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直道”观贯穿于修身与为政,即修德､行仁(实行仁治)的目标之中,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直”在其中;朱子“直内而修身”,“立心以直也”,是对儒家修身之直道的概括性说法｡无直道即无公道与正道可言｡由此,修身之直道与为政之直道二者相通,这种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之基点可以“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语概之｡直—迣—果—简—行—义,则可作为一种判断是非之伦理感的扩充模式｡
[关键词]儒家;直道;修身;为政;实践指向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066-09
赖功欧(1954—),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所长,南昌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文]进’观绎论”(项目批准号:06BZX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儒家的“直道”理念,源远流长｡《周易》坤卦的“直方大”,《诗经•小雅•大东》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尚书•洪范》的“王道正直”,直至《论语•卫灵公》明确标示的“直道而行”,其内涵都有着强烈的修身与为政之道的实践指向,并充分显示了儒家在修德､行仁(实行仁治)即修､齐､治､平的理想目标中,将“直道”理念一以贯之的事实｡我们从汉语中“直内方外”､“直节劲气”､“直言正谏”､“直言谠议”等成语的出现,也可理解修身与政道之“直”的内在关联｡
然而对“直”的原始义理的阐释,恐怕要算1973年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这一文献被庞朴称之为儒家思孟学派“‘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1](P566),并称其“给解开两千多年未得其解的思孟五行说之谜,带来了一把钥匙”[1](P555)｡《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在第十五章《经》部与《说》部分别两次出现“中心辩焉,而正行之,直也”[2](P276､281)｡《说》部还有深度解释:“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也,?者,遂直者也｡”[2](P281)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分别对《经》､《说》部作了译释:“以心的内在方面判断事物,并且正确地去实行它,就是抱有正直的心｡”[2](P276)“所谓‘以正直的心为本,并且达到最终的阶段而完成它,就是心胸变得舒畅’,所谓‘心胸舒畅’,就是达到最终的阶段而完成正直的心｡”[2](P282)这一对“直”的释义之所以可作重要参考,关键在从中可察见出由内心而“辨”(判断)是非的伦理感｡思孟学派之后,荀子对“直”有过很好的解释:“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荀子•修身》)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尽管不是儒家,但其解释却符合儒家伦理范畴:“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由此可见,荀子､韩非子训“直”也都涉及伦理的根本问题｡所以许慎《说文》以“正见”训“直”,而段玉裁注为:“《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3](P634)显然,这里“正直为正,正曲为直”二语中的第一个“正”字为动词(“正直”意即将直者放正,此“正”字近于“端正”之义;“正曲”意使曲者变直,此“正”字与“直”则有相同内涵｡二“正”字文相同而义各别｡)｡而此中亦可透见“正直”一词在《左传》中出现的意义所在｡由此,我们亦能很好理解何以最早版本的《辞源》对“直”的第一条解释为:“正也｡《书》‘王道正直’｡”[4](午集P126)而《广雅释诂》释“直”为“义也”[5](午集目部P248),亦是渊源有自｡联系到“德”与德的异体字“?”的古义,更可看出其从直､从心的造字初旨｡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中透见儒家“直道”伦理的逻辑线索及其对整个中国文化贯穿渗透之路数的清晰性｡
现代新儒家不少人物也充分关注过“德”与“直”的原义及其关系｡被人们称为现代醇儒的马一浮,就从义理角度提起过“直”字与“德”字的内在关联,并认同“德”是后起字｡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指出:“正直皆具大义也｡?,从直､心｡会意｡(德是后起字,本训升｡)即表正直是心之本相｡既无偏曲,自无时不中｡故正直兼中义｡”[6](P243) 可见,“德”作为后起字与“直”的关联就在其源于“直”,乃“直”加“心”及“彳”而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中“正直是心之本相”,实可作一哲学命题｡事实上,马一浮在相关论述中多次用了这一命题:“《论语》:‘人之生也直｡’此直字,全表性德｡……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都不费安排,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6](P246)
一､修身之“直道”
如果从上述马一浮“正直是心之本相”的命题来上溯《周易•坤卦》六二爻辞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就能很好理解六二爻辞为什么要说“不习无不利”一语｡在马氏看来,人之生也直,自然而然､不费安排,所以才是“心相本直”｡但不要忘了马氏后两句话更重要,“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所以从这两句话来上溯《坤•文言》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也就能更好理解“敬义立而德不孤”了｡其实,借助于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我们也许更能入其堂奥,程颐在解释“不习无不利”一语时说的是“不习谓其自然” [7](P708),而不像朱子释“不习”为“不待学习”[8](P1738)｡程颐如此解说:
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于坤,则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7](P708)
这个“习”,在程颐[中大致是“人为”之意,因为就坤道而言,其“自然”就体现在“莫之为而为也”｡然而紧要的是“直､方､大”是“不习而无所不利”的前提｡所以程颐对上引《坤•文言》那段话,他的解说是: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7](P712)
马一浮的“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恰好应合了程颐“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这一解说｡在程颐看来:“直”是说品性纯正,“方”是指应事合理义｡君子以恭敬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合理义的行为随时处事｡只要能做到内有恭敬之态度,外可适当地处事,便自然广布美德,不致孤立｡所以正直､端方､宏大者,自然不会常处不利局面,其立身行事也就不必过于多疑｡所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句话中的“直”为动词,意在保持内心正直,即以敬来直内;而“义”亦作动词,意在义以行事,将这个“义”来方正外面｡朱子说得好:“敬立而内自直,义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内,以义要去方外,即非矣｡”[8](P1739)朱子的深意仍在涵养纯熟,自然而然,从容中道｡所以他倡导涵养主敬之工夫,要于人“未发之际”,要在未应事接物时便存养主敬｡因而洒扫应对进退等所谓小学之功,实质上已被朱子视为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本｡所以儒家讲德,若不能得之以内,得之以心,而是每遇事都要作意强充,便不得要领,正如朱子所言“即非矣”｡这也正是马一浮所说“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的旨意｡现代新儒家大多人物都接续并肯认宋儒的“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7](P150)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