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曾经延续了1300多年，而北京，八百年帝王之都，使其成为八百年科举的中枢所在。八百年间，科举最高等级的考试：会试、殿试，多数都在北京举行，此间在北京考出了约二百五十名状元，近五万名进士。这一制度留下了许多实物印证，匾额就是其中的一种。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及其他因素，如今在城市已经很难看到有文物价值的老匾额了。
在北京朝阳区的高碑店民俗文化街上，有一座专门收藏科举匾额的民营博物馆——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通过特殊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中国的科举与匾额文化。
走在风格古雅的高碑店民俗文化街，远远能看见一座独秀于建筑中的白色石雕牌楼，这里就是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这座牌楼出自明代万历年间江西金溪的无字石坊，门楣中间的空白处留下了一个家族无人中得功名的遗憾。依着“文东武西”的格局，大门的两边摆放着乾隆皇帝四公主墓前的两尊翁仲，高大肃穆的石人雕像映衬着古意盎然的透雕门首。刚进门接待我们的是博物馆馆长姚远利先生。
凝结心血的博物馆
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仿古代书院建造，姚馆长介绍说，2007年10月，在朝阳区高碑店村委会的支持下，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开馆。馆内共收藏科举文物1000余件，其中木石匾额600余方，大都悬挂在博物馆内几处院落的墙壁上或牌坊上。匾额中，明清32名状元题写的有40余方，以及13名榜眼和12名探花题写的。
刚进博物馆大门，就能看见展厅中央有一座汉白玉石坊，姚馆长介绍，这座是元代的“科举门”，距今已600多年，堪称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科举门”中央为雄鹿头顶火珠，两侧高纵灵云，灵云后蹲座瑞兽，最外侧凸雕鳌头，意寓跨进科举门，将会拥有福、禄、寿，并将独占鳌头。这座石坊为河北涿州官学所立，如今这样的遗存在国内已很罕见。
姚馆长接着说，“科举门”的贵重之处不在材质，也不在书法雕刻，而在于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渴望读书、崇尚开科取士的文化心理。“科举门”其实就是“龙门”，以前从来没有作为单独的一个词汇出现。从这个石坊的材质、雕刻风格、尤其是年代来判断，可以很快判定其年代及价值。这样的东西不是价格高就能买到的，十分难得，可以说是孤品，是构成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环节。
“科举门”之所以是这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说理由有三个：一是极为罕见，“科举”二字的出现是在宋代之后，如在贡院、考棚、县州、府学、文庙等教育和考试场所，其大门之内几乎均立有这样的牌坊，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仪门，但其所刻之字均为“龙门”、“禹门”，据石刻专家多方考证，直接刻有“科举门”的石坊，在国内为仅见；二是见证历史，这个石坊为元代真迹遗存，以实物反映了汉人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心态，元朝重武轻文，在石坊上直接刻写“科举门”，明确地表明和反映了在元朝为官的汉人，希望实行科举和反对停止科举的明确态度，以此见证了元代的科举；三是工精石美，这个石坊用整块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刻工严谨精美。
“科举门”的两侧，各悬两块大匾：“协辅文教”和“代起儒风”。姚馆长介绍说，这块“协辅文教”牌匾，是清代一位进士出身的官员为一户有钱人家捐资修建的书院题写的表彰匾额。“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博物馆的点题匾，博物馆是干什么的？不就是协辅文教吗？”
姚馆长介绍，刚进门的这个区域是“中国科举简史”展厅，概述了科举制度从隋代创立、唐代发展、宋代完善、元代衰退、明代中兴到清代盛极而衰的千年发展历程。在“清代规定的考试等级、科名层次的展示”部分，采取了最直观的呈现方式，依层级将一个读书人经由文童、生员（俗名秀才）、贡生、举人直到进士的漫漫艰辛科考路展示出来。
穿过“中国科举简史”展厅，后院分布着生员（秀才）厅、举人（文举、武举）厅、进士厅和榜书艺术厅，展示的是为儒童、秀才、贡生、监生、举人和进士题写的各种匾额。所有匾额中姚馆长最为看重的是明永乐16年江西一位老状元为新科状元题写的“状元及第”匾额，这块匾额已有将近6005的历史。
科举匾额博物馆内，还建有贡院号舍仿制品，并张贴有1904年清代大金榜（仿制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当年，文榜贴在东长安门（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外的红墙上，武榜在西长安门外的红墙上。我们是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叫金榜题名，以及贴榜的位置。”此外，官学里文童考秀才的试卷，官学里存放试卷的屉式箱，考举人的试卷及其上面的誊录人、校对人的签名……所有这些有关科举考试的实物让人仿佛从历史的游廊中走了一遭。
从大门到馆内各厅的布局、藏品，姚馆长一一细数着他的这些宝贝，以及这些匾额中的典故和文化。在这栋约3000平方米的仿古建筑里，所有的规划、布置都是由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手操持，馆内每一处展陈，每一处解说，都倾注着他的心血。他将中国从隋代开始直至清末的千年科举历史、文化以匾额的实物形态展示了出来，再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以及寓于其中的传统道德。
走上不悔收藏路
今年69岁的姚远利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是生性好学的他，怀着对匾额文化的一腔热爱，一直坚持着研究和收藏，如今从事匾额研究和收藏已经有二十多年。
其实姚馆长走上收藏匾额的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早先以收藏瓷砚和古雕砚而知名的姚远利买到了一块科举考试废除后宣统元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的“选举孝廉方正”匾，从这第一方匾开始，姚远利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藏和古代科举有关的匾额。说起收藏兴趣和重点的转变，姚馆长说是在对砚和匾额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也许它们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匾更便宜一些，但它的文化含量要高多了。”砚再好也只是属于文房把玩的东西，而牌匾自秦代出现以来，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坐标，其中凝聚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
除了其文化内涵，姚馆长还特别看重科举匾额作为史证的功能和作用。他介绍说，科举匾额是一种木或石刻的匾额，内容与科举有关，文字多以鼓励考生为主，题匾人一般比被题匾人的地位、学历或者官职高。两者间的关系大多不属于私人情谊，严格说来是政府行为，题匾人为鼓励考生而题写。题写人的官职越大，学问越高，受匾人也就越荣耀。
一块匾额有五大看点，一是看题写的科第，是秀才、举人还是进士、状元；二是看匾额的题写人，有举人、进士、状元、榜眼、探花，宰相、各部尚书、各省总督和巡抚等；三是看所题写内容的国学含义，因为在众多的科举匾额中并不直接题写科名，而是题写国学典故；四是看书法，匾额的题写人，多数为进士出身的高官，很多还是大书法家；五是看制匾的工艺，古代匾额在材质上以木石为主，工艺有古代雕刻、油图彩画、篆刻等，南北方匾额也有所不同。
匾额的产生是社会进步、文字及文化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本身就是治理国家的一种行政行为，后来延伸出宣扬教化的功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体系。作为官方匾额，它体现的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民间匾额，在标识名称的同时也在宣扬教化。
“我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品质优秀的博物馆，我认为，凭着我们的收藏及展陈，一定会得到参观者的肯定，再通过他们的口碑相传，就会吸引更多游客，博物馆也会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在姚远利眼里，这些匾额的贵重在于它们的文化价值。“总体上它是一种文化，胜过每一件实物，比那些名贵的藏品要更珍贵更值钱。”“励志堂”不仅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提供了基地，还对研究科举文化和人物具有重要意义。姚远利凭一己之力，为传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传播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