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先生是颇有建树的哲学家、艺术家，是将二十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而创造出新文化的杰出代表。熊先生在雕塑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他对金属材料的创造性运用，使得线和面的抽象性富于情感与哲理，这是他对西方视觉形式及中国书法美学研究的形象体现。熊秉明在艺术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其大量著作对于探索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出路与前景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作为一个多才多艺、广有建树的艺术家，熊秉明先生在诗词、书法领域亦有独到研究，他是一位将书法引入西方最具影响力、最有成就的代表，曾经使得法国总统希拉克看到法国书法学会在巴黎大学举办的书法展览后欣然题词：“中国书法是艺术的艺术”。
随着中国开放的进程，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熊先生做为一颗中国文化的种子，带着母文化的泥土，在西方接受阳光雨露，而长成参天大树，这对我们无疑具有典范意义。本刊隆重推出熊秉明先生专题，援引一些名家撰写的文章予以纪念。
泛论现代艺术
文/熊秉明
现代艺术家可以认为艺术作品不是最重要的，或唯一的问题。其它如工具、创作过程、艺术家自己……都是最重要的，或者更重要的事项。
现代艺术家在工具上的突破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工具的广泛性，综合地利用各种颜料，采用喷色气枪，颜料里加入各种成份，引入照相复制，以及其它复制方法。雕塑和绘画之间已没有什么明确分界线，霓虹灯、磁铁、火力、水力、电影、电视、电焊、电脑、激光都可以作为创作工具。
所谓行动艺术，就是把创作过程作为绘画的一个主要成份，把它加以突出，这就有了表演艺术。中国古代张旭、吴道子都是当场表演的。西方艺术家一向是在工作室里制作的，只是到这个世纪才有当场表演的事。法国马蒂尔在1956年当众作一张大画宽12米、高4.2米，用20分钟画完，当时是作为一件惊人新闻报道的。再进一步，就把表演变成唯一的重点，把表演之后完成的作品也取消了，这就有了“事件艺术”，艺术家在室内或室外作短剧似的表演，如屠羊，把羊血涂在身上，令人惊骇。也有画家用铁钩子把自己吊在空中，进行可怕的表演，这与吞刀吐火的杂技已差不多了。但他们从哲学观点上解释道：肉体作为存在基础，隔离出来，孤立起来，用肉体的痛苦给存在做横道，划圈点，让人看摇摇欲坠的脆弱生命。
最典型的观念艺术是用文字来代替艺术，其它图解、表格都成了艺术品。这种倾向一直可追溯到1969年，在德国利孚柯森城举办的观念艺术展览会，整个展厅就像一个文件资料室。观念是艺术创造中一个成分，但是创作的心理活动是非常复杂的，有自意识的，有非自意识的。观念艺术是属于自意识的，作者怎样想就怎样去设计和创作。而真正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非自意识的，是潜意识的。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对现代文艺的影响非常之大，潜意识成为丰富的创作源泉，甚至有的艺术家认为只有潜意识才是真正的内心世界。狭义理解是指法国诗人昂德里·布列顿领导的一群画家和诗人，在1924年发表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广义理解，凡是以潜意识作为创作主要源泉的画家、雕刻家和文学家都可以称为超现实主义者。超现实主义的贡献就是歌颂非理性，把非理性合理化。从此人们过去认为无意义和被忽视的东西都获具意义，发出光彩，以往不认为是艺术的作品都成了艺术作品。例如疯人的画也有他的逻辑。还有“素人”艺术，指没有经过任何艺术修养的人的艺术。还有原始艺术、黑人艺术、印地安人艺术、澳洲艺术，都可以当作第一等的艺术品来欣赏。儿童艺术中也有可贵的杰作。最近有一派画家专画“坏画”；还有“信手画”，就是在半催眠状态下无意识留下的信手乱涂。既然原始艺术、儿童艺术……都能被欣赏，那么学院派的画为什么不能被欣赏呢？以前被现代派排斥唾弃的学院派，现在又开始抬头，例如十九世纪末学院派代表布格罗。最近法国政府举办了他的个人展览会。这样看来，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如果我们客观地、谦逊地、科学地对待事物，大概没有什么东西不值得研究的，也无不值得我们惊诧和赞美的。
一个艺术作品有它的哲学意义，有人在这个层次上下功夫。传统哲学讨论艺术时，就讨论美，也就是美学。但仅仅用“美”来概括艺术是不够的。例如传统艺术中就有悲剧、喜剧、嘲讽等等，很难以美的范畴来概括。现代艺术尤其如此，许多艺术家要表现丑、脏、怪诞、恐怖、残酷、绝望……艺术活动就是哲学问题，很多艺术品本身很简单，但评论家可以借以写出大文章，这些文章或有哲学性，或有文学性，总之可以独立成为作品。也可以说，在他们看来，真正艺术品不在作品，也不在艺术家，而在那一套理论，作品不过是理论的应用或者实现，艺术家不过是执行者。
艺术是创造，必须是新的，必须是反对因袭的，反对保守的。现代艺术特别注重的，似乎很吓唬人。千奇百怪的西方现代艺术，我们完全可以清醒地观察、了解、去“懂”。在千头万绪的西方艺术启发下，我们应认识到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是极广阔的，艺术品的每一种成分，艺术活动的每种成分，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翻新的对象，我们可以大胆去寻索，去探险，上升到哲学层次。（摘自《美术研究》）
未意的哀思
——怀念秉明
文/杨振宁
秉明在八十年代为吴冠中画展写的序中说：“我们六十出头了，好像老了，好像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又好像还很年轻，才从严冬的冻结中跳出来，精神抖擞，对未来重重计划。”他还说：“卷起袖口，肩膀的肌肉犹实，我曾写信给一个在自贡翻译西洋哲学史的老同学说‘我们这一代的话还没有说完。’”
确实没有说完。二十多年来他写文章，写书法理论，写诗，写诗评，作画，做雕塑，做锻做铸。他的文章，他的诗，他的雕塑，都是千锤百炼，敲打出来的。
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的大型鲁迅头像就是熊秉明的杰作。鲁迅的深沉、鲁迅的倔强都被他捶打出来了。
秉明的《母亲》是他母亲的头像，也是所有母亲的头像。
秉明在南京大学陈列的大型铜塑《孺子牛》，生动地塑造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
秉明和我是同一时代的人，同一个大时代的人。我们都有话要说。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采用了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要说的却有同一底线。请看他的一首诗：
静夜思变调
一序
大诗人的小诗，
从椽笔的毫端落出来，
像一滴偶然，
不能再小的小诗。
而它已岸然存在。
它已是我们少不了的。
在我们学母语的开始，
在我们学步走向世界的开始。
在所有的诗的开始，
在童年预言未来成年的远行，
在故乡预言未来均匀行人的归心，
游子将通过童年预约的相思。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
婆婆家的小桥石榴，
织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2002年12月，于巴黎。
中国文化的孺子牛
——追思熊秉明先生
文/吴为山
Still having unfinished works, Xiong Bingming,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poet and sculptor passed away in December 14, 2002. His ashes were buried in Gretz-Armainvil-Liers, suburb of Paris.
For half of the century he has been nourished in foreign culture. A Chinese soul thus developed into a great intellectual. He passed away with the aspiration of a whole generation. What he left to us is enlightenmen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could produce great art.
Soon after he was retained in Nanjing University, Xiong created a piece of sculpture on the theme of Cattle. He considered it to be his greatest and most rapidly produced work. Wu Guanzhong, an outstanding painter entitled this work "Ruziniu", which is a metaphor for those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helping the youth. Yang Zhenning, a famous scientist inscribed: "This work indicates the self-realization of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 " Xiong entitled his sculpt "Cattle of Peop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cattle, land and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are tightly connected. Although Mr. Xiong settled in Europe, his affection for his motherland was fully expressed in the creating of this sculpture. His sculpture "Cattle of People"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sculptors represented by Kimon, by Potlaire"e concept that "spirit-existing organization discipline." But it also inherited the dignified, solemn, and living artistic style in ancient China. His "Chinese People"s Cattle" presents a kind of tenacious spirit.
哲学家、诗人、雕塑家熊秉明先生于2002年12月14日匆匆地走了，丢下他热爱的书稿、未完成的作品……
其骨灰葬于巴黎近郊GRETZ—ARMAINVIL—LIERS公墓。
一颗中国文化的种子在西方半个多世纪，带着母文化的泥土，接受阳光雨露而长成参天大树。他走了，带着一代人的探索、追求、思考；他走了，留给我们一个启迪：东西方碰撞交合无疑会产生出伟大的艺术。
熊师母陆丙安先生曾告诉我，熊先生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的，而且是谈雕塑。他很关心《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在中国年轻读者中的反应。
大约是1992年，我从友人处获得《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系熊秉明先生自1947年至1951年间的日记，记录了作者以罗丹为中心的一系列关于雕刻乃至整个东西方文化的思考，这种日记的形式，自由、灵动而不拘一格，每篇均有洞见。精辟、明了，使人很快地进入思辨状态。其中《塑泥和生命》、《中国人和雕刻》、《面和侧线》、《梁代墓兽》等文字深刻印入我的心灵，也使我对雕刻的精髓和本质有了更多的理解。《导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座较大的唐代佛头，形体丰满，文气淋漓，有一种混茫的感觉，面对这些作品，我感到骄傲，这里接近了祖先的大智慧，又暗地感到惭愧，来西方之前，我曾经是个瞎子，不会看见这里的神奇。”
近代中国人对雕塑的认识来自西方，其价值审美标准亦以此为参照。以凹凸隐显的高低形体结构的明确与否来界定、评判“雕塑感”。熊先生在《日记》中叙说了一个浑圆、敦厚的中国人头像，认为那是好的雕塑感。这种观念始终影响着我的艺术追求。《日记》中还有：“诚然，在埃及及希腊雕刻之前，在罗丹、布尔代勒之前，我们不能不感动，但是见了汉代的石牛石马，北魏的佛，南朝的墓狮，我觉得灵魂受到另一种激荡，我的根竟还在中国，那是我的故乡。”
熊先生日记由哲学看艺术，由艺术而生哲理；由东方观西方，由西方而回眸东方，新意迭出，照亮心灵。由是，熊秉明这个名字刻在我的艺术生命里。我知道，他在法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由荷兰赴法国考察，到了巴黎，到了毕龙府——罗丹美术馆，油然想起熊秉明，并在罗丹作品与熊先生《日记》解析中找到对应。可我未敢冒昧拜望，遗憾！
1997年，我认识了杨振宁先生，先后我将自己作品的资料及所写文章呈奉并恳请赐教。其中有篇《论雕塑的诗性》，他读后认为写得极好，并题字“吴为山雕塑极有创建性。”1999年，杨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及南京博物院看到我百余件雕塑作品后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与秉明一定谈得来！
他随即建议与我合影以“寄给秉明”。杨振宁与熊秉明是儿时的同学，熊先生的父亲熊庆来、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均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同是清华大学教授，过从甚密。杨振宁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人文学者，对古今中外雕刻有着精湛的研究。尼克松访华时，他曾提议美国政府将“昭陵六骏”中的两匹送还中国。
他认为：秉明的雕塑是千锤百炼，敲打出来的。秉明的《母亲》是他母亲的头像，也是所有母亲的头像。
是年十一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作文化讲座教授并举办展览。杨先生与夫人杜致礼亲自驾车来观看我的展览，并请我共进晚餐。席间，我谈出邀请熊秉明先生任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想法，杨先生当即表示：我举双手赞成！
2001年11月，熊秉明偕夫人来南大参加了隆重的授聘典礼。杨先生亲临并专门作文剖析熊先生的几件代表作，他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陈列的大型鲁迅头像就是秉明的杰作，鲁迅的深沉，鲁迅的倔强都被他锤打出来。”
熊先生听着杨先生的讲话，完全回到了儿时在清华的情境。他精神饱满，笑容满面，俨然一位智慧的长者。他告诉我，在巴黎的《欧洲时报》上看过我很多作品。此次来中国前，他找了一些书店未看到中文版的《马里尼·马尼诺》，只带了一本《布尔代尔》，我接过书，吃惊、感动。那么厚的画册，万里迢迢只为送一位未曾见过面的艺术青年！过了几日，他又赠其理论著作《中国书法的理论体系》于我。这本书我读过，它从中国书法传统理论、西方现代哲学、心理学角度，结合视觉艺术构成解读书法，总结书法史，是一本融汇了美学与艺术理论的划时代著作，为我们从多方面看待研究传统提供了典范。熊先生在该书扉页上题就：
“艺术作品往往迅捷挥就者难能刻划深入，能苦心经营者少一气呵成之妙。为山作品神速痛快而又能供人长期把玩……”
在南大的日子，熊先生几乎看过我所有的作品。有一次我试探请教：“按照您的老师纪蒙对雕刻的观点，作品（包括他自己的）都是无表情的、木然状的。而世界并不完全如此，怎样去表现呢！”熊先生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解。我初看你的作品，那么多丰富的表情，觉得奇怪，难道这也是雕塑？其实这是另一种解，而且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不久，他回到巴黎致信给我：“我羡慕，你的快乐融化于你的生活，你的艺术。”熊师母也致信：将熊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跪牛》赠送给南京大学的百年华诞。因为它最好的归宿是中国大地，是南京大学。因秉明出生于此，父亲熊庆来创建数学系于此。熊先生补充道：《跪牛》表现了在最艰难状态下欲奋起的那一刹那，杨振宁于四十年前初见到时就曾说：这应是“孺子牛”。
南京大学决定将这头孺子牛作为学校百年纪念物，放大并耸立于广场！熊秉明提出“由为山放大，最为合适！”
熊先生父亲的故乡是云南省弥勒县，那里有甘蔗田、棉花地和红色的土壤。在中国，世代的农业社会，牛与土地、牛与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精神是深深联系在一起的，熊先生在欧洲，藉造牛而恋母土。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民间艺人手中的泥牛，那浑圆、柔润的手感不见了。它受到纪蒙为代表的西方雕刻内在构成的影响；受到了波特莱尔“精神存在的组织规律”的影响；当然更受到中国古代凝定、尊严而又生意盎然的雕塑影响。所以这牛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不可摧毁的，永在的理由和硬度！
我选择了在百年老厂，当年李鸿章创建的江南制造局——现在的晨光厂放大制作孺子牛，这里曾制作过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放大的依据是50公分长的原作。扩大十一倍变成长5.5米，宽1.7米，高2.8米。此牛初看觉得较易放大，巨石一般，没有什么复杂的结构。可是越放大越发现内涵丰富。它像化石一般似乎浑沌、模糊。但那些精彩的结构以及结构关系所表达的“意”深深地隐匿于千锤百炼而又漫不经意的形体中。高、低、凹、凸，跌宕起伏，放数日后，虽体量有了，但无神采、风骨。继而再慢慢找高点、脊、脉走向……
三月，熊先生风尘仆仆，只身由巴黎来南京。
他是不会想到如此大的“牛”放了二十多天就趋完成。因为他创作《父亲像》花了三十七年，作《母亲像》花了十六年。面对着大牛，熊先生挥舞起木棍、大锹。他在牛背、牛肚的各个高点上插上木钉，然后以线连起来，形成显而易见的脉向，塑造出山坡感、悬崖感、陡峭感以及平缓与坦荡，他时而站高，时而落下，远看只见一个“小老头”在那么高的体量前灵活、坚定、刚毅、睿智地运动着。渐渐地，那牛显得巍峨起来，骨相耸然起来，动势生动起来。
熊先生主宰牛，主宰山，牛变成山，山即是牛。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与牛化成为一体了……
经过一天半的“斗牛”，熊先生，一个历来不肯罢休的人，也奇迹般地满意起来。他说，想起了在巴黎求学时进穰尼俄（Jonniot）教授工作室，在他的教室里，做三、四米高的浮雕很轻松、快活，不觉得是一重负。他五十年前到穰尼俄工作室学习是抱定了回中国必定争取做纪念碑等大型作品的机会，可是他留在西方，五十六年后才有了这样的机缘。他迅速将这种心境写信给杨振宁，杨先生由美国发来传真：“秉明、为山：遥祝秉明放大雕塑一切顺利！”
他把创作的过程告诉老友吴冠中，吴先生题写“孺子牛”三字，其字型与牛的造型同构。
熊先生开心地说——
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作品；
这是他一生中最快的作品；
他告诉我说：造牛，使他年轻了二十岁，差不多变成60岁的人了。
我说：造牛，使我老沉了二十岁，差不多也变成60岁的人了。
我俩相视，笑了。
牛铸成青铜，与百年大学的纪念鼎同质同色。
杨振宁动情写下：“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
而熊先生自题：“这是中华民族的牛！”
我们约定，春暖花开之时，再在南京一起做雕塑，而且题材为任重道远的《骆驼》；
我们约定二00三年在南京大学召开国际雕塑理论研讨会；
……
可是，突然地，他走了。
他给我的信，未来得及落款。
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哲人、智慧者。
他的孺子牛，跪于大地，永远向上，忍辱负重，不屈不挠，迈向待耕的大地！
熊秉明 1922年生于南京。1932年随父亲——中国现代数学大师熊庆来赴法国接受西方教育两年。1947年考取公费留法，于巴黎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转雕刻，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索比克教授石雕教室，进入茹里安画院纪蒙工作室。1952年参加法兰西艺术家沙龙，作品《少女体》获铜质奖，《王纪音像》获艺术家之友奖。同年参加“无名政治犯纪念碑”国际设计征选。1961年在苏黎世大学教授中国哲学。1962年受聘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获Browm大学Hoard奖金，《立马》铜像送雕塑沙龙，获胥斯年奖。作品《运行水牛》获沙龙年奖。1981年被推选为巴黎第三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兼任法国中国书法协会主席。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1984年法国教育部任命为大学教授，《关于罗丹—日记择抄》获台湾中国时报散文奖，出版《张旭与狂草》（法文，编入法兰士高等汉学研究所藏书）。1985年出版《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观点，并以书法构架解析中国书法，给中国的艺术界、艺术理论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式。1986年出版《诗三篇》。1987年在昆明举办《回归的塑造》展览。1988年焊铁《鹤》被选入汉城奥运会雕刻公园长期陈列。1994年在新加坡斯民画廊与吴冠中、朱德群合展。1999年“熊秉明的艺术—运行与回旭”展览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高雄山美术馆、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昆明市博物馆展出。同年，出版《熊秉明文集》（4卷本）等等。2002年12月14日，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