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3年秋季从晋察冀边区调赴延安的,分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
当时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带了一批干部去了东北,由习仲勋同志接任书记。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被新疆盛世才关押的一批干部重获自由后回到延安,其中马明方被分配到西北局担任副书记,组织部长是马文瑞,宣传部长是李卓然,秘书长换过几个,有张邦英、张德生、曹力如,城工部长由秘书长兼任。
西北局机关在人员编制上更是精简,各部都配备了几名干事,下边没有科或处的设置,只在秘书长下设了一个行政处,处下设了总务科、生产科,整个机关也就是八九十个人。那时党组织还处在秘密状态,但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大的运动是以学习开始的,如延安整风运动。第一阶段是学习阶段,指定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再进入检查揭发批判阶段(后来康生把运动扩大化,搞了个抢救失足者)。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还组织学习了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开始我还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习国民党文人的文章,学习后才知道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占北京后,将领贪图享受,居功自傲,争权夺利,腐化堕落,不顾人民利益,不求进取,不讲政策,特别是战功卓著的大将刘宗敏,夺取了边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激怒其引领清兵入关,导致起义彻底失败的教训,以此来提高干部的革命觉悟水平。
生活紧张 物质匮乏
延安的作息时间是很紧张的,早上前两个小时是学习时间,或自学或不定期召开学习讨论会。讨论题目都是会前布置,从而能有准备的发言。白天除了中午有一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外,都是办公时间。晚上或工作或学习或生产,多由自己安排,每天晚上10点熄灯。没有礼拜天,只有礼拜六晚上是休息时间,俱乐部有时组织舞会,但会跳舞的人很少。有小家庭的只有这天晚上可以团聚,晚上回,早上起床后又去工作单位上班。多数人会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或在一起聊天,办点个人私事。生活安排的既紧张又愉快,没有一点艰苦的感觉。
延安的生活也是非常节俭的,办公大多用的都是毛笔,用的纸基本是边区自己生产的马莲纸,用的信封是用旧的《大公报》报纸糊的,照明用的是延长产的原油,只有首长才给发马灯、玻璃罩灯和几只蜡烛。吸烟的同志每月发给四两烟叶,不吸烟的不发。每年每人一套单衣,两双单鞋,棉衣被子是检查后按破损程度发给适量的布自己去补,另外冬天发一斤土羊毛,可捻成六两毛线,自己织毛衣、毛袜,每间房每天发1—2斤木炭烤火取暖。因为边区不适宜种植棉花,并且国民党不但进行军事包围,还实施经济封锁,各种物资都很短缺,所以当地有很多老百姓穿的是几辈人留下来的破衣服。那时候也没有津贴,书记、部长每人每月半斤茶叶,两条纸烟,其中一条是招待烟;给民主人士杨明轩发二斤卷烟叶、一斤茶叶(因为杨明轩不抽纸烟)。只为几位首长设立了小灶食堂,其余人员都在大灶就餐。机关食堂每天两餐,吃饭时自由结合,够八个人给打一盆菜,只能吃不能带走,大家都能自觉遵守,没有饭厅更没有桌椅,找块空地围在一起吃。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坚持做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机关非常重视发展生产,每个人都定了自己的生产指标,自给自足九个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行政处下设了生产科以供应办公生活物资,总务科在机关外边办起了菜园、豆腐坊、屠宰坊、磨坊、皮坊,全职从事生产。机关工作人员上至书记、部长,下至一般人员都要采用自报公议的办法制定个人的年生产任务。以小米为标准,低的五斗,高的两石,一斗小米是延安的33市斤(延安用的秤,市秤是16两,但很多东西交易都用大秤,相当于市秤的一斤半,俗称叫“折半秤”)。交任务的方法灵活方便,米有米价,菜有菜价,交钱或交物,一律按市场价折算成小米,当时延安的物价是很稳定的。
到了1943年,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群众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机关人员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当时已经能吃饱肚子。由每周一顿白面、一次荤菜,逐年改善到每周两次白面、两次荤菜,到了1945年已经是每天一顿白面,隔天一顿荤菜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后来还常常提起过去吃不上饭的情景,当时筹措到一点粮食连加工也来不及,就直接煮着吃。尤其是黑豆,人吃了消化不了,经常出现拉肚子现象,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叫苦,都很乐观。
护送儿童 患难真知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后,西北局先转移到真武洞一带。后来发现蒋介石的野心很大,不但要占领延安,而且妄图消灭第一野战军,占领整个陕甘宁边区,所以决定立即转移。但是西北局的档案隐藏在离真武洞15华里的西寺沟,如果落入国民党手中,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行政处史唯然处长派我持首长的亲笔信去找档案保管人杨雨亭、杨雨霖,命令他们销毁全部档案。时值深夜,我问清方向后匆匆上路。为了防狼,我把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上(不敢用枪怕暴露目标)。当经过一个小山村时遭到五六条狼的围攻,情急之下,赶紧背靠墙,免去后顾之忧,稍加镇定,看准一条扑得最凶的狼,对准它的头部狠狠用皮带抽去,正好抽在它的头上,狼受伤后嚎叫了一声向其它地方跑去,我趁乱赶紧冲了出去,逃离了狼口。把信送到后,我按照事先被告知的机关转移的方向,离开西寺沟。
寻找机关的路上,在一个山坡上遇见一群小孩嬉闹,一看服装,知道不是农村小孩,上前一问,原来是边区保育小学的学生,并且都是西北局机关干部的子女。学校在战争环境下,无力照管好他们,在转移的途中失散了。他们是马新茹(马文瑞之女)、张海荣(张秀山之子)、刘期娥(刘旭福之女)、张健(张耀宇之子)、李金玉(李万春之子)、习富平(习仲勋之子),他们很小,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如果被国民党军队碰见那后果就无法预料了,我责无旁贷地领着他们一起去寻找机关,倒是给我添了六位同行的伙伴。
一路上不时有飞机盘旋侦查,这么小的孩子每天都要跟着我走几十里的山路。一次过一条河的时候,小期娥不慎落入水中,身上棉衣棉裤全湿透了,很可怜。当找到休息的地方时虽然这些孩子都很饿,但更加疲乏劳累,倒头便睡。虽然找到了吃的,拉起这个那个又躺下了,但是不吃东西又不行,急得我没办法只好在他们屁股上打几下,灵醒了吃点东西,尽快赶路。边区的老乡真好,都是尽量给孩子一些好吃的,吃完饭后打个吃饭的白条就走了。
一天途中遇到了机关的骆驼队,队长是梁瑞亭,这下好了,孩子们有骆驼骑了。期娥太小,我抱着她骑着一头骆驼。孩子们骑着骆驼,乐不可支,忘乎所以。在一个悬崖边,张健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幸亏他反应快,及时抱住骆驼的脖子,才没有摔下悬崖,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转移中的机关单位,我悬着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到了机关,孩子们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行军转移途中,首长们工作繁忙自顾不暇,无力照顾他们,组织上只好又派我照顾这些孩子。好在和这些孩子有过十来天的相处,他们还都很喜欢我,十分听话。组织上还给我们配备了一匹瞎马和一头毛驴,说起这匹瞎马还有来头,是前西北局书记高岗的坐骑,在一次赛马会上刚跑下来,误给马喝冷水造成了眼瞎。孩子们有了牲口骑,也带来了新的矛盾,他们都愿意骑马不愿意骑驴,互不相让,没办法只好排了次序,估计好差不多的路程,轮番换着骑马。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转移的路上是很危险的,但是有他们在身边也给行军的路上增添了不少快乐。
长途转移 落脚碛口
随着战争的发展,西北局随彭德怀同志领导的西北野战军组成前委。我在行军途中得病被送往医院。病愈后我被派到西北局设在志丹县的保安农场(后来改为家属队)担任会计。家属队秘书邝明调走后,由我兼任秘书。
所谓家属队,实际上大多数是在职女干部,因为孩子拖累或体弱不能适应战争环境而集中起来的。西北局首长及主要干部的家属及子女都在其中。这些人里包括习仲勋同志的家属郝明珠及子女习和平、习富平;马文瑞同志的家属孙铭及儿子马小文、马小瑞;张德生家属王文及女儿张小明;陈英及女儿杨苟苟等。此前他们已经被转移疏散到西北局在志丹县办的保安农场,都被分散安置在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这里也并不安全,前委又给志丹县委发电报,命令农场组成家属队火速向绥德方向转移。仅有的四匹骡子分给了几个身体虚弱、孩子又小的家属,其余人都是徒步跋涉,非常艰苦,大家一路上团结互勉,克服困难。
转移途中,有天中午到了子洲县的白庙岔,正遇上国民党的飞机空袭。大家纷纷躲进了窑洞,有些行李还来不及搬进窑洞。当时就有个别行李驮子被子弹打得冒烟着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空袭过后,也没有多休息,赶紧启程,以免人多目标大,再生事端。我们保护着家属队所有人员及所带物品继续转移。后来到了吴堡县的岔上小村,黄河就从村子旁边流过,河对岸是山西的碛口,这里是个大的渡口。家属队就从这里渡过黄河,来到碛口东边十余里的山上焉头村,在此驻扎下来。
在这一阶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党对干部学习教育的重视。党的组织生活严密、健康、生动、活泼。党的小组、支委会都有定期的生活会,在会上提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我批评。会上每个人都自觉认真地检查自己这段时期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做得不够完善,不管是思想上,还是工作、生活上的都畅所欲言。批评者与人为善,治病救人;被批评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能正确对待。比如家属队有一次召开的支委会生活会上,大家对组织委员马作贵业余时间只顾生产纺线,不学习文化这一事情提出批评帮助。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了改正的决心。大家又帮助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指定了帮助他学习的人。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个原来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基本上能看报纸阅读文件了。
1948年,延安解放后的六、七月间,家属队才由山西碛口启程返回延安,虽然路途艰辛,但这是胜利返回,所以一路上欢歌笑语,苦中作乐,无不喜笑颜开。
返回延安后,西北局住在原党中央所住的王家坪,女干部们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家属队改成了招待所。行政处长史唯然没有回来调走了,生产科长赵新民调任行政处长,我也调回了行政处担任秘书,和处长赵新民两个人一起住进了原来是叶剑英同志办公兼宿舍的一间三十来个平方米的大瓦房里。我们自己动手将其隔成两间,并用高粱杆、旧报纸糊了顶棚,虽然没有窑洞住起来舒适,但比窑洞明亮了许多。
我在这间瓦房里工作学习,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才离开战斗、生活、学习了六年的革命老区,去了西安。
离开延安 迁驻西安
1949年西安解放后,西北局分批迁往西安。大部分是随军前期进入,我是第三批随家属和小孩子们去的。这次行军条件大为改善,坐的是机关唯一的老掉牙的十轮大卡车,由于延安没有汽油,改装成烧木炭,二十多人,加上行李,挤了满满一车厢,出发后得知黄陵这条线路敌情紧张,就改走宜川。烧木炭的卡车马力不足,走平路还凑合,遇到爬坡就十分艰难,有时人就下车走,以减少载重量,甚至有时还要帮助推一把,加之车辆老旧,一路上经常抛锚,停停修修。一天正午,车行到塬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没有树木遮阴,骄阳似火,炙热难耐,大家取笑说,“今天太阳好、晒了虫不打。”一直晒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修好,司机累得大汗淋漓。车开动后起了风,凉快了许多。途中又逢“二马”的部队妄图反扑西安。那时的通讯不是很方便,消息传达不及时,我们边走边打听消息。当过了蒲城快到渭南的时候,正好遇到杨得志率领的十九兵团向西安开进,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西北局机关进驻西安后,住在了建国路雍村的一座宅院(是接收国民党复兴社的官僚资产)。这时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因为彭德怀和贺龙同志都在军队,实际是习仲勋同志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仍为组织部长(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为张稼夫,城工部改为统战部,由汪锋任部长,秘书长是武开章,原秘书长曹力如被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西北局机构和编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员大量增加。各部下设处,处下设科。如秘书长下就设了秘书处、行政处、机要处,处下都有科,如行政处下设总务科、生产科、审计科、保卫科、汽车队、招待所、卫生所、托儿所等。
西北局机关到西安后仍保留了很多延安时期的规章制度。比如个人办公室也就是宿舍,虽然逐步有了津贴费、包干费等,但在全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后,西北局仍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直到西北局撤销不久才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有了津贴,不久又有了40斤小米的包干费,津贴又分为县以上或以下两个等级。机关除了首长小灶食堂,又为担负某些职务、工作一定年限的人员设立了中灶食堂,大灶食堂也有了餐桌。
新中国建立后,转入经济建设,根据党中央指示,局机关更加重视干部的文化、理论教育。在省委党校附设速成中学班,把文化程度低的干部经短期脱产学习达到中学的文化程度。晚上办各种文化学习班,鼓励干部自发学习,提高文化水平。组织在职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并按照不同的文化理论水平,编为初级、中级、高级组,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学习。中、初级组多以自学为主,小组讨论为辅,加以必要的辅导。组织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理论、经济建设理论。建立了学习制度,经常组织大型理论学习辅导报告会、形势报告会,主要还是自学阅读文件为主,小组讨论为辅的学习方法。学习气氛浓厚,政治生活丰富多彩。当然那时的政治、经济理论学习内容,除了毛泽东著作、社会发展史外,多以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为主,那时经常在莲湖公园安上大喇叭,请那些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做辅导报告,还经常讲国内外形势,以开阔干部们的视野。
当年的学习热潮,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受益匪浅,所以直到现在还怀念那时浓厚的学习氛围。(本文由中共咸阳渭城区委党史办叶鑫根据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