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座北朝石质残塔。该塔不仅没有纪年铭文和出土记录，而且从未刊布与公开展出过。根据残塔的佛龛样式与造像风格，可推定其年代为西魏至北周时期。其风格样式乃至细部特征与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的石刻造像极为接近，故可推定该塔出土于天水地区。甘肃留存至今的北朝梯形叠垒石塔不多，故该塔虽残，但具有珍贵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北朝；石塔；造像风格
中图分类号：K877.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4-0017-06
一 残塔的基本概况
甘肃省博物馆保存有一座不完整的砂岩质石塔，现仅存二层（图1），至今还未公开展出和刊布过。该塔的出土情况不明，仅馆藏文物登记册有非常简略的描述：“石塔为国家三级文物，北朝时期雕造，出土地不明，为征集文物。”
残塔第一层a面为二佛并坐龛像，素面莲瓣形龛楣，龛上方饰以两身飞天；龛内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均为结跏趺坐姿，双手作施无畏印和与愿印；台座的形制颇为独特，类似于小茶几。b面为佛三尊龛像，佛龛上部饰以飞天，龛内主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台座上，两侧侍立的菩萨体态微丰。c面镌刻趺坐佛三尊龛像，主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台座上，手印与塔上其他尊像不同，双手笼于袖中；两侧侍立两身菩萨，素面莲瓣形龛楣的上方刻两身飞天。d面为佛三尊立像，拱形龛的龛楣饰以飞天；主尊为站姿、跣足，双手作施无畏印和与愿印，两侧的胁侍菩萨头部有残缺，均头戴宝冠，双手合十，体态于端庄中见飘逸之感。
残塔第二层a面为倚坐佛龛像，素面莲瓣形龛楣，龛上方饰以两身飞天；龛内刻一铺佛三尊，主尊为倚坐像，应为弥勒佛，两侧站立胁侍菩萨；佛龛下方的小格内刻一排六身男供养人像。b面为佛三尊龛像，主尊胁侍均跣足立于虚空中升起的莲台上，主尊之莲台由夜叉托举，两侧胁侍比丘所立的莲台下方各有一身双手合十胡跪的供养菩萨；画面上方同样饰以飞天。c面为趺坐佛三尊龛像，拱形龛上方为以减地平雕之手法雕刻的两身飞天，两身飞天正中还刻有盛开的莲花；龛内主尊为结跏趺坐姿，双手作施无畏印和与愿印，两侧站立胁侍菩萨，下方雕刻双狮。d面同样为趺坐佛三尊像，莲瓣形龛的龛楣上阴刻火焰纹，龛上方饰以云纹；龛内主尊结跏趺坐于榻式台座之上，两侧站立胁侍菩萨，其形体圆润中透出秀雅；龛下方小格内为供养人牛车出行图，牛车前后各有一名仆从，无题记与发愿文。
二 残塔的具体时代与原有规制
这件残塔被定为北朝时期，具体时代不详，这里仅依其佛龛式样与造型来进行推断。
从佛龛样式看，此塔基本符合甘肃西魏北周时期石刻造像的特点，尤其与西魏末期至北周初期的石刻造像接近。甘肃西魏至北周初期石刻造像之佛龛样式多为简洁明了的莲瓣形或拱形，龛楣亦颇为朴素，大多为素面，无纹饰，如甘肃华亭出土、平凉市博物馆藏的北周明帝二年（558）路为夫造像塔（图2）{1}。比较而言，北周石刻成熟期的作品，其龛形多变且装饰华丽，如同样出自华亭的北周保定四年（564）张丑奴造像碑（图3）。从甘肃北朝时期石刻造像的尊像配置模式来看，佛三尊以及佛五尊龛像也是北朝后期石刻造像的常见模式，龛像中的胁侍以及装饰元素的设置也呈现出北朝后期的特点，而不似北魏时期的配置模式。依据以上特征，我们推测该塔的雕造年代约为西魏晚期至北周初期。
从造型上看，人物轮廓饱满圆润，有别于北魏时期的清瘦修长之风，衣饰亦与北魏时代的风格有别，显得更为简洁流畅而贴体，体现出北朝后期风格转变的端倪。
揆诸北朝时期保存完整的同一类型石塔，其石块叠垒层数均为单数，或三级，或五级。据史书记载，古塔建造规制 “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1]。由此看来，该北朝残塔亦应采用这种奇数的规制，现仅有两层，不合仪轨，必有残缺。
残塔为梯形叠垒石塔，这种石塔在甘肃多有发现，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北魏卜氏石塔（五层）、天水秦安出土的西魏大统二年（536）权氏石造像塔（三层）、秦安西魏石塔（三层）以及北周明帝二年（558）路为夫造像塔（三层）等。
北魏卜氏石塔（图4）之规制，在国内的北朝石塔中都属罕见。塔通高2.06米，五层石雕全部保存完整，雕刻极其精美，具有很高的规格。揆诸全国同期的方石叠垒石塔，具如此规模者仅卜氏石塔一件。另外，以卜氏石塔单层的数据对比本文讨论的北朝残塔，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反映了卜氏石塔独有的层次渐递规律。比较卜氏石塔与本文讨论的残塔可见，残塔不会多达五层。
西魏大统二年（536）权氏石造像塔[2]共三层，基本形制亦为方石叠垒，只是在每层方石之间加入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屋檐结构，又在塔顶放置了具有汉地审美因素的塔刹，成为中国楼阁式塔。该塔显示出甘肃北朝后期石刻的特点{1}。单层石雕，尤其是底层和中层石雕的体积与本文所述之残塔相仿，在石块的渐递叠垒规律方面，两者亦极为相近。
路为夫造像塔（图2）同样为三层规制，塔通高77厘米，底层梯形石雕高29厘米，宽26厘米。从整体体积来看，北周石塔略小于秦安西魏石塔、秦安大统二年权氏石造像塔和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残塔，这说明北朝后期叠垒石塔的规制是略有区别的，但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甘肃北朝后期叠垒石塔之规制多为三层，而且从成组石塔的叠放次序来看，石块渐递次序明确，衔接紧密，从而构成了上小下大的梯形石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省博物馆藏秦安西魏石塔[3]亦为方石叠垒形制，规制完整，共三层，每层数据如表1所示。本文所述之北朝残塔第一层的顶边长26.5厘米，底边长30厘米，高37厘米；第二层的顶边长31.9厘米，底边长35厘米，高41.4厘米。可以看出，两者中层和底层的数据是接近的。整体观之，两者在体量与层次渐递的规律上也比较接近。故可推定这通北朝残塔原有的规制应为三层，现存的两层为中层和底层，顶层遗失（如图5所示）。
三 残塔来源地蠡测
残塔底层b面龛像内有双手合十胡跪的供养菩萨。在于虚空中升起的莲台下方，主尊释迦的莲台由夜叉托举。两侧胁侍菩萨的莲台下方各有一身供养菩萨，两者形象造型一致，均双手合十，躬身胡跪（图6）。
胡跪供养菩萨的造型在甘肃地区很常见，不仅见于河西地区，在河东、陇南等地也有所见，而且分布相当广泛。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北魏张长造石佛像碑[4]出自泾川，无纪年铭文，其风格呈现出北魏早期的特点。该碑主尊交脚弥勒的表现与莫高窟北魏早期洞窟有紧密联系，龛像下部的忍冬纹饰与天梯山北凉壁画中的卷草纹样也很相似[5]。
这通造像碑的碑额上镌刻了树下思维图像。菩萨舒相坐于树下，两侧侍立菩萨，最外侧为两身胡跪胁侍，均着天衣，躬身颔首，衬托出画面沉思、肃穆的氛围。这两身胡跪胁侍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之北朝后期石塔上的形象相比，人物的轮廓姿态以及发饰衣饰等细节都极为近似。这充分说明出现在北朝初期石刻造像上的胡跪图像，已固定为双手合十的胡跪模式，并且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甘肃地区的北朝石刻上，北朝后期造像直接承袭了早期样式，未作任何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张长造石佛像碑在主龛两侧及碑底镌刻有具题名的世俗供养人，因而碑额上的胡跪胁侍的形象及衣饰不同于世俗供养人，其身份与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北朝后期石塔上的胡跪胁待一样，应为供养菩萨。这也说明甘肃北朝时期胡跪形象之神格身份亦和其姿态一致，逐渐固定下来，并成为甘肃地区造像的特征之一。
出自甘肃庄浪县良邑乡、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北魏卜氏石塔（图4）上有大量的胡跪菩萨像。该石塔为北魏石造像塔中的精品，彰显出十六国以来西域影响的遗韵，如第五层方石龛楣上的莲花化生像与天梯山北凉化生童子壁画之间的联系，其交脚弥勒龛像的天衣有明显的北凉风格；在造像中还能看到汉地文化的渗入和对佛教造像之“改良”的趋势，如佛及菩萨的衣饰宽大繁复、层叠飘逸，显然融入了汉地文化及审美情趣。另外，卜氏石塔造像还含有非汉族文化的特征，如石塔上出现了类似于祆教赫瓦雷纳神（人首鸟身，意为福运之鸟）形象的人首鸟身像，虽然其象征性已经转变，但其样式特征并非出自中原，而是另有承袭[6]。塔上的太子思维图中，侍立两侧的菩萨的帽饰显然具有胡风。总之，卜氏石塔是甘肃北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单体石刻造像，不仅融合了多种早期佛教艺术的风格，而且石塔上频繁出现的胡跪胁侍也为本文所述之北朝石塔的研究提供了最佳注脚。
卜氏石塔第二层刻有佛三尊龛像，龛楣饰五身化生童子像，帐形龛内刻佛三尊像。主尊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两手作施无畏印和与愿印；两侧侍立的菩萨戴花鬘冠，双手合十。佛龛下方所刻图像颇为独特，居中为一分身持戟的神王形象，两侧各有一身头戴华冠、双手合十的胡跪供养菩萨。在该层的另一画面上亦出现了双手合十胡跪菩萨，戴华冠，姿态虔诚（图7），与双狮及夜叉相映衬，烘托出场景的宏大和气氛的热烈。
北魏卜氏石塔第五层的上部刻有戴宝冠、结跏趺坐的主尊及胁侍，下部为供养人车马出行图。主尊趺坐于莲台上，作禅定印，两侧侍立菩萨、弟子各一身。该宝冠主尊或为来自中亚的“宝冠”卢舍那佛图像[7]，未可遽断。最外侧各有一身胡跪供养菩萨，戴华冠，双手合十。上部左右两角处各有一身化生童子。从整体上来看，画面上部尊像群的配置非常完整，胁侍身份多样化，除两菩萨两弟子外，更有胡跪菩萨及化生用以烘托气氛。其整体设置与天梯山北凉第1窟和第4窟中心柱的龛像设置类似：把胡跪菩萨放在佛龛最外侧，以展现佛国胜景。
北魏卜氏石塔第四层还雕有涅槃图像。画面将一简洁无装饰的方龛一分为二，上部为佛涅槃场景，佛陀仰躺于榻上，头部和脚部各有一身比丘跪地护持，其背景为六比丘举哀图。画面下部小格内的图像也非常独特，居中为一舞者，全身缚着铃或铙状乐器，面带笑容，手舞足蹈。两侧刻胡跪伎乐，可能是为释迦涅槃做最后礼乐供养的末罗族人[3]，其中出现的胡跪形象意在突出对佛陀的礼敬。
此外，亦不可忽略甘肃北朝后期石刻造像中的胡跪图像，其形制及造像内容与本文所述之北朝残塔不无差异，但也有相同之处。如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权氏造千佛碑出自天水秦安，有西魏大统十二年（546）的纪年题记。碑高74厘米，宽67.5厘米。碑身有十排浅浮雕千佛。碑底部有四排供养人像，包括供养人车马出行图。碑额主龛有佛五尊像，主尊结跏趺坐，两侧侍立两菩萨两弟子。主龛两侧各有一小龛，共刻五身比丘，其中出现了双手合十、胡跪的比丘形象（图8）[2]211。该像置于主龛右侧的小龛内，配香炉，在石碑底部的供养人图像中却没有这种胡跪形象，抑或此为甘肃北朝石刻造像在尊像设置上的一个特点。
综上所述，胡跪胁侍像在甘肃北朝时期的石刻上多有出现，其模式固定，身份多为供养菩萨，通常置于龛像外缘，用以烘托庄严、肃穆、虔诚的佛国胜景。北魏卜氏石塔规制完整，造型精美，凸显出胡跪形象的神格属性。
本文所论述的北朝残塔中所见的胡跪菩萨与北魏初期张长造石佛像碑上的胡跪菩萨在样式、雕造风格上几乎没有区别，表现出石刻造像粉本之间的延续性。此外，参照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出自天水秦安的西魏大统二年（536）楼阁式塔（即权氏石造像塔）[2]、西魏三层叠垒石塔[3]、西魏大统十二年（546）权氏造千佛碑[2，8]、北周保定三年（563）权道奴造像碑[8]图版205-206、北周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8]图版209，亦可见这一北朝残塔在风格样式乃至细部特征上与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的石刻造像极为接近，故可推定该残塔应出土于天水地区。
四 余 论
甘肃地区北朝时期的梯形叠垒石造像塔留存下来的并不多，具有完整规制的石塔更罕见。由于方石四面均能开龛造像，且数件成组，相对于造像碑来说，可雕刻更多的佛教图像，能更深入地传达佛教思想以及造像艺术的发展变化，具有珍贵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综合考察甘肃一地的北朝单体石刻遗存可见，造像塔和造像碑在整体设置以及图像布局上有明显的差别，造像碑受到中国石碑“刊石记功”之功能的影响，因而碑体上多刻功德主发愿文、题名以及纪年铭文；造像塔则更多地展现佛经的内容与场景，注重“籍像表真”的功用，因而塔上龛像林立，图像内容极为丰富，却少见发愿文和纪年铭文。
石造像塔所展示出的图像特征，为我们考察佛教艺术风格的嬗变乃至蠡测造像年代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甘肃现存北朝石塔绝大多数未见铭文题记，如国家一级文物北魏卜氏石塔、秦安西魏石塔等均未雕刻纪年，然而石塔本身就展示了极为突出的时代风格，这一特征也反映在甘肃博物馆所藏的这座北朝残塔上。
甘肃北朝后期（西魏至北周初）单体石刻在造像风格上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可以看成是北魏风格的延续。其人物形体特征依然保留着北魏时期的消瘦、飘逸的特点；服饰亦如北魏时期的层叠繁复，但在细部样式上已出现异化特征，比如服饰偏重以流畅的长线条来刻画，更注重服饰所表现出的形体轮廓，减弱了佛衣层层叠加的厚重质感，如灵台新开西魏造像碑，还有出自庄浪良邑乡宝泉寺的西魏造像塔[8]150等，都充分表现出第一种造像模式的显著特点。
第二种模式开启了北周风格之端倪。人物体态圆润，体量结实，服饰贴体，均用流畅的长线条刻画。如秦安西魏石塔、西魏大统二年（536）权氏石造像塔以及西魏大统十二年（546）权氏造千佛碑，堪称第二种模式的代表。在第二种模式的西魏石刻上，佛衣及裙裾的表现对北周时期的甘肃石刻影响深远，并具体表现在一些纪年明确的北周造像中，如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北周保定四年（564）王文超造像碑以及北周建德二年（573）王令猥造像碑{1}，其龛像中覆盖台座的佛衣裙裾与西魏造像的样式完全一致。这一特征充分说明甘肃西魏至北周时期造像风格之间联系紧密，具有不可割裂的、明显的承袭特点。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这两种模式所揭示出的造像风格分布的区域化特征。属第一种模式的造像多出自平凉、庆阳等甘肃东部一带；而属第二种模式的造像集中于天水一带，并与同期麦积山石窟的造像风格有所关联。综上所述，甘肃省博物馆所藏的这座北朝残塔的时代应为西魏至北周初期，且在风格上与天水一带的石刻有紧密联系，很可能出自同一地区。
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残塔图片由该馆徐睿先生提供，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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