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荣任中国第一所国立现代化大学——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蔡元培先生,采“教授治校”之大学改革理念,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大学精神,改革传统北大,使其脱胎换骨为现代北大,进而引领中国其他大学步入现代大学轨道。这无论是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抑或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都可谓功莫大焉。因此,研究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对于北大乃至其他中国著名大学通过系统改革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或学科将有着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蔡元培;北大治理;改革理念;高等教育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0)06-0026-06
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现代化大学,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从近代化到现代化的足迹,可以说是一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缩影”。北京大学既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肇始,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启基,尤其是蔡元培以“教授治校”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改革传统的北大,加速了以北大为首的中国国立和公立大学的现代化进程,其北大改革理念及其具体策略尤应为当代我国有志于通过改革建设世界一流和高水平的大学所借鉴。回顾1923年前,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建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为突破口,坚持“教学以培养人才、科研以服务社会”作为新北大的核心功能,这似乎契合了2010年4月15日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基础上,“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以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1]。
一、 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的初步考察
从人文教育学和人类文化学的视野来考察,蔡元培之于中国教育的贡献以及由此给予中国人乃至中国社会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所谓要职及在此要职上的改革,而在于他借鉴德国“洪堡思想”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北大改革实际相结合,四次主政北大、改革北大的三轮实践以及在实践中所依循和创新的改革理念。众所周知,北京大学的前身——建立于1898年11月的京师大学堂被广泛认可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其历史地位仅与西学东渐、科举革废、书院改制等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相仿,但它并未承担起引领中国传统准高等教育从近代化到现代化的历史转型,直到蔡元培“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①,将封建官僚气
息浓厚、等级森严、落后的北大改革为现代、学术气息浓厚、民主自由、先进的北大之后,北大才成为拉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旗手”,而同时期其他重大事件则与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不可同日而语,毕竟“思想的解放是一切解放的前提”。因此,探讨蔡元培改革北大理念及其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让我们以“现实返照历史”的方法去重新解构那个特殊时期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及其来源、蔡元培将大学理念付诸北大改革的丰富实践以及“蔡氏北大改革”(以此区分2003年北大改革)对于当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而且蔡元培改革与运营治理北大的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若干世界一流学科或研究领域以及一大批区域性高水平综合大学的时代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
二、 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的新诠释
蔡元培改革北大,主要是在1917年1月4日—7月3日、1917年7月23日—1919年5月8日、1919年9月20日—1923年1月17日3个时间段。总体而言,其北大改革理念来源于欧美(德法日影响最大),初步实践于《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早期文本。该法令确定了大学“教授高深学术”的宗旨,作了“学”与“术”的分离,确定了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确立了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采取“教授治校”的制度)和《大学规程》,定型于第一次北大改革(欧美高教思想中国化),完善于第二次北大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延续于第三次北大改革,改革理念兹述如下:
(一) 第一次北大改革理念: 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改造学生
1916年9月下旬,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具名请尚在欧洲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蔡元培于10月2日离开法国回到上海。鉴于时下各方对北大腐败的定论,因此同盟会朋友们劝他不要去,担心“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自己认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在孙中山的鼓励和部分朋友的支持下,蔡元培进京后,对于“整顿北大的办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和走访,认为首要者在于改变学生的观念,次于教师队伍,再为教学管理制度。
老式的北大学生,自认为是“老爷式”的学生;老式的北大,被他们认为是“升官发财之阶梯”。而自1912年北大校长“走马灯似”地更换,加速了北大校政的腐败,加深了学校官僚的积习,加剧了学校制度的混乱,加快了学校教员的堕落,陈腐的、封建的文化在北大根深蒂固,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使得北大封建气息特别浓厚,俨然一“官僚养成所”。为此,蔡元培在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言“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二曰砥砺德行。希望“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品行不可以不谨严”。三曰敬爱师友。认为“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互相劝勉也”。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蔡先生这一演说,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向旧式的“官本位生”宣战,向新式的“定宗旨生”宣言,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以期将来报效国家。蔡先生这篇在北大沉闷的空气里发表的新鲜的宣言书,让北大学生明晰了读大学的目的,不断养成良好的学风,渐进地改变了北大的校风。通过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反过来熏陶学生追求进步,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新式人才,这是蔡元培吸取康梁改革缺乏新式人才而失败的教训的必然结果。
(二) 第二次北大改革理念: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兼容并包主义”改变教师
1917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各方力邀下复职,继续北大未尽改革。蔡元培在首任北大校长时曾说:“大学学生,当以研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氏改革北大前,教员中多封建守旧人物,尤其是文科,安徽桐城派、浙江文学派教育占绝对优势,浓厚的封建思想占支配地位,而在学术上、思想上因循守旧、毫无生气。法科教员中,多为日本留学生,常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思想,而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脱节。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大之所以声名狼藉,“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为此,他决定从“兼容并包”的方针出发以延揽各方面人才来充实北大的教师队伍,焕发大学教师的生机与活力,于是,一大批有先进思想的“新派”教员来到北大执教,其中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正合了他后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教师思想。在裁汰冗员、旧员,延揽新师、大师上实践洪堡大学须延聘最好教师的思想,新教师的到来,扩大了世界学术前沿范围,提高了学术研究水平,拓宽了学生视野。蔡元培改变教师队伍来源和结构的做法,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亦遭到守旧派及复辟派等的干涉和反对。正如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保守派学者林纾在报上发表了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诽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蔡元培,幻想借助于荆生(即徐树铮。辛亥革命后,林曾入北洋军阀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以镇压革新派。1919年3月18日,又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责备北大教员“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又于《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中指责蔡元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对此,蔡先生写了《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驳斥了林纾的无理指责,并宣布在北大有两种主张: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2]
蔡校长“兼容并包”方针是:“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大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此方针指导下,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北大各门各派教员在学术上各抒己见,不但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氛围,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北大教师改革之后,一时间人才济济、大师云集,青老师生,新旧学者,聚于一校,各展所长。自此,北大遂称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与主阵地,俨然有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稷下学宫”之盛,名扬天下。
(三) 第三次北大改革理念:以制度改革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则”改革管理
1919年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履职,发表《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决定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因此,在他第三次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同时,“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教务、学务都有章可循、有人去办。
第一,大学设立评议会和行政会议。首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1年改选1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订、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消,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在设立评议会的同时,北京大学还成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与评议会相同,不具有教授资格的人不能成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指导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庶务、组织、预算、出版、器械、图书、教师聘任、会计监查、入学考试、新生指导、学生自治等委员会。
第二,设各科(系)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2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及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三,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北大的教务原来一直由各科学长掌握,处于极其分散、封闭的状况。1919年北大废门设系后,蔡元培主持设立了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1人,任期1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
第四,设总务处。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调动了各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状态,推动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
在教学体制改革上,蔡元培主张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应偏重于研究学理。1921年8月,他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中说:“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3]于是,蔡元培将第二次改革形成的文理法三科大学的学科界限撤销,取消学长制设立系,实行选课制,重视研究生教育(北大研究生教育之父),招收女生,推行教育平等,为已成现代高等学府的北大建立起了良性大学教学和治理运行机制。
概括地说,蔡元培三次改革北大的理念,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淡化了北大的党政化和行政化,凸显了北大的教学和科研理念,将传统的北大“脱胎换骨”为现代的北大。
三、 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与中国大学现代化转型
蔡先生三次改革北大的实践及其指导大学改革的理念,奠定了北大乃至中国大学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与文化创新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影响深远。一般而言,高等教育现代化或曰大学现代化,表现的是自然科学课程进入大学课程体系导致的大学从量到质的不断变化,核心是大学理念从“育官之所”到“育人之所”的转变,从而使得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成为中国大学的核心职能,以期完成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而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型即代表着中国高教的现代化转型。
第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蔡元培在第一次改革北大时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阐明了大学的本质和定位,界定了大学的目标和追求,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大学理念在北大改革上的经典体现,它促进了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南洋大学)、山西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等传统的中国大学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理念转型,从此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序幕,起到了培育新风尚、开化新民智的巨大作用,引导了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现代化。
第二,大学者,学术大师聚集之所在。蔡元培在第二次改革北大时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春秋战国之所以人才辈出,关键就在于出现了一批大师;稷下学宫之所以名留千古,就在于它当时集中了各领域的大师。正如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大学重视教师的选拔、重视大师的延聘、重视教师的学术争鸣,就成为大学开始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师资的现代化。
第三,教授治校为大学的核心治理理念。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主张采用德国大学的办学方法,认为德国诸如柏林大学等现代大学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教学、科研成就,这“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试看蔡元培第三次北大改革,着重管理体制的改革,结果实现了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思想,教授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动力,而真正懂得学术的人开始引领学校向前发展,北大的管理制度也日臻完善,封建衙门作风荡然无存,管理部门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成为其他大学的借鉴模式,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的现代化。
第四,大学教学应适应培育英才之需。蔡元培认为,北大作为全国教改的示范,第二重要在于用新式教学体制培育新式人才。为此,他决定采用选科制、废门改系、文理兼修,从强求一律到发展学生个性。北大实行选科制后,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个性,培养专门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说:“中国学者蔡元培致力于将洪堡大学模式引入中国。”[4]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的观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文科学生要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要学习一些社会科学知识,而大学课程的质变恰恰是衡量高等教育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分水岭”[5],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课程、教学及人才培养制度的现代化。
四、 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的现代价值
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一代杰出的大学管理家、民族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是形成了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学术自由,言论开放”的倡导,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为中华民族保护和培育了一大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他的这些丰功伟绩,我们不能忘怀!他以教育家的使命改革北京大学的勇气,以教育家的承担创新大学的改革理念,以教育家的追求突破大学的行政羁绊,当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难得的精神财富。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勇于创新,鼓励试验,对办学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这就启示高校改革要大胆突破行政坚冰,落实教育家办学,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回归和超越,大学才会有活力,有活力才有可能办出一流教育,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6]。
大气、大师、大成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标志,蔡先生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北大的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绩,为北大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成为北大学子心目中一面永远的精神旗帜。2010年,适逢蔡元培先生诞辰142周年纪念日,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的参与者,抑或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无论是高等教育的学习者,抑或是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回望90多年前蔡先生在北大波澜壮阔的划时代改革,回顾80多年前蔡先生改革北大取得的惊天动地的成就,作为后来人,“抱定先生宗旨、传承北大精神”——大学应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场、大学应是大师云集之所、大学应是学术自由之地、大学应是培育杰出人才的摇篮、大学应是教授治校的飞地——当为对蔡先生及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学改革理念的最好诠释与纪念[7]。艰辛成就伟业,奋斗创造辉煌,一直被视为世界一流大学精神之普适性原则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必将引领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优秀大学,使其在21世纪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或是拥有世界一流学科、世界一流教师、世界一流学生及世界一流成果的杰出大学,为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卓越大学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EB/OL].(2010-01-21)[2010-02-28]./2010lh/zhibo_20100305a.htm(2010-3-5).
[7]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与现代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30.
(责任编辑朱漪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