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西的时空里穿行

工作室助理，清华大学中国画高研班导师。

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美协等主办的各类大展或获奖，出版教材发表论文十余万字，出版画集十余种。应邀赴美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在美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台湾、北京、杭州、广州、武汉、上海、济南、合肥、青岛、烟台、金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和联展。1997年香港回归为国家博物馆绘制大型壁画《伎乐天》并长期存列。多幅作品入香港佳士德等拍卖行拍卖，并为中国美术馆及国内外艺术机构和收藏家收藏。

近年来，中国国画界，特别是人物画创作领域，一位学者型的国画家——李也青教授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李也青的当代人物画民工系列，尤其是他在融汇古今、打通中西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水墨人物画法——水墨石刻，已经在当代国画界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好评如潮。知名美学理论家李有光博士对李也青教授进行了专题访谈。

李有光：

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在百忙之中能接受我们的这样一个访谈，谢谢！

我们了解到您的“水墨石刻人物”系列，在中国美术馆首次亮相时就震撼了全场观众，广受好评，也让众多的艺术评论大家耳目一新，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镛先生曾说：“李也青发现汉代石刻艺术的意象造型和刻画技法，可以与现代水墨人物的写实造型与笔墨技法结合起来，或者说以汉代石刻的意象造型升华现代人物的写实造型，以汉代石刻的刻画技法丰富水墨人物的笔墨语言，创造一种‘石刻味’浓厚的水墨人物画法。这种‘水墨石刻人物’在人物造型上是在写实造型的基础上提炼升华出来的意象造型，借鉴了汉代石刻与西方立体派或表现主义的夸张变形手法，但在‘似与不似之间’仍然倾向于似……”，在此，请您谈谈“水墨石刻”的创作感想。

李也青：

在现当代，受社会经济和各种文化思潮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影响，中国画正朝向各个方向呈多元化的蓬勃发展，然而，中国画传统的写意精神正在逐渐丧失，倡写意、重神韵的传统艺术内蕴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物画所严重缺失的精神元素。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当代的中国人物画要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中去汲取精神营养。1935年鲁迅先生在给版画家李桦的一封信中写道：“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于是，我想到可以从汉代石刻那种雄健恢宏的艺术气势中找到灵感。据我的研究和观察，汉唐石刻艺术重视夸张变形，往往抓住物象最有感染力的动势，以形畅神，不拘细微修饰，构图则十分强调有节奏的形式美，布局疏朗，气象雄浑，内涵言简意赅，概括力很强。这种古朴厚重的石刻美感如果能通过宣纸和水墨笔法表现出来，对于一直以工笔细描为能事的当代人物画无疑是一股新鲜的空气。然而，要在生宣纸上画出具有石刻效果的笔墨形象，除了要求绘画者要有传统的笔墨基本功外，还必须在工具材料、水墨技法上大胆创新。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我终于运用各种综合材料和自创的水墨技巧，在宣纸上画出了一个个石刻般的水墨人物形象。很多专家观后感叹，这是一种能够产生纪念碑式的品质和印象的水墨人物创新，对于表现当代建设社会的工人形象具有很好的艺术感染力。事实上，我的《水墨石刻民工肖像》展出后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肯定，就是缘于这种石雕般的艺术效果能够非常传神地表达出当代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体现的力量感和奉献精神。

一般而言，要做到王镛先生所说的“似”并不难，难的是“不似而似”。这就需要借助审美变形，在我看来，所谓“审美变形”，实际上就是用西画的造型手段，结合中国画的意象造型观，把对象的形体结构作意象的变形夸张处理，使之更加具有张力和现代感。西画长于“似”，传统国画妙在“不似”，而创作的重心若在“似与不似”之间，在于意象的整体效果，实际上就等于将自由理解与阐释的权利交给了鉴赏者，他既不会像面对西画那样过于坐实地理解，也不会像观看传统国画那样阐释得空泛而不着边际，从而很好地调动了鉴赏者的审美想象力与理解力。此外，一定的审美变形可以在中西艺术之间形成必要的表现张力，适当的变形夸张处理使得审美意象的特定精神内涵更加凸显，而我的水墨石刻人物的艺术价值主要就是凭借意象造型与审美变形来进一步彰显当代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个性特质。

李有光：

我们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张晓凌教授这样评价您的作品：“在导师冯远的引领下，李也青的绘画完成了从古典世界到当代现实的转变。在新的创作领域，李也青发现，在当代中国画界，回避现实几乎已经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疾，这种对现实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实际上反映出当代国画在思想层面上的虚弱。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李也青愈发体会到现实主义绘画在当代社会中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画家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况的最重要方式，也是在思想层面上逼近当代社会问题内核的唯一手段。因此，转向现实主义创作，不仅是一种艺术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立场。”请您谈谈您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想法。据报载：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人物画创作研究班您提议策划促成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也青：

画家需要以“出世”的胸怀去做“入世”的事情，换言之，对艺术和生活，既要“入乎其内”，亦要“出乎其外”。惟“入乎其内”，才能对生活细节观察得真切，对艺术规律了解得透彻；惟“出乎其外”，方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生活和时代的精神症候，整体性地抓住艺术的全局趣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家卢卡奇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伟大的永恒的现实主义观。同样，在绘画艺术上，我也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手法。我觉得，只有用现实主义的情怀去面对时代和生活，我笔下的水墨人物才能展现出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旺盛的生命力。我的导师冯远先生这几年从理论到实践一直都在强调“研究当代人，揭示当代人精神面貌的丰富性以及当代人的种种特征”，他的名画《圣山远眺》、《逐日图》、《我们》等就是这种积极入世情怀的现实主义典范之作。众所周知，人物画题材是最富于现实品格的，它与当代社会和现实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只有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手法才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当代人的整体精神表征。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父亲》之所以能成为里程碑式的佳作，就与父亲形象所体现出的厚重现实感和沧桑历史感有直接关系。

选择现实主义既关乎画家的艺术态度，更是画家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我并不反对后现代主义艺术那种颠覆和解构一切崇高与理想的趣向，包括某些行为艺术的恶搞方式，但是，我的艺术价值观非常鲜明，那就是画家必须用自己的笔去反映现实，讴歌一切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正是在这种艺术观的指引下，当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参与抗震救灾，并拿起笔画了一批表现汶川抗震救灾的人物画，赢得了美术界的一致称赞，并被美术报评为2008年度人物提名。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我从浙江美院叶时代就开始探索，1992年在中国美术馆参加浙美刘国辉教授人物画高研班三幅作品《昼与夜》、《岁与暮》、《耕与织》中就有体现。只不过用的是重彩手法。从此探索中国画的现代表现形式一直萦绕在心放不下去。这么多年被工作、职称、生活等俗事缠身一直没有整段时间去研究。后来逐渐认识到水墨写意语言是中国画的正宗，在2004年的一天，我就开始了在现实题材中对现代表现手法的探索，《沸腾的工地》就是代表作，这种表现形式一面世，虽然陆续收到一些良好的反馈，但是，长期受写实主义影响的人们还是大多不能理解，至于在省展上都没能入选。（一说评展时没托裱板上没有打开）。后来，又是调动工作耽搁几年。但是，在纵观近几年的中国画创作，画家及理论家都在呼吁中国画不能单一写实，要多元、要现代。可是响应者寡。审视其原因主要是画家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练就了一套写实的套路，可以参展、获奖，更有市场，改弦移辙就放弃了既得利益，所以探索者鲜有。加之艺术市场繁荣了，画家们或多或少把目标转向了寻求艺术市场的定位上来，关注民生关注现实的作品少了，严肃认真的大创作少了。鉴于此，我就想若能组织一批有创作能力的人物画家组成一个群体，相对集中用两年时间从事现实题材的创作研究，一定会有一些意义。于是我找到冯远先生肯请他出任我们的导师，学生请老师这在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冯远先生徳艺双馨，又在文联美协做领导工作，而且他是当代人物画大家中创作了主题性绘画最多的达三十多愊，这个导师非他莫属。我彷佛找先生商谈后经过了略嫌漫长的等待，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他，终于答应出任人物画创作研究班的导师。之后两年我一方面组织安排研究班上课一方面我自已投入创作。恰恰冯远先生对我之前少有人理解的探索性作品《沸腾的工地》给予了特别的评价：此幅作品很独特，有很好的绘画形式感，可以深化。正是有冯老师的独具慧眼，把之前中断了几年一直在心中割舍不断的现代形式人物画探索又坚定的继续下去了。在临时借住的一处厂房里两年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终于在2009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题为“‘水墨形相’ 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人物画展” ，在美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研究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评价甚高，认为这个展览可以引领今后三十年的创作导向。专家对我的大型作品《大时代建设者》、《建设者之歌》以及水墨石刻《筑路》、《道路在延伸》、《民工肖像系列》等也给予充分肯定。这主要因为这些作品大多以农民工、建筑工人、建设者为主角，用一种气势恢宏的壁画风格和水墨石刻的雕塑感，表现了普通劳动者在这个时代的奉献精神和他们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最后中国美术馆收藏了我两幅作品，这是对我艺术探索的最好肯定。我坚信，在以写实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创作领域，传统笔墨的抒情性和精神性一定能够在新时代的人物形象身上得到传承，东方文化艺术的丰厚内蕴一旦与现实生活和时代人物相结合，也一定能获得新的飞跃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