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秋天，关中大地上是一片刚刚收获以后的清爽和辽阔，在从西安开往秦岭的长途汽车上，我凭窗而坐，陶醉地欣赏着沿路那挂满金黄的玉米和通红的辣椒的农家院落，一面坡的房子（冲着院子里的房顶面积和倾斜度都比向着后面院外的方向的房顶大很多）前面，坐着老人和孩子，用胯骨顶着洗衣服盆行走着的小媳妇在透明的阳光里和旁边的人说着话，说着说着突然都弯着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互相看着，最后终于蹲到了地上……陕西的乡间正沐浴在收获之后的清静中。路边上那类似葡萄又明显比葡萄的叶子大很多的大面积栽种的藤本植物，是那些年里在内地还比较新鲜的猕猴桃。它们被从秦岭高耸的山峰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正为人们提供着一批一批表面上暗黄青灰吃起来却汁多肉厚的果实。汽车在河边的小村口上停了下来，上来一个带着一个沉重的竖型大帆布兜的小伙子，敞开的兜口里露出几个圆形的白铁皮的盒子，盒子上贴着印刷体的名字，这是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电影拷贝。什么片儿？有人很有兴致地问；那小伙子在重新颠簸起来的车上眯着眼睛回答说：韩国片儿……
在我所目睹的这个景象以前七十年，在这片陆续有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饱含感情地描绘过的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连环画《火红的山丹丹》中所讲述的故事（地理上虽然同属一个省份，但是故事发生地要偏北一些）。一个命运悲惨的流浪艺人，在经过了重重苦难以后，被刘志丹及其队伍所收留。应该承认，这本连环画小册子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为刘志丹“树碑立传”的意味的，他在历史上至今存疑的死去方式在公众心中是有一种冤屈的成分的。对他的怀念与记录在被限制中反而会以各种边缘化了的隐讳方式出现。刘志丹及其队伍在这本连环画里自然是革命者的身份，是历史具体的情境中的希望所在；但是从象征意味角度解读的话，却也不难将其看作地方话语系统中的进步势力，也就是有可能改变那一方土地上的作为个体的穷苦人与作为集体的穷苦人的命运的希望所在。人类生存所要求的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最基本的温饱权利、最基本的生息自由，在这一片土地漫长的历史上，其失其得其曲折，从来难矣。在连环画中这个最具体的特定故事里，我们分明可以望见其前其后都可称漫长的象征意味。
这个故事里的陕西风物特征之物，不是我在七十年以后所见到的玉米辣椒猕猴桃，更不是那晚将在某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上演的韩国电影，而是在当时很常见而在七十年后已经比较罕见的野生的山丹丹花。山丹丹俗称山蒜，根茎是一个圆圆的蒜包，花朵格外艳丽，分叉的瓣和吐蕊的芯都是大红大红的颜色，在绿色的大地上非常显眼。不过，大量增加的人口和广泛的化肥应用，还有那花朵本身的装饰作用都使它们在平原上的野生环境丧失殆尽。连环画《火红的山丹丹》中，山丹丹作为贯穿始终的象征多次出现，从一开始的大旱之年里的“只有山丹丹花顽强地盛开着”到母亲跳崖而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的山丹丹，从山西返回陕西过了黄河重新看见的山丹丹到最后走近刘志丹的时候“火红的山丹丹开遍大地”，山丹丹花在书里出现了四次。它是那个年代里，那一块土地上的生息着的人们的一种物喻之体，很恰当地将那种在最恶劣的人文与自然环境里生命的顽强托喻了出来。主人公锁娃在悲惨命运——父亲被逼租的地主打死、妹妹被卖掉、自己被烧瞎了一只眼睛、母亲跳崖、同行的异姓姐姐被霸占以后自尽——面前的反抗和生存是对那块土地上的人类成员的集体状态的描述，七十年以后，历史认识价值之外，更有人类在面对各个生活阶段里都有可能遭遇的普遍灾难的时候的提示意义。恶霸式的人物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制度的名义之下的贪赃枉法和草菅人命其实从古而今都并不罕见，锁娃在七十年前的挣扎与抗争对今天明天的不幸者（从理论上讲在人类聚居的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是不幸的候选人，而不幸尤其喜欢那些无钱无权的底层人民，衣不蔽体、沿街乞讨的命运或者并不直接降临到所有的人身上，但是肉身的饥寒交迫与心灵的压抑愤怒又何尝有什么苦难的等级之别呢）并非没有任何提示意义：只要坚持，只要活着。
山丹丹作为喻物的意义当然是明确的（故事里“闹红”的说法，和刘志丹的名字都直接与其对应），但作为风物特征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窑洞和羊皮筏，竹笛和三弦（他们的形象让人想起流浪艺人的经典，瞎子阿炳，锁娃们在流浪中奏响的一定是和那南方幽咽的二胡异常地协调的民族哀音；流浪艺人的演奏从来都是民族最真实的声音），饭馆的大柜台和街口上的石牌坊，干粮袋儿和水葫芦，都和山丹丹一起构成了陕西山西一带既往人文与自然生态的画面留存，而类似渡口老人免费让那一对十二三岁的异姓姐弟过河逃荒的那样的画面（第14幅），在很好地记录了这种物的旧用的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幅固定的人类辛酸的影像记录，怜悯与悲惨相连，未着一字的场面里，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事情很多很多。连环画的第8幅，画的是再无力让孩子们吃上一口野菜饭的母亲，送两个孩子出去要着饭投奔远在山西的亲人的场面。绘画者将枯藤老树昏鸦的那种士大夫们的经典悲凉运用到了两个孩子身上，破衣烂衫、哭哭啼啼的三个人都将脸掩得紧紧的，生离死别的事情正在两个今天在我们身边应该上小学六年级或者初中一年级的花季少年身上发生着。七十年后的今天，一百年一千以后的明天，当故事本身的现实效果已经必然的暗淡了的时候，正是这些画面使连环画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它是地域的风物记录、民族的生活史迹、人类的心灵线索。
（《火红的山丹丹》，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徐礼贤编文，邓家驹绘画，印数490000，64K，定价一角）