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史记》、《汉书》等相关史料的记载为据，通过分析游侠参与政治活动的特点，认为游侠本质上是一种企图以私义替代公理、以江湖道义瓦解国家礼法制度的非法的社会行为。两汉侠风炽盛，而以汝、颍、南阳之地为剧。游侠之风对三郡儒士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他们发动汉末清议运动的思想渊源之一。
[关键词]游侠；汉儒；汉末清议；党锢之祸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132-7
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作为汉代儒士政治生活的绝唱，是一场以皇权庇护下的阉宦集团为批判对象，以讦发幽昧、争议时弊为内容的匡时弼世的政治斗争。对于清议运动及党锢之祸的起因，学术界业已做过很多研究。但现有研究成果对清议运动成因的解释尚不全面，仍有值得补充之处。
根据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外篇》的记载：
其一，“(郭泰)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推慕于乱世，而为过听不实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谓龙凤之集，奇瑞之出也。吐声则余音见法，移足则遗迹见拟。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揭日月者耳，非真隐也。……无故沉浮于波涛之间，倒屐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刓笑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
其二，“故太傅诸葛元逊亦曰：‘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
根据《后汉书·郭泰传》的记载，郭泰因为领导清议运动著名于汉末。除此之外，其一生并未参加其他重大的政治活动。因此葛洪说郭泰步郭解、原涉的后尘以游侠之行邀名集誉，只能指其在清议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而言。并且，《抱朴子外篇·正郭》是葛洪以郭泰为代表对汉末士风进行整体研究而作的史论，其所评述的对象是汉末士林而非郭林宗一人。故葛洪给予郭泰“游侠之徒”的评价在参加清议运动的儒士中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我们得以进一步地推论：汉末清议运动及党锢之祸的兴起应当与秦汉时期炽盛的游侠之风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所在。
一
在正式讨论游侠之风对汉末清议运动的影响之前，笔者以为有两个问题是必须首先给予阐明的。第一：秦汉时期的游侠，其基本特征尤其是参与政治活动的特点是什么。不明乎此，则我们难以确知葛洪“游侠之徒”其言的具体涵义。第二：儒家自先秦以来素有排摒游侠的传统，为什么游侠之风会逐渐侵淫汉代儒林并最终为汉末清议运动的兴起推波助澜。解释这个问题，将有赖于对汉代游侠之风的演变过程及汉儒对游侠之风的接受史进行细致的考察。
就第一个问题，钱穆先生指出，游侠的基本特征在于养客。其所著《释侠》一文曰：“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日‘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谓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之流谓闾巷布衣之侠，知凡侠皆有所养，而所养者非侠。……至于任侠之所养，在当时则均目为客，或称宾客，门客，食客。而客之中有刺客。而盛养此辈门客，食客，刺客者则侠也。”钱先生以“养客”概括游侠的基本特征并由此将游侠与刺客区别开来，这一研究结论值得我们重视。不但如此，笔者窃以为游侠“养客”之举，更暗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试析之如下：
其一，《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是游侠养客必有权势为凭籍。质言之，游侠是依靠自身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深刻的政治背景以养客的形式组织起来的集团势力。因此，卿相之侠如平原、信陵之流必藉王公之势延揽宾客，而布衣之侠如剧孟、郭解辈养客之余亦必交游公卿，输货权门。因此，深刻的政治背景正是游侠作为集团势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
其二，游侠与宾客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利益之交。《史记·货殖列传》日：“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交往行为是在一定的原则规范之下进行的。换言之，游侠要奉行特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就是江湖道义。如果弃道义于不顾，设财比周则堕入朋党，豪暴侵民则沦为盗跖，此二种社会末流俱为游侠所不齿。《史记·游侠列传》日：“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扦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豪暴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恪守道义是游侠树立名节的前提。而惟有树立名节，方能使游侠与朋党、盗跖之徒分明泾渭，并进而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因此，注重名节成为了秦汉游侠之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诸儒素尚名节。以人物评品为主题的清议运动正是这种文化情结的具体表现。而汉儒崇尚名节的政治文化，其渊源正是前此流行的游侠之风。
其三，游侠所遵奉的江湖道义自有其特殊性：它往往独立于国家礼法制度即公理之外而自成一体，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私义。游侠奉私义为准绳，其快意恩仇、罔顾礼法的行为暗含着政出私门、权柄下移的政治主张。故《汉书·游侠传序》指出自游侠之兴，“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而守职奉上之义废矣。”礼法制度是保障君主权力对整个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根本。游侠践踏国家法制的实质是动摇了君主集权统治的基石，这是游侠自先秦以来即为儒士所不容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国家鼓励游侠，其结果是私义行而公理替，最终必致王纲崩毁、政出多门，而君权失窃于下。《读通鉴论》评论游侠道：“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游侠之兴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秦灭诸侯，奖货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王船山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点出：游侠之所以为“蠹”，是因为同君主争夺对民众的治权。
二
游侠重义，而儒士尚礼，二者的政治主张南辕北辙，是以自先秦以迄汉武帝前期，儒士同游侠一直冰炭不能相容。那么汉代游侠之风在武帝时期或者稍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汉儒对游侠的态度又是如何从排摒与抨击逐渐转变为包容和认同的呢?
以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谋反案发为界，笔者对西汉前、后两期的游侠之风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发现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游侠的社会成分有很大的不同——笔者以为“游侠”不是一类以身份、职业等为标准来划分的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而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一个人只要具备这种社
会行为，毋论其是何身份，来自哪个社会阶层，皆可冠以侠称——西汉前期的游侠，其社会成分比较复杂。《汉书·游侠传序》日：“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稀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间阎。”据此，我们可以简要将西汉前期游侠的社会成分概括为以下四类：其一，从龙建祚的异姓军功贵族，如陈稀；其二，宗室外藩，如刘濞、刘安；其三，外戚，如窦婴、田蚧；其四，平民，如剧孟、郭解。但是，在汉武帝时期或者稍早，游侠之行先后因为不同的原因在这四类人身上淡化了：逮汉武临朝，刘姓传国已历六世，开国元勋之家业已剪除殆尽；武帝元朔二年颁布推恩令，藩国益弱，其后穷治淮南，更令宗室噤声，不得与天子分庭抗礼；外戚之家，《汉书·游侠传序》载“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后，天子切齿，卫、霍改节”，是武帝后期戚属敛迹，不敢养客；至于出身平民的闾阎之侠，他们的侠行原本植根于汉初宽松的法治环境，而据《汉书·刑法志》：“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闾阎之侠的生存环境到此时已经相当恶劣。以建元二年郭解受族灭之诛为标志，任侠褫气，百姓齐喑，“自是之后，侠者极众，而无足数者”。
对比于西汉前期游侠，我们再对西汉后期游侠的社会成分进行分析。西汉后期的侠之大者，其身份大多是通过朝廷正规的官吏选拔制度的官员。他们的入仕特点相比于前辈，其途径不再依赖军功，亦不仰仗于外戚的裙带关系而是通过察举制度。如楼护，“平阿侯举护方正，为谏大夫”；陈遵，“(大司徒马宫)举遵能治三辅剧县，补郁夷令”；原涉，“大司徒史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陈遵察举是何科目，《汉书》语焉不详；原涉以其行状推论或为孝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楼护的察举科目：贤良方正。这是因为，自武帝重用儒士以来，这一察举之科是儒士走人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最重要的途径。《汉书·武帝纪》日：“(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而楼护之所以应贤良方正之举，恰恰是因为他效仿儒士治经传、论名节，“(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日：‘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众以是服。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楼护以察举贤良方正人仕表明了此时的汉廷在官吏拣拔上开始对侠、儒一视同仁。或者更进一步说出现了指侠为儒的倾向。这种在西汉前期的侠官之中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可以看作是汉代侠、儒合流的开始。
这一儒、侠合流的结果，其直接的原因是西汉后期的游侠在行为方式上与前辈有明显的区别：其一，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趋于收敛。虽为任侠而饰以仁义，在行为方式上更接近于儒士。据《汉书·游侠传》得知，自郭解死后，“关中长安樊中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鲁翁孺，临淮倪长卿，东阳陈君孺，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游侠奉行江湖道义，儒士服膺仁义之教，两家本来存在着某些精神上的契合之处。诚如章太炎《馗书·儒侠》所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且儒者之义，有过于‘杀身成仁’者乎?儒者之用，有过于‘除国之大害，扦国之大患’者乎?夫平原君，僭上者也，荀卿以为‘辅’；信陵君，矫节者也，荀卿以为‘拂’。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而特其感概奋厉，矜一节以自雄者，其称名有异于儒者焉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游侠与儒士才有互相包容、互相接纳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旦游侠改节从儒，朝廷察举贤良难免侠、儒莫辨。其二，逡巡退让、韬光养晦。避免主动挑战官方的尊严。其如元帝时蓠章，“长安炽盛，街间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市，号日‘城西蓠子夏’。为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侍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惧。”放弃对官方权威的挑衅，意味着游侠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威胁削弱；同时也意味着游侠同儒士之间最主要的政见分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缝。因此在这一时期儒士对游侠的态度一变而为观其大旨、不苛小节，表现出更明显的包容和认同的倾向。如《汉书·游侠·陈遵传》日：“(遵)与张竦伯松俱为京兆吏。竦博学通达，以廉俭自守。而遵放纵不拘，操行虽异，然相亲友。……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又重遵。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后汉，游侠同儒士合流的趋势愈益明显，如在清议运动中位列“八厨”、人誉“海内严恪”的张邈，陈寿《三国志》即迳以游侠称之：“(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以之与前述《抱朴子外篇·正郭》同参，我们可以说：发动清议的汉末儒士已不尽同于西汉时期的纯儒，而是兼有侠行的儒侠。
发动清议运动的汉末儒侠，带有鲜明的地域性集团特征。以地域标准划分，汉末清议儒士之最著者率皆汝、颖、南阳之士。三郡之士不但过从甚密，而且有自觉的地域认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自觉行为授人以柄，成为权阉造为党祸的重要口实。因此游侠之风的地域性历史流变对党锢君子的影响非小。
东汉开国气象与西汉不同。高祖所倚重者，韩信、彭越、英布之流率皆亡命无赖之徒；反观光武，将帅俱类儒士。但迄今为学者忽略的是：在光武诸臣之中，效儒而不脱任侠尚气之习者亦复不少，而且这些人大都出身颖川、南阳两郡。如祭遵，“颖川颖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又如张堪，“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日：‘圣童’”。对此范蔚宗评价道：“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阨，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东汉初年两郡游侠之风，于此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鉴于颖川、南阳都是东汉王公士族的聚居之处，地方官府投鼠忌器，很难对两郡游侠之风进行有效遏制。因此颖川、南阳侠风炽盛。党锢诸君子出身两郡者多好侠行。他们在清议运动中的政治作为更接近游侠而非正统意义上的儒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李膺。
汝南侠风对当时儒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东汉时汝南士人有治经论学，累世为官的传统，因而形成了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极具政治声望的豪族大姓，其中以袁、许两家为尤著。但是这些钟鸣鼎食的诗礼望族非但抵御不了养客行侠的江湖习气的侵蚀，反而成为游侠孳生的膏壤。以汝南袁氏家族为例。袁氏一门家传《孟氏易》学，自汉平帝时袁良以明经举太子舍人起，历
代子孙多有应辟举者。然而，据《后汉纪》所载：“(袁)隗字次阳，累世三公，贵倾当时。兄弟逢及隗并喜人事，外结英俊，内附宦官。中常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于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崇之以为援。故袁氏宠贵当世，富侈过度，自汉公族未之有也。逢兄子绍，好士著名，宾客辐辏，绍折节下之，不择贤愚。逢子术，亦任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争赴其门，辎耕柴车常有千辆，宠臣中官皆患之。”四世三公的门阀为袁氏兄弟招揽宾客、竞为游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袁家却也因此引来了内廷的猜忌，最终使他们同志趣相投的党锢君子们站在了一起，成为汉末清议运动背后的支持力量。《后汉书·党锢·何颓传》有证，其文日：“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罹其难，颐常私人洛阳，从(袁)绍计议。其穷困闭息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
再次，论汝南侠风对儒士的影响不能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郅恽。《后汉书·郅恽传》日：“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垂殁，视恽，嘘唏不能言。恽日：‘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在，吾优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优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恽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迟，恽日：‘为友报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至狱，令跣而追恽，不及，遂自至狱，令拔刃自向以要恽日：‘子不从我出，敢以死明心。’恽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欧阳歙请为功曹。”郅恽任侠行权，私刑仇杀，不但没有受到严刑惩罚，反而博得汝南官场的普遍敬重，终被辟为功曹。在官吏拣拔上废退公理，因循私义，这开了汝南吏治的恶例。从此汝南士风为之一变，竞以谤上讪政相高。应劭《风俗通义》就此批评道：“自君章(郅恽)之后，转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誉，末流论起于爱憎，而政在陪隶也。”当这样的士林风气不仅盛行于汝南一隅而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广泛影响的时候，清议运动及党锢之祸的爆发就无可避免了。
四
就汉末清议运动的特点看，笔者以为，游侠之风对它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下倚生徒，挟迫公卿，上抗皇权。宦官主导朝政，政治利益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京师太学的三万生徒。太学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后备官员。而宦官得势之后，非惟盘踞内廷，其子弟亲党亦缘夤察举，进身仕宦。这意味着太学生们的出仕机会被大量抢占。因此，太学迅速成为清议运动的风暴眼。《后汉纪》曰：“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讥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风而扇之，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诧以谣言日：‘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楷模李元礼。’公卿以下皆畏，莫不侧席。又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之目，犹古之八元、八凯也。陈蕃为三君之冠，王畅、李膺为八俊之首，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清议诸君子向下收拾人心，鼓动风潮；向上裹挟公卿，抗礼内廷。其行径实与游侠不异。钱穆《国史大纲》可证：“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只要政治上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
其次，妄动私刑，剪除宦官党羽。今以李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后汉书·党锢·李膺传》：“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第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日：‘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日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爨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魁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
其二，《后汉书·党锢传序》：“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竞案杀之。”
鉴于宦官主持朝政是皇权的直接授意，清议诸儒很难通过国家正常的司法程序对阉宦及其党羽的恶行进行审判和制裁。因此要打击宦官势力并最终将其排摒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他们只能援引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成例，以儒家先圣的教旨为自己行刑的正义性正名。但这显然不符合汉儒一贯的政治主张。《汉书·刑法志》曰：“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准此，是汉儒所倡王道之治、仁义之教终必以礼法制度的形式将其具体化，成为现实政治可资依据的操作守则。换言之，遵循礼法制度是建立王道之治的必由之径。而一旦将王道、仁政之主张从礼法制度当中抽离出来，就好比镜花水月，势必流为空谈。李膺对宦官党羽采取的两次司法措施纵然合乎孔、孟原旨，但是却与国家的礼法制度背道而驰。因此他用刑的法理依据就不可能是公理，而只能是私义。当孔、孟教旨在礼法制度面前沦为私义的时候，李膺越禁擅杀的做法就同郭解以江湖道义断人生死的行为一般无二。而郭解的所做所为以正统的汉儒观念来看就是大逆无道。同时，笔者注意到：李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清议运动中的特例，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治斗争手段。如果判定是非、裁量刑责的司法行为不以国家礼法制度为准绳而令地方官吏俱得自行其是，整个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有崩溃之虞。因此，清议诸儒的这种政治斗争如果任其发展，其结果必然指向礼法制度的瓦解和国家政权的颠覆。而衰败的汉王朝宁愿与清议运动玉石俱焚，也要固执地将党锢进行到底，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再次，培植地方势力，对抗中央政权。现有史料记载表明：清议运动的政治资本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不在朝廷，而在各个州郡。虽然清议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朝中的正直官员，但他们无力左右朝局。掌控朝政的是皇帝及其信任的宦官。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清议之士在地方却一言九鼎，掷地有声。
这样特异的政治格局在党锢之祸发生以后使得州郡官吏与朝廷离心离德。朝廷以党锢宣判了清议运动的是非，但各地州郡却不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如《后汉纪》曰：“膺等虽免废，名逾胜，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时虽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争礼命之。”又如《后汉书·党锢·范滂传》曰：“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辆。”朝廷以结党营私之名废锢李膺、范滂之辈。与之相反，各州郡官吏却对其推崇备至，甚至争相礼聘。朝廷和地方州郡正在使用不同的吏治规则，这说明朝廷此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严重削弱，权柄下移、政出多门的预兆已然清晰可见。汝南有郅恽的成例在先，表现得就尤为明显。当这样的趋势不能被加以有效遏制反而因黄巾起义的爆发而愈演愈烈的时候，东汉王朝就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尽头。因此我们看到：最终肢解东汉王朝的，不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的黄巾义军；也不是盗窃鼎司、决事省禁的宵小宦竖；而是倡言王道、救世图存的党锢君子如张邈、刘表，或者他们的盟友如袁绍、曹操。这就是游侠政治最终的恶果。钱穆《国史大纲》评论道：“汉末割据的枭雄，实际上即是东汉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绍、公孙瓒、刘表诸人。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住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从何成立？”
综上所述，虽然汉末儒士以恢复王道、匡时弼世相号召发动了清议运动，但其首要目的却是通过掀起一波强大的政治攻势，以非法手段迫使东汉皇权重新承认儒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宦官势力驱逐到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这就注定了它的运动方式从一开始就要背离汉儒正统的政治理念而误入游侠政治的歧途。这场政治运动不仅不可能引领汉王朝回到党锢君子们魂萦梦绕的唐、虞之治，反而事与愿违地造成国家礼法败坏，君权削夺，最终走向了分崩离析的死亡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