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迎春今年70岁，说话声音洪亮，走起路来步伐轻盈，“我现在都不做活儿了，这东西太费眼睛。”他说现在一直盯着细小的东西看，要不了一会儿，眼泪直流。退休10多年了，姚迎春至今还保留着印有自己红底证件照的名片。名片的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职业资格证书的复印图像，背面的四个头衔里，“北京花丝镶嵌厂研究室主任”印在第一排。所谓“花丝镶嵌工艺”，可分作花丝和镶嵌两类—花丝：将金、银、铜等抽成细丝，用堆垒、编织等技法制成工艺品；镶嵌：将金银薄片打成器皿，再雕凿出图案，嵌以宝石。这门传承久远的汉族手工技艺，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在历史上，花丝镶嵌属“宫廷秘技”，与景泰蓝、玉雕、牙雕、京绣、漆雕、金漆镶嵌、宫毯并称为“燕京八绝”。
我不跟父亲学，他做得不好
金银工艺自公元1153年在北京地区建立，随即开始兴盛，元明清皆以北京为首都，加上明清两代是北京花丝镶嵌的兴盛时期，宫廷设有造办处，汇聚了大批能工巧匠，南北方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得以交流，并融合少数民族工艺美术之长，北京地区的花丝镶嵌工艺也就冠绝全国，其中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金冠堪称杰作。当年手艺人多聚居于南城、大栅栏、珠市口一带。姚迎春出生手工艺世家，1958年搬去通州以前，住在连接北京东花市和西花市内的一所四合院里。姚迎春家境并不好，14岁他便辍学到车间上班，拿着15块钱的月工资，每个月花五六块钱，剩下的交给家里。父亲做花丝镶嵌手艺起家，但姚迎春说，“我不跟他学，他做得不好。”
机缘巧合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找到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来四五个年轻人过来学花丝镶嵌工艺，15岁的姚迎春于是从300个人里头被选中，跟着师父们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在研究所里，北京工艺美术各个行业技艺最高、资格最老的老艺人们担任研究员，这些老艺人都是姚迎春师父辈的人：毕尚彬、翟徳寿、李荣、孙富、陈永成。其中，李荣是姚迎春的师父，师父的师父，曾是“宫里的”。
刚开始接触花丝镶嵌，师父没有和姚迎春说太多的理论知识和大道理，直接让他到车间一线实地操练，戒子、镯子、项链这些首饰是姚迎春练手的领域，师父让他把“八大工艺”掐、填、攒、焊、堆、垒、编、织全都过一遍。“师父们都不太爱说话，”掐丝时师父只会说，“这么一掰就好。”可是使多大劲，掰到哪个角度，得自己琢磨。“我学了三年才能自己做成活儿。”在把一根根细如头发的金丝掐成花纹以后，要干净利落地把这些细小的花纹焊到器物上，构成更大的花纹。然后，把成小颗粒状的焊药用细密的小筛子铺在花丝上。焊接时，手艺人还得拿一个吹筒对着煤油灯，鼻子吸气嘴吹气，控制火头大小和时间长短。品质与成果，便取决于这微妙的呼吸间：吹太轻，药化不开，吹太重，直接烧出一个大窟窿。
掌握基本功后，姚迎春被调入花丝厂研究室，参与花丝镶嵌的复原和研发工作。1960年代初，经国家批准，北京花丝镶嵌厂研究室承担了复制十三陵出土的金冠、凤冠的任务。姚迎春与人称“小博士”、擅长錾活（即在金胎上凿出浮雕图案）的薄世友，与小组成员合作复制出了定陵金冠、凤冠。复制成品无论是工艺精细度还是仿真度，获得文物、考古专家好评，如今就藏于国家博物馆内。
《红楼梦》里的道具
北京花丝镶嵌厂在1956年成立，姚迎春1958年入厂，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以花丝镶嵌工艺产品作为国礼相赠，加上由于出口创汇、换汇的需求，花丝镶嵌厂日夜赶工，产品远销苏联、匈牙利等国，规模达到1300多人，姚迎春后来也当了副厂长。
一方面接业务，一方面开阔视野：做花丝镶嵌工艺品，设计是源头。“没有图纸你做什么，持续复制也没有多大意义”。于是，每听说北京有大师画展，他是一定要去看的，看人家画的明暗、结构、色彩，然后自己回家对着一盆兰花开始写生，翻卷折叠的叶子，以及阴阳向背，通通勾勒出来。再结合参考书，从中汲取灵感。姚迎春现在桌面上就放着《中国传统吉祥寓意图》，是去北京三环以里的跳蚤市场地摊上淘的。
1984年，第一版《红楼梦》开始筹备拍摄，剧组找到了北京花丝镶嵌厂，制作戏里的配饰和摆件。“研究室里七八个人，一半人来参与道具制作。”根据剧组的要求，比如“要做双鸟落在珊瑚叉子上，或者是单鸟落在玉叉子上。”姚老说，就从来没有过退单或者撤单一说。然而，随着上世纪末，欧洲珠宝设计制作工艺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手艺首饰珠宝造成严重的冲击，加之一个讲究效率的时代悄然来临，这也意味着社会对“细活儿”失去耐心。厂子2002年倒闭，姚迎春没想到自己也面临失业。
做了整整四十年的花丝镶嵌手艺活，正好赶上退休年龄的姚迎春想到，不如以个人名义做一件能够留世的作品。于是他找老同事咸秀英商量，“弄把刀吧。”咸同意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重重：首先是原材料都是金、银这种贵重的材质，非工薪阶层可以买得起。两人断断续续买了材料，镶宝石要用的石头，就去石头厂去找些边角废料，“他们头儿来了，就赶紧把淘的东西藏起来。”千辛万苦，最终做成了一把长一米，刀鞘上精雕细刻的花纹的宝刀。这把花丝刀，后来得到国家博物馆的展览邀请，在金银艺术品展区展出。这也是姚迎春自己留存的唯一一件个人作品。
工作室项目负责人、如今潮宏基花丝镶嵌博物馆馆长周臻三顾茅庐，终请得姚迎春复出。2009年，他正式进入工作室，“被诚意打动的”。2013年，工作室从北京迁到了广东汕头的潮宏基工业园区，正式挂牌“花丝镶嵌工作室”。姚老狠了狠心，把老伴儿送去了敬老院，把孙子送去住校，自己则南下，来到了广东汕头。“我再不出来做点事情，以后就没机会了。”他说，从工作室，到博物馆，期间经过将近10年的筹备，如今3000多件藏品存放于占地2200平方米的博物馆内。如今，姚老的身份是花丝镶嵌工作室的总顾问，与30位工艺师傅一起工作。放眼过去，每个师傅一张木质书桌，桌上一盏台灯，一个镊子和一些掐花丝用的金银材料放在一起。姚老的桌上位置排最前，就像上课的讲坛，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画着粗细不一的祥云图案的图纸。车间里，“这玩意儿没法用机器代替生产，每一步都必须由人工完成，机器是死的，没有人的灵性不行。”加入工作室的四年里，他完成了该博物馆镇馆之宝《花丝风雨桥》：这件气势恢宏、巧夺天工的摆件，是侗族大寨里的标志性公共建筑，长5.2米，高2米，采用350公斤白银和4公斤重的黄金做主料，辅以玉石、翡翠、玛瑙等珍贵宝石共计3万多颗。它集花丝工艺技法中的七种于一身，也是目前存世体量最大、工艺最全的花丝工艺珍宝。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来到南方很难适应，姚迎春动了把活儿拿回北京做的念头，但思前想后，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老人不适应也是正常，一个是天气的热，另一个是饮食习惯。“年轻人老请我们出去外边吃，白切鸡嚼不动。”于是下班以后，他多数还是和一起从北京来的三个老人一起蒸笼包子，然后再炒两个菜，“吃着顺口”。北京来的，其实是3位跟随他30年以上的徒弟，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当年工艺厂倒闭，师傅们纷纷下岗。工作室成立后，他动员了3位老徒弟一起南下。
传统花丝工艺品多是小巧玲珑，做完这件突破传统的大作《花丝风雨桥》后，姚迎春继续埋头探究民族建筑遗产和花丝镶嵌工艺相结合，打造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蓬莱阁花丝四大名楼。他打算做完这四大名楼就金盆洗手。眼下，“黄鹤楼”正紧锣密鼓进行中了。“我这个岁数了，能坚持做完四大名楼就已经不错了。”后继无人也是无奈之事。毕竟培养一名熟练师傅，少则十几年长则数十年，这令年轻学徒都望而却步，花丝镶嵌濒临失传。采访到最后，老人特别语重心长，“手艺这东西是自有后来人，现在可能会随着我们这辈人消失而失传，可能过二十年后又出现从事这行的人了。只要肯花点时间，这不就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