本人官吏，来实现对伪国的“内部统辖”。
三、日本帝国主义操控伪满政权的途径措施
建立伪满傀儡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接下来由哪种侵略势力来代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伪满政府，采用何种手段措施去实行“内部统辖”制度，就成为日本侵略者所面临的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九·一八”前，日本在中国东北派驻有满铁、关东厅、关东军和领事馆等4种侵略势力。它们相互配合，在各自的领域内共同对东北行使侵略，但出于本位主义的考虑，彼此之间有时也在勾心斗角，不利于日本对东北侵略政策的统一，日本一些人士要求改变这种“四头政治”状况的呼声日渐高涨。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的功劳最大，影响力亦随之急剧上升，最适合于取代其他几股侵略势力，总揽日本对东北的统治大权。1932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决定，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负责处理日本同伪国的外交事务，管辖关东州，并有监督满铁的业务之责，在解决“四头政治”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日本对伪满“内部统辖”的主要渠道途径是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制定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确定日本对伪满政权的操控“主要通过日系官吏来实质性地进行”，重点是要“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制度”。[5]（P.589）在伪中央国务院内设有总务厅，总务厅长官一职始终由日系高级官员来担任。伪总务厅长官作为伪国务院实际上的负责人，听从于关东军的指挥，对伪国所有的大小事务发号施令；而日本人占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总务厅也成为伪国务院事实上的领导者。伪国务院各部局下亦相应地置有总务厅、处，厅长、处长均任职于日本人，接受伪总务厅的管辖，操纵所在部、局的实权。在伪满地方上，省公署都设有由日本人任厅长的总务厅；县级政府则配备有日系参事官，掌握着各省、县的权力。至于伪国元首溥仪，关东军司令官每月三次定期会见，对他履行“指导”权；关东军并在溥仪身边设置了“帝室御用挂”，监视溥仪的一举一动。从伪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满”系官吏，都只不过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被日本人用来混淆视听的政治工具。东京的决策通过对满事务局，传达到关东军，关东军再交待给伪总务厅，由伪总务厅长官召集国务院内的日系官员开会研究落实，逐级部署给下边省公署日系总务司长、县里的日本人参事官去贯彻执行。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关东军对伪国行使“内部统辖”，紧密地控制住伪满各级政府的权力，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犯下了种种的侵略罪行，整个日本统治时期东北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参考文献：
[1][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 料编）[M].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
[2][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第七卷） [M].东京：三铃书房，1964.
[3]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日]铃木隆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5][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 （十一）[M].东京：玲木书房，1965.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