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游侠，是一个有鲜明特征的社会群体。他们重然诺轻生死而扶危济困、快意恩仇而仗义助人，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够为国为民而出生入死，其可贵精神品质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游侠”释义及其特征
游侠，在先秦文献中多称为“侠”，有时也称为游侠或侠客。《韩非子·五蠹》曾经提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将“游侠”视为危害社会的群体之一。可见战国后期“侠”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史记》首次为“游侠”立传。《汉书》继承了这一体例，设有《游侠传》。后世人们将“侠客”称为“游侠”，如唐代诗人卢照邻《杂曲歌辞》就有“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的诗句，杜甫也有“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元十二曹长》)的名句。直到明清时代游侠一词仍较流行，如《明史·阮大铖传》记载阮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后来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也提到“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这些都说明“游侠”一词行用的时间还是颇为长久的。
那么，究竟何谓“游侠”呢?“游”意即“交游”。而“侠”的本义，《说文》训为“俜也”，“俜，使也”，“使,令也”。段玉裁注：“令者，发号也。”《韩非子·八说》篇谓“弃官宠交谓之有侠”。《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总结相关的训释，可以看到“游侠”的初始含义，依有的专家所论，当为交游圈中的发号施令者，乃盛养刺客、门客、食客者，而“刺客”实乃游侠门下所养的宾客之一种，并非游侠(钱穆，《释侠》，《学思》杂志第1卷，1942年)。然而，先秦时期所谓的“刺客”在后世也多被视为游侠，并且作为游侠的主要部分而为人们所称颂，亦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的说法。
考之先秦文献，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从维护专制君主集权的立场出发，视“以武犯禁”之侠为“五蠹”之一。他说：“离(罹)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蠹》)这里以盛养私剑而为时君所养者，即司马迁所说的卿相贵族，如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属。太史公盛赞他们招致游侠以成就大事的做法，说他们“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此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史记·游侠列传》)。这些卿相之属，倚仗其富厚和特权，慷慨好义，重然诺，轻财货而重交游，盛养门客，因而名重一时，但他们本质上只是具有侠义之风的大贵族，与刺客之类的“游侠”尚有一定距离。
而被太史公极力称颂的闾巷布衣之侠，虽然没有富足的资财和显赫的权力，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勇武和侠肝义胆却也结交了不少知己，为人赏识为世所重，能够以惊人之举而留名于世。尽管儒墨两家对他们均排斥不载，但在先秦文献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寻觅出游侠的光辉形象的：如《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提及的住在魏都大梁的朱亥、侯嬴，《史记·刺客列传》中战国时期的著名刺客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以及燕国的处士田光等等。《晏子春秋》当中的北郭骚也属此类。他们大都脱离了宗族，或在闾巷操持贱业，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或居无定所，四处交游，但都讲求忠义报恩和朋友信义，“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他们以自己的道义原则立身行事，“有所不为，有所必为”，臻至侠义境界，实为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群体。
游侠的突出特点就是“任侠”，即对“义”的崇尚和实践，也就是太史公所谓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朋友有急难的时候，能不惜一切加以救护，如受知遇之恩而冒死行刺的聂政、荆轲；自刎以表明心迹的侯嬴、田光等。要之，所谓“游侠”，乃是广交朋友、而且甘于为朋友奉献自己一切的人。唐代大诗人李白《侠客行》所谓“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的气慨，在先秦时期的游侠中已开其端。
产生游侠的社会背景
游侠的产生与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衰微而出现的政治失序、宗族解体、社会动荡之背景有关，对此，《汉书·游侠传》的记述颇有见地，是篇谓：
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从连横，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一方面，经过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夫、陪臣执国命”几次政治权力的下移，各国君主的权威进一步削弱。再到战国时代的“合从连横，力政争强”，列国纷争、相互兼并的格局，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致使一些为人臣者僭越他们的政治职守，通过结纳宾客、藏匿亡命，借以另构个人权威。战国时期各国贵族竞相养士，典型如战国四公子，他们的盛养门客对游侠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另一方面，从春秋后期开始，伴随着井田制的破坏，社会结构尤其是宗族血缘关系的日趋松动，西周时期“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局面彻底改变，士阶层应运而生。战国时期，尚武的风气比较兴盛，《史记·货殖列传》言野王之地(今河南沁阳一带)“好气任侠，卫之风也”；齐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在尚武风气的浸染下，士阶层出现了文士和武士的分化，尤其是后者，其行亦“不轨于正义”，又特别看重然诺和声名，讲求“士为知己者死”。先秦时期的游侠可能就是从这些人中产生的，他们在市井闾巷或四处交游中以自己的侠肝义胆扶危救困，从而为世人树立了典范。
除了受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影响之外，游侠气质特征的形成还与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墨两家颇有渊源。首先看墨家。学术界持游侠起于墨家说者大有人在(见冯友兰《原儒墨》，《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年)。墨家热衷于利他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正义感，讲究兼爱，重义轻利及绝对的忠诚，这些主张和特点都与游侠相类。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身在鲁地的墨家创始人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还当场与公输班演示攻守之术，直到公输班技术用尽，墨子的守城之术还没施展完。最终楚王只好打消了攻宋的念头。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墨家门徒“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淮南子·泰族训》)。可以说，游侠的气质特征可能深受墨家的影响。
其次再看儒家。儒家强调“与朋友交”要忠，还主张“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爱惜名誉，重义轻利。孔子弟子当中，也有一些具有侠者风范的儒士。如子路“好勇力”，坦言自己“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卫国发生孔悝之乱时，身为孔悝邑宰的子路在外，闻知此事急速赶回，在卫国城门口遇到正准备出城的子羔，子羔劝子路不要白白送死，子路却表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进城之后，在与蒉聩等人的搏斗中，被石块等东西击中，帽子的带子也被砸断了，但子路还坚持“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扎好带子从容死去。子路的慷慨捐生之举很可能深深影响和激励了后世的游侠。儒家学派中的漆雕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韩非子·显学》)，也为世所重。随着儒家学派影响的日益扩大，其重名、独立、好勇的品质对游侠特征的形成应当是有一定影响的。
列国纷争中的游侠
在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游侠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获得迅速发展，在社会上十分活跃。
当时的卿相贵族固然折节下士，广结宾客，为仗义之事，但他们多抱有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厚结私剑侠豪之士，主要还是想让他们为自己卖力、卖命。在通常情况下，卿相贵族往往就是通过这样的个人势力来为君主效力，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好处。在列国争雄的乱世，他们也多有侠义壮举。如信陵君窃符救赵、平原君拯救邯郸城于兵灾之中等。尽管这些有土卿相颇具侠者之风，但他们终究是骄宠的贵族，免不了张扬声势，横行一方。有好士之名的孟尝君就如此行事。有一次去赵国平原君家做客，在大街上因为听到人们议论他身材矮小而勃然大怒，令其随从门客“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史记·孟尝君列传》)。因人一言之失，即灭一县无辜百姓，这是典型的擅作威福、暴戾横行之举。虽然卿相之侠与各国君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正如《韩非子·八奸》篇所言：“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他们通过养士所构筑的个人威强毕竟也对君主的权威产生了一定的威胁。魏国的信陵君后来长期不得重用，原因恐怕与此不无关联。
闾巷布衣之游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相对于借“有土卿相之富厚”而成名的侠者而言，则更加可歌可泣。前述的朱亥、侯嬴，一个是屠夫，一个是魏国大梁城夷门的看门人。侯生在信陵君窃符救赵出发之后，出于“以便国家”的大义，自刎以示然诺必诚；朱亥“乃市井鼓刀屠者”，由于“公子亲数存之”，一直不报谢答恩，实是因为他以为“小礼无所用”。当公子处于危急关头之时，方才毅然出手，果敢地锤杀魏国大将晋鄙。燕国的处士田光，也以“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遂自杀以表明坚决保守与太子丹言谈机密的心迹。《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当中的北郭骚，是一个靠结渔网、捆蒲苇编织草鞋以糊口的穷苦手工业者，曾经向晏婴求粟米以奉养其母，晏子被齐景公怀疑，为此他以死来证明晏子的清白。这里北郭骚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个人的知遇和朋友义气，主要还在于他认为像晏子这样天下闻名的贤能之人，如果离开齐国，那么齐国一定会遭到他国的入侵，与其这样，他宁愿死去。北郭骚的朋友也表示北郭子能为国而死，那他们也要为他而死，于是又纷纷退而自刎，以此感动齐君。齐景公闻之，非常震惊，乘车亲自追赶晏子到国郊，最终把晏子请了回来。北郭骚和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批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游侠。
而在布衣游侠当中，“刺客”的表现更显得独树一帜。与朱亥身份相类的齐国市井屠夫聂政，为酬谢韩国丞相严遂的知遇之恩，待老母故去后，便仗剑独自一人奔赴韩国的“东孟之会”，当时韩王和严遂的政敌侠累皆在大堂之上，周围侍卫众多。聂政长驱直入，挥剑刺死韩王和侠累。左右侍卫拥上，聂政大呼，连杀数十人。为了不连累他人，聂政割去脸皮，自挖双目后剖腹自杀。刺客荆轲，长于卫国，“好读书击剑”。后离开卫国，四处周游，“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最后与燕太子丹交往，谋刺秦王，临行前在易水边上，好友高渐离击筑，荆轲慷慨为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见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到了秦国，秦王见之于咸阳宫。在大殿台阶上，其副手秦舞阳吓得瑟瑟发抖，而荆轲则镇定自若，取舞阳所持地图亲自奉送给秦王，待图穷匕现，趁机抓住秦王衣袖，持匕首刺之。秦王大惊，断袖挣脱，荆轲在大殿上追得秦王绕着柱子跑，情急之中，秦王拔出背上的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跌倒在地，把匕首掷向秦王，未中。秦王气急挥剑狂砍荆轲，身受八处重伤的荆轲，自知事败，就倚柱大笑，双腿叉开坐在地上大骂秦王，最后被左右侍卫乱剑杀死。唐代诗人王昌龄《杂兴》赞扬荆轲说：“握中铜匕首，粉锉楚山铁。义士频报雠，杀人不曾缺。可悲燕丹事，终被狼虎灭。一举无两全，荆轲遂为血。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无道吞诸侯，坐见九州裂。”荆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知遇之恩而不惜以死相报，堪为后世所称许的“勇敢之圣”(《抱朴子·内篇·辨问》)。他这种悲壮激烈的情怀，历代传颂，至今流传不衰。
战国末期，游侠日益发展，甚至成为当政者不得不正眼相看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韩非曾郑重其事地指出：“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认为他们是可以与官府相抗衡的一股势力。从秦末至汉，游侠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班固在《汉书》中专门论述的陈、吴濞、淮南、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类效仿战国四公子的豪强侠者，则使得“天子切齿，卫、霍改节”(《汉书·游侠传》)，其威强之势终究为加强专制集权的君主所不容。而据司马迁记载，自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史记·游侠列传》)。这些崛起于闾巷草莽的布衣之侠，尽管也遭到不断压制，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绵延发展下来。
总之，先秦时期的游侠大都身体力行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侠者特质，从而开启了后世漫长侠义文化的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